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夏墨竹报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事件”的主角黄帅于12月10日病逝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在40多年前，做为被《人民日报》肯定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黄帅的名字曾家喻户晓。
“黄帅事件”
1973年，12岁的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9月7日，黄帅应语文老师的要求，写了一篇日记。她在日记里给老师提了意见，本想得到表扬，不想却被老师粗暴批评，由此师生产生了矛盾。
黄帅的语文老师齐鸿儒，也是班主班，当时是20多岁的小伙子，刚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关村一小工作没几年。在他看来，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齐鸿儒说，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件事只是发生在师生中的一个小风波。”他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风波”很快就演变成打砸毁的政治运动。
黄帅的父母介入了女儿同老师的争执。黄帅父亲还找了学校和海淀区教育局，希望给女儿调班，但未能成功。
接着由黄帅签名的信被发给包括《北京日报》 在内的首都多家报纸，信中称“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事先准备挨整。”
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正是当时中共所需要的。于是，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就成为了一个突破口。
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谢静宜给黄帅的批复是：“（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北京日报》按中共指示，于1973年12月12日发表了黄帅来信以及日记节选，并加了编者按语，将该问题上升到“肃清教育战线修正主义流毒”的路线斗争的高度，赞黄帅是“反潮流英雄”。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并另加编者按语。报导称像黄帅一样的青少年有成千上万，并呼吁他们加入这场教育斗争。
《北京日报》评论则进一步提醒所有的“反潮流小将”不要把斗争局限太窄，指出虽然“黄帅事件”是始于批评老师的态度，但“教育界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远远超出这些。
在党媒的造势下，几天之内，12岁的小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由不得这位小学生和她的班主任了。
半个月后的1974年1月18日，中共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打倒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黄帅式反潮流英雄”。
小黄帅吓病了
这一下，刚刚复课的学校又炸开了锅。因为“黄帅事件”，本来被整得极为混乱的教育系统犹如火上浇油，短短几个月内，北京学校的玻璃几乎被砸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被砸坏不少。“革命小将”们竟然往教师椅子上抹粪。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老师再次成为被打击对象。小学生们连夜写大字报，糊满整堵墙。所有的老师们都战战兢兢，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管理，都有被上纲为“复辟师道尊严”的风险。
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时，齐鸿儒精神压力非常大，学生们骂他 “气葫芦”或者“气糊涂”。刚开始他很接受不了，“我觉得我是为学生好，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了呢？”他见人就说。
“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但后来还是认错了，因为如果再顶下去，可能就得离开教师队伍了。”他说。
所幸，在“认错”后，齐鸿儒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他虽然想不通自己的行为会被上纲上线到那种程度，但他心里明白，这也不能怪一个12岁的孩子。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几个月前出现过一次，那个叫张铁生的“白卷英雄”已经红得发紫，可是被捧红的小黄帅却被吓病了。齐鸿儒因此还到她家里去看了她。
几乎一夜之间，小学生黄帅成了大人物。这名“革命小闯将”在中共的力捧下成了一个政治符号，树立的典型。她做过报告，上过新闻简报，甚至参加国宴，成了举国皆知的政治红人。
许多人命运改变
然而许多人的命运，因“黄帅事件”发生了改变。
由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被当局强力扭曲颠覆，教师们大多不再敢约束学生，否则轻则被打倒，重则丧命。学校也不再将教学当作核心工作。多少中小学生在“反潮流运动”中荒废了学业。
当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后，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给黄帅写信，要她“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借题发挥？”
中共为此抓狂，却不敢将此信发表搞批判。他们后来制造了“王亚卓事件”来泄愤。
1974年1月1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和邢卓，当晚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质疑“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
不久，他们收到黄帅的亲笔回信。黄帅说“我年纪小，不成熟，很多问题不明白，想给你们继续讨论。”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还想继续写信给她。
然而2月21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上，赫然读到“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这篇署名“黄帅”的公开信，因为语言太艰涩，黄帅本人几乎都读不下来。
中共随后成立了专门处理“王亚卓”的工作组赶赴内蒙，要求三人对自己的“反动观点”做深刻检查。三位知青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工作组将他们关起来，殴打他们，让他们挨饿。王文尧被隔离批判，后被劳改。与恩亚立相恋数年的女友因压力与其分手。
邢卓是以“王亚卓”名义写信的执笔人。他的妹妹和黄帅同岁，妹妹听说哥哥一夕之间成了反革命，精神受了极大刺激，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住院不到20天就死了。母亲原本有病，受了这个打击，不久也撒手人寰。
父母被批斗 黄帅成政治牺牲品
1976年，毛泽东死后江青一伙倒台，红极一时的黄帅又迅速跌进了命运的谷底，成了反动势力的“小爪牙”。一时之间，批判她的大字报糊满了墙。报纸上也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
黄帅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在单位扫厕所“劳动改造”，后被逮捕，抓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公职。母亲被逼写了十万字检查。15岁的黄帅经常看到母亲因精神不支和严重贫血而昏倒。
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揭穿一个政治骗局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报导。
报导称，当年那篇《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政治骗局：“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的指令下制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小学生的来信’，实际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
历史学家谌旭彬在《黄帅去世了，她曾是中国最知名的小学生》一文中写道：“其实，破坏正常教学秩序并不是黄帅父母的本意——她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学者，她的母亲，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学者。很难想像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会鼓励孩子‘不读书打老师闹革命’。
事实上，那封以黄帅名义（就措词的准确性和成熟度而言，有理由相信黄父参与其中）写给《北京日报》的信，谈的始终是师生冲突个案，丝毫没有触及‘教育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流毒’。”
当然，《人民日报》不敢承认，这场政治骗局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当权者中共。黄帅和其父母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成为了这场政治运动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1979年，黄帅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但消息一经报导后，其入学资格受到质疑，成了当时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最后，在胡耀邦的批示下，黄帅才得以跨进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
念大学时，有一次母亲发现黄帅仍在写日记，她惊恐得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求女儿， “过去你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都掀起了大风波，如今你一个大学生再写日记，我们会家破人亡的。”黄帅只得依从母亲，烧掉了日记本。
80年代，因父亲仍受事件牵连，黄帅又上书胡耀邦。随后，黄父的“结论”被撤销。
“痛”和“怕”
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98年底，黄帅回国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
黄帅在2006年出版的自己唯一的一本著作《黄帅心语》中，谈到了埋藏在“她心中的这多‘怕’”，而这怕，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我不仅仅是怕记者，更怕的是我自己，怕自己对文字的安全性把握不好。”
56岁的黄帅已逝。那个时代也逝去了。但这深入骨髓的“痛”和“怕”，对中国人来说，并未随之消弭，它仍在延伸，撕裂着伤口，并日益深化。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共的罪恶不被清算，中国人的“痛“和“怕”就不会根绝。#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