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29日讯】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
据1979年汇编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 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此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1953年，广东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八仙过海”，用脚投票，成功偷渡者六万余。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
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
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改开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其置之不理，来客皆被扫地出门，悻悻而归。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代父受过，亦遭尽非人待遇。
1967年的一个深夜，这位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妇人，用尽一生积蓄与首饰，请人将自己绑于一只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转而赴美，兑现了乃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诅咒。
马思聪、陈子美的最终目的地，无巧不巧的，均在美国。为何？
我想，1943年的官媒《新华日报》社论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
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但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成功者寡，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呜呼！
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纵如此，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枪死，不逃港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
有文所言“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纵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
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
据网文《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载：
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
后来有心人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
人本来是生而自由的，卢梭说：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
新世纪后的2012年，茅于轼老先生获颁弗里德曼自由奖致辞时，对“自由”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干涉别人的自由。”
而不知自由为何物者，怎可理喻？
鲁迅述说此类人：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时至今日，“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的观点，仍被振振有辞者抨击，除去为稻粱谋的网评员，可见自认“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亦比比皆是。
一道深圳河畔的铁丝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选举的国民，只能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背井离乡，离妻别子，不到万不得已，谁愿走这一步？
1955年，七月派诗人徐放因涉胡风案被捕，后转至秦城监狱，仍拒绝认罪，并称欲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
仅此一句，徐放堪称大诗人。#
－－转自微信号“有病要读书14”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