【大纪元2017年11月01日讯】编者按：文革后，为了回避和压制当时国内清算毛泽东罪行的浪潮，邓小平力排众议，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针对大跃进，用中共集体都“头脑发热”这句话，一笔带过了造成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共产极权罪恶。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副元帅，毛泽东大跃进路线的执行者，邓小平难辞其咎。保护毛泽东这面大旗，邓小平恐怕另有隐情。
“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宏图，要有‘好大喜功’”
1956年秋冬，周恩来和刘少奇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投资过热的现象，进行经济调整，以求平稳发展。邓小平倾向于支持这种“反冒进”。
但随着党内整风、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加之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邓小平访苏后，毛泽东受到苏联科技发展与赶超美国计划的蛊惑与刺激，决心“赶英超美”、“东风压倒西风”，邓小平深受影响。
1958年初，毛泽东决定在中共高层内部进行整风，认为“反冒进”阻碍了经济发展，替右派提供了攻击党的口实。
在1958年1月杭州、南宁中央工作会议、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4日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断高调抨击“反冒进”，鼓动与会者展开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由支持“反冒进”转为检讨自己对路线斗争有模糊认识，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高调支持毛泽东的反“反冒进”。他说：“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宏图，要有‘好大喜功’”[1]
成都会议后，邓小平提倡“学毛主席的著作”，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邓说：“应相信毛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这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吹捧的，“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遥相呼应。
邓小平负责在中共高层大范围传达会议整风精神。
领命大跃进，以党代政，权倾朝野
随着紧锣密鼓备战大跃进，毛泽东把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提拔到了领导一切的高度。1958年2月17日书记处会议上，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
为加强书记处的力量，扩充其以党代政的权力，书记处开始管理经济工作，并把李富春、李先念从国务院调入书记处，增选地方大员柯庆施、李井泉、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
八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陈伯达任总编，邓小平任主编。这是毛为他的大跃进所做的理论准备工作。
1958年6月8日，邓小平收阅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及批示，毛在通知稿上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个通知把原先归国务院管的事务实际上归书记处领导，所谓“五口通商”。[2]
由此，身兼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成为既参与最高决策又负责部署执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人物，权倾朝野。
1958年9月5日，为了突出邓小平的国家领导人地位，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增挂林彪、邓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将邓小平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像同时挂出。
负责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一高再高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借口放权地方，成立经济协作区，驱动诸侯；以钢为纲大炼钢；发动群众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作为运动的参与和推动者，紧跟毛的步伐。
1958年6月，毛泽东致函邓小平，要他搞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1958年6月18日晚，邓小平参加毛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由八百万到八百五十万吨改为一千一百万吨，将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二千五百万吨。”[3]
在7月11日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以土高炉形式大炼钢，断言鞍钢、包钢、武钢等大企业不能完成生产任务，提出：“大中小、土洋、中央地方遍地开花……全国搞上万的高炉”，产量“一下就上去了，轻而易举就上去了。”7月19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鼓吹土法炼钢，“这个办法灵的很”，“苏联拼老命每年只增产300万吨钢”。结果，连军队都造起了小高炉。[4]
经过邓小平两个月的努力，在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58年钢产量1070万吨和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21日，邓小平在会上指出，1958年的钢产量目标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
北戴河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提出，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15000亿斤，棉花15000万担，钢8000万吨，煤9亿吨，棉纱1600万件，五年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重大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
邓小平受命于毛泽东，搞出了这个所谓“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五年计划”。
为大跃进从北往南吹风蛊惑
为争取实现计划目标，9月2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要从北往南鼓动。同时，中央书记处密集开会研究，屡次下达命令规定进度。9月5日，书记处举行全国电话会议，向各省领导人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邓小平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赴东北工业基地、河北省、天津市、西南等地，为大跃进吹风蛊惑。
首站到达黑龙江。9月17日上午，黑龙江省委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下午，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口气豪迈地说：我们不仅要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吉林省，邓小平鼓动省委，搞钢铁就是搞共产主义，是战略任务，搞起来再说。寸铁不产的吉林，1958年仍有铁30万吨、钢5万吨的重任。吉林省委焦头烂额。
9月下旬，邓小平和李富春到辽宁鞍钢视察，鼓动鞍钢一定要超过上海，要把红旗插起来。邓、李走后，鞍钢大放炼钢卫星。然而，由于鞍钢不管不顾生产制度，造成重大生产事故不断频发。
邓小平在视察时还特意关注自己提出的小高炉情况：在黑龙江双城视察炼钢小高炉；对于吉林省为了炼铁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炉的技术问题，他具体指示：可以组织大学生下去指导；在广西柳州、四川绵阳视察土法炼钢，看到群众人山人海、火光冲天，邓喜形于色，大加赞赏。
河南“插红旗”，山东“拔白旗”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说不怕帝国主义怕教授是怪事，要敢想、敢说、敢做。“拔白旗、插红旗”就是党内整风和思想改造，为“大跃进”扫清障碍。
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张稳健，省长吴芝圃主张激进，两人常年倾轧不让。“大跃进”来了，吴对运动的弄潮与死忠，得到了邓小平的欣赏。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向吴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吴得了邓的口谕，一回到河南，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挨整、株连者达20万人。毛和邓对这场批斗不仅没有制止，书记处还给了吴要斗透、反复斗的指示。
山东第三书记兼省长赵健民曾效力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助邓兴建了成渝铁路。赵健民与山东第一书记舒同有不同意见。“大跃进”整风批斗中，邓小平要赵健民充当山东党委整风的“反面代表”，目的是配合中共在干部队伍中进行整风再教育。因此，赵健民在批判初期，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作了适度的检查。然而，赵很快发现事与愿违，自己每一次的低头检查都会成为下一次升级批判的罪证，愈演愈烈。
赵健民在后来的省党代会上愤而为自己申诉辩驳，差点使邓小平的整风方案泡汤。坐镇该会议的谭震林，挺舒批赵，大骂赵健民。1959年初，邓小平再次传话给困兽犹斗的赵健民：适当检讨，保住党籍。赵才就范。文革后，赵向书记处提出平反，如石沉大海。
（待续）#
注释：
[1]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435页
[3]同[2]
[4]同[1]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