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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访“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集体大坟场

──四川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罪恶历史揭密

中共当局一向都给少年儿童戴上一顶“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桂冠,可是这埋葬著两千多无辜生命的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却成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集体大坟场,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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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2月19日讯】1957年毛泽东发动所谓“反右”运动,定了几十、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但是在中共的法典里却找不到给这些“右派”定罪的法律依据。于是照苏联的样儿给这些“右派”量身定制了一个“劳动教养”的条例。美其名曰“最高行政处分”。便据此剥夺了成千上万“右派分子”的人身自由,由中共的警察押送劳教场所。就这样无法无天地剥夺了千万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将其变为事实上的“劳改犯”。当局如此扯下“遮羞布”大肆践踏人权后,由于它对内残酷高压,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因而虽如此大肆作恶,却未引起多大反弹,整个中国万籁无声任其宰割。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知详情。这就更增强了作恶者的“胆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叫“刀把子、印把子都在我们手里”谁敢反抗?而极权统治者从来都总是以全民为假想敌,哪怕孩子也不例外。都想要全部牢牢加以管控。

1958年所谓“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开始了。许多家庭中的成年人被强行弄去大炼钢铁背井离乡。丢下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这些孩子有的失学,有的游荡于市井,有的原本就比较调皮,于是有个别人便做了些小偷小摸之类的事。这令家长既十分担心也无可奈何。

这时有关当局便将眼睛盯上了这些孩子,认为这些孩子已成了“不稳定”的因素,甚至潜在的敌人。此时中苏尚未交恶。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还是很吃香的。而苏联内战中收容流浪的少年、儿童被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还拍成了电影《教育的诗篇》在中国到处放映。据说其中还培养出了个叫马特洛索夫的大“英雄”。后来成了被大肆神化的韩战“英雄”黄继光的精神支柱与榜样。一时成为“红色的经典”。中国某些爱管控人已经成瘾的官员,自然不能不有样学样,于是打起了这群处于“脱管”状态或小有过失的少年儿童的主意。想要在中国也搞个“高尔基工学团”之类的东西。把这些孩子“收容”来集中“改造”。此举说不定会一举成名,在那年代就叫:在政治领域又放了个“卫星”。

此时中共警方当局正掀起所谓“公安大跃进”。号召打破常规与框框条条。于是这些丧尽天良的官员便“打破”了起码的法律与社会常识之规,用卑劣的哄骗手段,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了孩子。他们对这些孩子的家长说,“国家愿为你们免费管好这些孩子。让他们进入一个半工半读的学习场所,将他们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当时的中国人穷得叮当响,有这种好事自然如同天上掉馅饼-般。再加当时人们对所谓“党和政府”还心怀崇敬,绝不可能把这些穿着制服的人和拐骗儿童挂钩,甚至想都不敢这么想。许多人便爽快地答应下来,甚至连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稍有疑虑的人,他们便花言巧语加以欺骗。例如在重庆他们便说学习场所就在沙坪埧附近。家长一想,走路去也不过一个多小时,自然放心。谁知最后被押送去的是四川峨边县沙坪农场,一字之易,谬以千里!对个别明显不愿接受的家长,他们便加以威胁说“国家帮你教育好孩子你拒绝,将来孩子危害社会你要负责”!最后家长只好勉强答应。更有的小孩只是在学校翘课、调皮不听老师的话,学校讨厌他们。或者偷了一只钢笔之类的小过失,便被学校开除,公安局立即“跟进”,孩子便落入“虎口”。至于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反革命”或“右派”的,那更会“优先”入选。以上不管哪种情况,只要一被送“劳教”便注定九死一生,万劫不复。

有人说,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在中国大陆更有一大批“学者”、宣传家、帮闭文人,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如何“诱导”人们进行选择性的遗忘。忘记那些官方羞于启齿的亊。这是官方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因而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们,作为关心和支援中国民主进程的知识人,就必须和这些御用的“学者”、文人来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让更多人知道当年那些罪恶的真相。

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炎夏7月,笔者与当年被送往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劳动教养”,近四年历尽苦难,九死一生的“右派”幸存者林宪君教授结伴而行,重新来到这个当年曾造成六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含两千多未成年的“少年劳教份子”)的魔兽之地,死亡之谷。就是为了重忆和揭示那一段已逐渐淹没而鲜为人知的血腥罪恶历史。用我们七老八十的古稀之年,去完成一次公民的社会调研活动。

当笔者与林教授重来大堡时,那天早晨,正值“赶集”。这里是个彝汉混居之地,所以一时之间男女老少,汉人、彝胞在狭窄小街上川流不息人头攒动。我们立即随机向不同年龄段的人以拉家常的方式进行询问。我们先从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男女问起“兄弟(或小妹):你们这里有个沙坪茶场当年关右派和小劳教的,你听说过吗”?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清一色的是“不知道哦”、“没听说过”。或不断地揺头一脸茫然,好像我们在讲外国话似的。有的甚至还反问“啥子叫小劳教啊”?偶尔也有个别年轻人回答“听家里老人讲过一下,但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面对此种情景,我们不得不由衷的佩服,我们伟大的党在控制民众头脑的智慧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苦功夫,而且成效斐然。特别让年轻这一代人的头脑全被“洗”成空白而“纯洁”。自然在他们心中,党和政府也许就绝对是伟大、光荣、正确了!

于是我与林教授改变“策略”,转而去问那些五、六十岁或年纪更大的人。随着年纪越大,知道的人也就越多。他们把“右派”叫“城里头来的读书人”,对“小劳教”他们叫“劳教娃(儿)”,他们说“知道,知道,那些人遭得惨啊!好多都活不出来就死了”。又说“特别是那些劳教娃(儿)更‘遭孽’(可怜)啊!饿死好多啊!一窝一窝的软埋(不用棺木便埋了)在山上,盖的泥巴又少,没几天,尸体便被野兽刨出来了……”这是他们亲见、亲历的,再强势的政治谋略家,也无法把这些罪恶事从他们脑海中清洗干净。

随着我们不断与民众交流,吸引来更多的围观者。他们看见林教授手中拿着摄相机,便说“你们是来拍电视剧的不是”?未等我回答,一位年轻姑娘热情地说“把我拍进去好不好?让我也上回电视嘛”!我们只好报以苦笑。这时我见有位一脸沧桑大约六十多岁的男子,便小声对他旁边的人说“这是上面派来了解情况的,少跟他们说,谨防脱不倒手”!他们警惕地望了我们-眼便匆匆离去。但也有不怕的,一位卖小莱的老年农民对我们说“你们去问高书记嘛,他最淸楚”。在她指引下我们找到了高书记的家。

这位高书记叫高文淸。今年已八十二岁,是当年大堡乡的党委书记。当年沙坪茶场就在他这个乡的地盘上。老人问明来意后,热情地接待我们。他是亲眼目睹当年那些右派分子和小劳教娃娃如何受罪的活见证。他说:“那些小劳教都是被武装押著送来,有些才十二、三岁,完全就是个娃娃。结果弄他们上山去开荒,挖板土。而且规定有任务,每天要挖3分地(合18平方丈)挖大半尺深。这些孩子有的连锄头都举不起,如何完得成?完不成就不给饭吃。外加斗争”。高书记又说:“到了过‘粮食关’的1960年,那些娃娃饿得像猴子-样。什么草根、树皮、癞格宝(即癞蛤蟆)都往嘴里塞。结果好多娃儿都饿死了。人人都有父母儿女,看着太惨道了。但当时哪个敢说?政府说那些娃儿是坏人……”髙书记说到这里只是摇头,说不下去了。他是个老党员,自然有党性立场,但良心让他讲了真话。

我们离开高家,在-家小麺馆吃碗麺。老板娘是个四十上下的人。我们又和她闲谈起来。问她知不知道1960年大饥荒。她说“我年轻,没有碰上过‘粮食关’,但我听家里老人说过,好惨道!饿得吃草根、树皮、观音土,饿死好多人啊……”这时外面走进来个顾客约六十多岁。老板娘便说“你问他,他肯定知道”。同时又对那顾客说“谭国忠,你知不知道过‘粮食关’是咋回亊”?林教授-听“谭国忠”三字像触了电似的放下碗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对那人说“你叫谭国忠呀?我叫林宪君,当年你妈妈给我南瓜吃,救了我的命,你想得起不”?那人一听先是一怔,很快反应过来,拉着林教授的手说“哎哟,是林叔叔吗!记得起,记得起。那时我才十二岁。我妈多少年后都还在提到你,她去世三十多年了”。

这意外的重逢,又引出了许多心酸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到谭国忠家。他的妈妈谭大娘当年家中有两架磨子,常年提供给劳教队将包谷(即玉米)磨成玉米粉。然后由劳教右派们挑去十多里外山上的劳教队伙食团。当年林教授就在这挑运队伍中。有一次在挑运粮食的过程中,林宪君饿得头昏眼花,路都走不动快倒下了,任务还没完成。就在这危难时刻,也一贫如洗的谭大娘虽没文化,却明白事理,她常说“这些右派都是知书识理的好人,遭冤枉的”。看着林宪君饿得奄奄一息,她毅然将他家仅剩下的一个南瓜拿来煮给林宪君吃了,救了林一命。

“焉知五十载,重上君子堂”,半个世纪后,我们再来到谭家,大娘已不在人世。破败的旧房仍无声的立在那里,似乎在看着这冷酷的世道。林教授百感交集,声泪俱下的对谭国忠说“当年谭大娘救了我的命,可是我当时身上分文俱无。今天老人家已走了。我已报不了老人家的恩,但吃南瓜欠的债我得还”!拿出200元来不由分说,硬塞入谭国忠手里。我们在场的人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天谭国忠老人又陪着我们驱车来到官料河畔,隔河便是当年劳教农场二队、三队、五队等旧址。但人家已把这些罪证之迹彻底清除干净,不剩一堵墙,一间房。全给种上树木,美其名曰“退耕还林”。可是看着那一株株指向苍穹的树干,却像冤死的小劳教娃儿高高举起小小的双手,含冤带恨的在高呼:“妈妈,我想回家!我要回家”!这大概就是他们最朴素的中国梦吧!然而却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当年不少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在沙坪茶场受虐待、挨饿,便跑来找到茶场当局要求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去。却被劳教干部悍然拒绝。家长不服说“我孩子不过就是调皮翘课,又没犯法为啥不准家长领回家”?劳教干部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孩子当初是没犯法,但现在已经犯法了。他在茶场地里偷东西吃就是犯法”。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在地里偷生玉米、胡豆、土豆来吃竟然叫“犯法”了,就必须留下来再“改造”,再挨饿,再偷吃,再“犯法”,直到饿死,才能“离队”。多么严谨而高明的逻辑,多么伟大的劳教事业啊!

据林教授回忆,当初各劳教中队看着饿得已快“不行”了的孩子,便叫右派把孩子往茶场卫生所送,送去那里死了就叫“病死”属“正常死亡”。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但中队距茶场卫生所十多里,又无交通工具。于是便叫右派人员背着送去。每送一孩给个小玉米粑。可许多时候半路上孩子就死了。背的人既无锄头更没气力挖坑掩埋。于是只好向山下官料河里-抛。当年此河浊浪滚滚,孩子顷刻便“回归大自然”终于“解脱”,“回家”了。林教授多次遇到这种情景。印象最深的是个叫肖复兴的小劳教,就为偷了生产队几条红薯便送来劳教。被锇得像个骷髅。他在林教授背上一边哭一边说想见妈妈-面。说着、说着就喊不答应,放下一看—-死了。如今这官料河由于生态被破坏,已干涸见底,全是横七竖八的乱石,茣非就是当年2,600多冤死孩子的白骨么?!

当年沙坪茶场高达一万多人,最后幸存下来只有四千多人,死的除小劳教娃儿,就是“大劳教右派”了。有的右派更死得冤。一个叫傅景德的是重庆公安校教员,被打成右派后送来劳教。长期的饥饿、折磨与疾病,使他双耳失聪。一日他往山下走,一个兵叫他站住,他耳聋没听见。这个兵说他要逃跑,无任何警告便连开两枪,将他打死。死就死了,像杀只鸡-样的简单。事后未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还有个叫王孝明的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搬运工。一字不识。他的单位抓右派的“指标任务”完不成。単位领导便哄他说“我们培养你去当右派,将来你就是知识份子了,可以成为干部。你现在去劳教茶场锻练一段时间。那边可以领一份工资,我们再发一份工资给你家里,你看好不好”?他一听高高兴兴就答应了,来到沙坪茶场劳教。直到饿死在茶场,他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千古奇冤,使窦娥也只好自叹不如了!

由于死人太多,最后当局不得不将该茶场场长判了个有期徙刑,做做样子。听说几年后又被保外假释。其余大小作恶者,无一人受到追究。这就是中共官场特殊的豁免潜规则。

中共当局一向都给少年儿童戴上一顶“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桂冠,可是这埋葬著两千多无辜生命的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却成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集体大坟场,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堡沙坪茶场当年的罪恶历史,正在被人巧妙的刻意掩盖隐藏。哪怕在当地,如今也只能是少数白发翁媪茶余饭后偶尔会提及的谈资。中青年一代早被瞒、骗而浑然不晓。但是制造这类悲剧的土壤却依然存在。在归途中,我听见一处大概是小学里传出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童其中竟然有“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这样煽动仇恨、血腥味十足的唱词,竟拿来灌输给孩子!如果那些冤死的小劳教与右派分子,在天之灵有知,他们听见,肯定会不寒而栗的。我们每个活着的公民能对此熟视无睹吗?!

--原载《公民议报》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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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9 10: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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