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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裕:说实话者死 60年的难忘记忆(4)

——专题:红太阳是这样照耀右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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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17日讯】 俞兆远看陈宗海累成这样,便跟队长建议,把陈调去放水组。那是个轻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时可以在菜地里偷庄稼吃。

亲见留美博士饿死,老实人在夹边沟变贼保命

俞兆远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原因是他多嘴说了一句话“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

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俞兆远: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说,为了活命他偷东西吃,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人,那时俞兆远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儿子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使俞兆远满脑子都是传统文化里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饿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俞兆远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著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里详细写了到了1960年的春天,俞兆远为什么突然偷起粮食来。因为他眼睁睁的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的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分子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成烟卷,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的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

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的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

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沈大文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

“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

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

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著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它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从此之后,为了活命,俞兆远成了偷粮食贼。偷来的生的粮食就直接吃掉了。

俞兆远在这里熬到3000人剩了300,这个死亡率太可怕了,于是就把他们放回家。没想到回家两年后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俞兆远在夹边沟吃惯了偷来的生粮食,回家几年都改不过来,还要偷面柜里的生苞谷面吃。邻居们都说,俞兆远的女人不让他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粮食。

为了不饿死,“右派”力争当劳改

在夹边沟,和俞兆远是患难朋友的陈宗海也加入了窃粮队伍。

“偷着吃,不偷活不了,”陈宗海说,“可能我比别人偷得还多一些。”陈宗海偷大田里的东西,土豆、洋芋、糜子、麦粒,一切能吃的都偷着吃。但他有个原则: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里,陈宗海跟俞兆远闲聊。俞兆远无意中说起,老家有人过来探亲,说城郊农场劳改犯的生活比这里“右派”好得多。劳改犯每天只劳动八小时,每人每月的口粮是四十斤。而夹边沟这儿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口粮却只有二十四斤。那边饿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少得多。

陈宗海怦然心动。他寻思能不能自己也换个身份─变成犯人去城郊农场。

五月的一个夜晚,他打死了一头猪,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计划是,来一次刑事犯罪,够判刑,一两年就成。但此事竟无人发觉,陈宗海又喜又忧。喜的是吃到猪肉,忧的是获罪计划没能成功。他又偷了一只羊,还是没人来找他。

“祸兮福所倚”

1960年9月,夹边沟“右派”转移到明水。国庆节时,农场来了个小个子年轻警察,他对陈宗海说,你们怎么还休息呢,要好好干啊。陈宗海隐隐觉得此人有些蹊跷,他玩笑回应道:哎呀,我都把(右派)帽子给忘了。

过了几天,警察把陈宗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陈宗海。

大组长已经把陈宗海的行李拿来,警察给陈戴上手铐。第二天陈被送上火车,押回兰州。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陈宗海被宣布五年劳改。

这下算是了了陈宗海一桩心愿,此时每天周围都有几十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终于可以不在明水农场等死了。但自己怎么就“反革命”了呢?

来夹边沟前,陈宗海与夜校的两个同事合了张影。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如森林长青。任凭它惊涛骇浪,也阻止不了我们对真理的信念。陈宗海把照片挂在家里,过了几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举报,照片后面是他们的反革命誓言,三人里通外国,准备发展组织逃到印度加尔各答去。陈宗海大怒:哪个王八蛋造的谣,想把我往监狱送么?

两年后陈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进了监狱。进夹边沟后,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监控中。公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陈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组织,判决陈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两位同事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种惊喜交错的荒诞感中,陈宗海开始了纳鞋底的劳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们处得舒服,但监狱里10年也死不了,夹边沟再蹲一个礼拜也许就挂掉了,陈宗海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两个月后,合议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决,他被宣布无罪释放。

陈宗海回到家里。老母亲看着儿子心疼得直摇头,眼泪巴拉巴拉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党在麻烦在

麻烦很快又找上了陈宗海。居委会让陈去派出所参加“学习政治”,月月写思想汇报。从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

陈宗海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街道组织的车队拉货度日。拉车第一天,陈宗海心里百味杂陈,自己曾经也是个干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骗人,凭劳动吃饭嘛。一个月下来他能拉到158块,扣掉税款,剩了104块。

好景不长。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架子车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1969年,陈宗海作为黑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被遣往农村劳动。孩子老婆还有那辆架子车,一块交给了70岁的父亲大人。他的下一站皋兰县青白石公社,是陈家的原籍。距离兰州城100华里(1华里=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队里只有他一个“右派”,周围都是农民。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给毛画了眼泪当上“右派”的,倒也没人因为这欺负他。陈宗海与所有人一样下地干农活,一起吃大锅里的稀饭,他与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经历了短暂的陌生后,村民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陈宗海递过来的烟,一起吞云吐雾,上天入地胡侃。

在农村里蹲了10年的陈宗海却暗暗为他们悲哀。“我现在就想啊,人确实好骗,上面说他们是贫下中农,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他们就高兴得整天在那里刨地。”

几月一次的探亲,陈宗海蹬车回到兰州家,却慢慢从兴奋变成了沮丧。同学和亲戚已中止了与陈家的来往,邻居们闪烁微妙的眼神让他心里不是滋味。他更愿意蹲在农村,在那里,没人在乎他是一个“右派”。

毛泽东终于死了,陈宗海跟家里找招呼:啥也别说。大队开追悼大会,不让陈宗海参加,“其实我也不想参加,”陈宗海说,“我觉得没了他事情会好一些。”他曾被挂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请罪。

陈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经四十九岁。此时距离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已经过去了。像是完成了某种交接,在陈宗海摘帽半年后,85岁的父亲撒手西归。在之前父亲一直打着零工帮陈照顾妻儿,这个家庭终究得以保全。在陈宗海遥遥无期的苦难时光中,他一直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亲过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毛死了党还在

人年纪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遥远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俞兆远怕说夹边沟,“一提这个事,就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每晚睡觉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带着几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远跟家人来北京旅游,在毛泽东纪念堂,他终于见到了这位曾经“一句顶一万句”的“高瞻远瞩”。

(全文完)

文章来源:人民报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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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8 1: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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