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翠巧:唱《白毛女》、跟毛周跳舞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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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01日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它被改编成歌剧、电影、样板戏唱遍全中国,却不知《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近日,一位唱了一辈子《白毛女》的女演员赵翠巧,一位为《白毛女》伴奏一辈子的演奏家郝忠良(因安全原因均为化名),分别讲述了自己六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参阅»郝忠良:我给《白毛女》伴奏了一辈子

“15岁我就会唱《白毛女》了”

15岁我就会唱《白毛女》了,那时一开口,我们住家的对面,好多人就在那儿趴着听。哎,你看那小女孩,真像白毛女啊,我当时还觉得很荣耀呢,说明我唱得好呗。

那时我在南方的学校上高中,北京的一个文工团通过教育局招生,我就给学校叫去了。人家说,你唱个歌吧,我就唱了《白毛女》里“北风吹”,喜儿他爹杨白劳去世那一段。声音一出来,把他们吓一跳:小小的个头,声音那么大!最后我被录取了,市里好几百人考试,我们那地方一共就要了两个人去北京,一个是我,唱歌的,另一个是弹钢琴的。据说我们是第一批文工团自己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我调到了部队的歌剧团。

我演过歌剧,唱过样板戏,还拍过电影,但经常给我安排的都是B角,重要场合不让我演。一次我们团要给班禅演出,女主角突然崴了脚,就通知我上,因为平常不排练,上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就给拽上去唱了,脑子还迷迷糊糊的呢。我唱最多的,就是《白毛女》里的喜儿。

唱了一辈子《白毛女》,所以后来听说喜儿的故事不是真事,我还真接受不了,但有记者亲自去采访证实了啊,证实白毛女没有受过什么欺压,杨白劳因好赌而欠债,还有,真实的黄世仁竟然是个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我们演员和观众都给骗了!《白毛女》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目的就是要煽起对“地主”的仇恨。

作为演员,我当然要义愤填膺,才能唱出苦大仇深的情绪啊。现在看来,我们搞文艺的不过就是政治宣传工具,《白毛女》曲调优美,因为它本身就是千锤百炼的民歌嘛,艺术的感染力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给洗脑了,没有判断,没有常识,自然而然就盲目接受了中共要灌输的东西。

小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叫地主,但所有的教育宣传都告诉我: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太多了;正因为有地主,我才吃不饱饭,必须打倒地主;还说“解放”后“大救星”来了,救了我们,我们才吃饱了饭。

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学会思考:四九年时我9岁,我挨饿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解放”前我并没有饿的记忆啊。以前怎么苦怎么苦,也不是我家里人说的,是整个社会舆论就那么讲的。

地主这个词其实没有任何贬意,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就是田地的主人。可从小为什么就想当然认为地主就是恶霸呢?一说谁是地主,我就是非常非常仇恨,别说台下看《白毛女》的老百姓了,就连对演黄世仁的那个演员,我看他都可气、可恨,都不愿理他。

有些事真是很荒唐。那时我们团到山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一天晚上大伙被叫起来,说贫农受地主欺负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去斗地主,为贫下中农长志气。几个人就给叫上去即兴发言,发言的也没搞清怎么回事,知道肯定就是斗地主呗,于是连地主名字都没闹清就喊口号批斗,我们在下面跟着举手,喊口号助威,打倒某某某!结果有人哄笑起来,原来我们把地主和贫农的名字说反了!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地主被贫下中农整急了,回了一下嘴而已,我们这帮人就说地主打人、骂人了,栽赃诬陷呗。在我们的观念中,是凡地主出身的就没有好人,坏事都是地主干的!

还有就是“特务”,也招人恨,那时和国外有联系都说是“特务”。小时候,有个音乐老师带我们到教堂参观,她丈夫是教堂的牧师,结果一进教堂,我就特别害怕,因为都说牧师是特务嘛,虽然牧师人很和善,我看着也怕,怕得都直打哆嗦,在教堂也不敢乱跑,感觉教堂阴森可怖。这个牧师不久挨整了,还给关监狱了;后来需要他这种人了,就又给放出来,让他在省里当政协委员,代表教会去拥护共产党,可能为了教堂能生存下去,他也去做了。

我有个声乐老师,姓袁,放弃了印尼的家产,满腔热情回国内来“贡献”,后来给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青海,他妻子也被逼着和他离婚,非常惨。他在那里“劳动改造”,受尽屈辱。后来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有一点动静他就被弄出来挨整,渐渐他精神也不正常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后来我又换了一个老师,也给打成右派,也给整死了,都是挺有名的人。

“感情上分不清好坏了”

我的老师我很了解啊,都是非常好的老实人,怎么会挨整?我不明白,我们当学生的,也不敢接触这些右派老师,知道他们出事,也不敢问,有疑问有意见也不敢说啊,否则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别说对领袖有意见,对我们团领导有意见都有危险啊,因为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因为提个问题或开个玩笑就挨整了,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小报告,和谁都不敢说心里话。

我们团每个礼拜都要政治学习两天,念报纸、听报告什么的。那个报告都是政治文件,比如说反右,讲反右如何如何有道理,然后就要表态。轮到我发言,我想有啥好说的呢,报告都说了,已经说的一套一套的了,你也不能反对呀,经常我就说不出什么,所以一到表态我就特别紧张,他们说我不暴露思想,其实是我发木,不懂,不会说。

批刘少奇的时候,我看过中共中央发的文件,一大本影印件,特厚,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所有的指控都有证据啊,什么什么时候,他在安源干了什么,在哪又干了什么,有根有据的。一看确实是那么回事,我们义愤填膺啊,他确实太可气了,所以一说要打倒刘少奇,我们都举手称快,没想到后来又来了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又给他平反啦,有图有文字,也是有根有据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心里恐惧嘛,对一切都很麻木,感情上就分不清好坏了。人家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让我举手就举手,让喊口号就喊口号,虽然没有整过人,却也没认为它不该整人。已经习惯了不去想,政治是个敏感话题,所以不去说它罢,“共产党”这三个字你是不能随便碰的,一碰可能就有危险,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在思想中维护它了。

我有一个同事,一说起毛泽东就咬牙切齿,聊天中她把毛泽东称作“毛老头”,我就很不高兴,我说你不要这么说。她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给下放,遭罪,好好的一个家给被“毛老头”弄成这么惨,说一个“毛老头”都不行吗?想想也是,因为害怕,那时候都分不清善恶了,还以为自己正确呢。

不仅不分善恶,连香臭都不分了。最脏的是粪便吧,可你不能说它臭,那时候如果在街上经过淘粪车,不管多臭,你都不能捂鼻子,也不敢捂,如果本能地把鼻子捂上了,人家就会骂你:你觉得臭,你就是臭资产阶级!拉粪车的人才是最干净的人。所以自己就要使劲憋住气,明明是臭,你就得说是香,但这些你发现自己慢慢也能接受了。

只求无过,不关心政治,国家领导人我只知道有主席、总理,除此之外就都不知道了,没追求,我就知道闷头练业务,不惹事不多言,老老实实,谁也说不出我的缺点,因为“出身好”,也算是“政治可靠”吧。

所以红卫兵串连时,团里让我带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去见“领袖”,完成政治任务,要保护“大救星”嘛,那时能见到“领袖”可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自豪的。

陪共产党领导人跳舞

好像是大饥荒前后吧,不管过年过节,经常是一到星期天,我们文工团被挑选出的女演员就给拉走了,去陪国家领导人跳舞。不只是我们团的女演员,别的团也有,还有很多护士去过,都是会跳舞的,我们团的音乐伴奏也去了。

那是政治任务,只有“出身好”的人才可以去,都是查了祖宗三代,经过严格挑选出来、政治上可靠可信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被信任的。我去过中南海的怀仁堂,北京饭店等地方,具体的地点都忘了,后来我也几乎没和人说起过这些,因为觉得陪他们跳舞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一般提前把能去的演员召集一起,说晚上有政治任务,“首长们”年纪大了,为了国家“日理万机”,特别辛苦,为了让他们“缓解身心疲劳”,陪他们跳跳交际舞,“放松放松,散散心”。左交代右交代的,我们团领导还叮嘱我们:“不能离首长太远,要保护首长,不要让医院护士离首长太近”。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很单纯。

跳交际舞按理也是很讲究的,一般要和舞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和“首长”跳舞都很难受,他们一般肚子都很大,顶着你,很不舒服的,碰到这种情况,我都要使劲往外推一下。有时为了拉开点距离,我们这些女孩不得不往后撅屁股,臀部撅得高高的,姿势都难看得没样了,确实有些“首长”,会使劲往你身上贴,不太讲道德的。

我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朱德等都跳过舞。毛泽东个子大,特别高,跳舞时他不会俯就舞伴,我身子矮小,简直像被提溜着一样,必须使劲踮着脚,我才能够上他,非常累,而且紧张啊,就怕自己踩了领袖的脚或者自己被绊倒,如果跳舞犯了错误,那可能就是政治错误,你敢踩主席或者总理的脚?!和他们一起跳舞我紧张得不得了。毛泽东跳一圈,就换一个舞伴,一换舞伴我就松了一口气,心里特别高兴,有些女孩可能愿意多跳几圈吧,但我不适应那种环境。

我和周恩来跳得多一些,我的性格就是那样,一般远远地靠边坐着,可他会知道哪个人没跳,就会招手叫我。他爱跳舞,跟我第一次跳舞之后,很长时间没见了,第二次跳舞时,他还能说出我叫什么名。看起来他和其他女演员都比较熟。

周恩来和一些首长们还经常到我们文工团的排演场跳舞,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礼拜他都去。我听人说,周恩来和我们团一些女孩特别近乎,他叫她们小名,他们之间可以很随意地开玩笑,有些女孩甚至可以直接接触他。有时我们团经常以开联欢会的名义,让大家都去玩,后来知道,是有大人物要来娱乐。首长们要过来跳舞,我们当然还是执行任务啊,不只是娱乐跳舞了,本来我们文工团就是给部队提供服务的嘛,当时我们是向前苏联的红旗歌舞团学习,连服装都和他们的一样。

那时还以为周恩来可能是唯一一个比较干净的了,后来知道他的很多事,就很惊讶了。还以为周恩来是正人君子呢,真没想到,他有私生子,还乱搞女人什么的,而且,他对干女儿孙维世、对刘少奇那么狠,还曾下令销毁大饥荒死亡人数数据,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啊,老百姓都被骗了,还讲什么“人民的好总理”!

这种政治活动都有组织纪律,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和别人说,对家人都不能说的。也听说有人被毛弄走的事,说他喜欢谁谁,把谁谁叫走了等等。后来他死后,团里是有人说过这样的事,但当时可没人敢议论啊,大家都非常小心,一说是政治任务,谁敢说三道四?

我还去过很多次“三座门”,就是国家军委吧,在美术馆附近,门口有门卫,安保非常严密的。红墙里一个古香古色的建筑,里面办公,也有首长们娱乐的地方,一般都是国家开了什么大会,会议一结束就叫我们过去陪舞。

每次我们在中南海或其它地方陪舞,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吃到高级点心,伴奏的乐员们还有烟抽,圆铁桶装的中华烟,那种烟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夜餐自然很好了,有肉有蛋,那年代,肉和鸡蛋在外面凭票供应。

一般老百姓生活那时很苦啦,在军队文工团待遇还好些,对我们有补贴甚至特供,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单位食堂也没啥吃的了,不要说荤菜,就连菜叶子都见不到。能吃到病号饭已经很好了,病号饭就是面条,里面有几片菜叶子就相当不错了。那时候,如果不是我经常往老家寄粮票,我老家那边也得饿死人啊。

那应该是六零年前后吧,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整个性格都变了”

我曾学过一些马列理论,发现共产党的起家,明确就是暴力革命,当时有些惊讶,但你也只有去接受,大形势下,你必须改造自己去符合它,不能怀疑。渐渐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好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从小到大的历史课都歪曲历史,讲什么历代皇帝暴力篡权、农民起义什么的,文艺作品里宣传的也是阶级斗争,给你灌输暴力思想,渐渐自己也就默认了这个暴力,一个事情要做成没有暴力不行,人就是要互相争权夺利,历史上就这样,适者生存嘛。

我是没本事,我有本事我也去争啊,要不什么都没有,那江青再不好,也还是有本事,一般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吗?我发现自己是认可这个的,虽然原来接受不了暴力,但后来被灌输多了,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的,中国必须专政,要不这么多人早就乱了,现在好多人也都是这样的观念,都是被中共党文化洗脑洗的。

到了文革,打砸抢、武斗都是进步的褒义词了,造反有理,女孩子都在衣服外面扎上皮带,叉着腰唱歌,连编成的歌词都是骂人的话,想想挺吓人的。

我一直舍不得剪头发,文革前我的辫子都长到腰以下了,后来领导开大会通知,必须剪头发,如果不剪后果自负,哪里还敢留头发啊?自己不剪红卫兵也会给我剃了啊,我只得含泪剪了长发,梳了男士的分头,那时我二十五岁吧。要求整天穿军装,除了军装,就是黑色、蓝色、白色的衣服,穿了鲜艳的衣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了,开会要挨批,要检讨的。

后来我的性格都变了,以前家里家外我都是那种很传统的女人,现在这些都不对了,要强势,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以前很含蓄的,笑不露齿,根本不会哈哈笑,看人家大声说话我心里都发抖,大家都说我太柔弱,不行。我丈夫也说,你看谁谁谁,人家一出来就像男孩子那样,你看你!后来我也有意识努力朝那方面学,老演白毛女、李铁梅这些节目,表演上也是渗透那种东西,动作强硬夸张,情绪激昂,说话大声,笑起来也大声,也敢跟人嚷嚷了;帮派斗争的时候,竟然也像他们那样,一步就跳到桌子上大声说话,虽然没有直接骂人,但心里有那种东西,只是没表现出来。

变化最大的是有了私心,传统妇女在家里都是任劳任怨的,但我就觉得自己亏,怨气十足,在家里付出也没得到回报,凭什么?妇女解放,男女一样嘛,到哪儿我都特别好强,干什么事都想走在前头,本来体力不好,也总是我行,我要比别人强。

“‘六四’时我打了儿子”

一场场运动,中共的一个个高官,从前被称为“功臣”的都惨死了,确实不理解啊,为什么一有事就是一小撮干的?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一向是相信政府的,一直到八九年的“六四”,我当时都相信它宣称的:中共没有发一枪一弹。

“六四”时我家住在府右街附近,有一天就很清晰地听到了“当当当,当当”的声音,开枪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出来看,我儿子那天竟然在楼道里喊起来了:共产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当时我就说:我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不会杀人的!他还是喊:共产党就是杀人啦!我上去就打了他一个耳光:共产党根本不会杀人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没错嘛,打完他我也哭了,从小到大我都没打过儿子的脸,以前顶多打打屁股,而且当时他都是大学生了。后来我知道,虽然我一直严禁那期间他去天安门,他还是去了,而且亲眼看到了,他不是那种爱喊口号的人。

电视上说一个人也没死,我们一个邻居说不是那么回事,他老婆在人民大会堂工作,那边有房子,“六四”夜里他们起来趴在窗户上看到了,“连夜刷地,但第二天早上看,地上还有血”。他亲眼看到了,才敢说这话,他也不是胡说八道的人,我真是冤枉儿子啦。

后来我还知道,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大姑姐,就因为“六四”给关了很多年。她在北京城里,碰到一个人抱个死孩子,那孩子是被士兵扫射打死的,她是个热心人,心里愤懑啊,就满城跑让路人看那死孩子,结果给抓起来判刑了,现行“反革命”!“六四”之后很多年,都一直关着她。

我们家一个亲戚是北京某工厂工人,“六四”时被安排在中山公园里做后备,都手拿着棍子等命令,说命令一下,叫他们“见人就可以打”。

后来我去了驻扎在丰台山里的一个军队,好像是63军吧,他们排演节目,让我帮忙辅导。聊天中,我知道他们是山西过来的戒严部队,参加过“六四”。小战士们和我说,当时确实开枪了,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教育,说北京城里有“暴乱”。开始进城时,他们子弹和枪都是分开的,子弹在另一个地方,后来命令开枪,就想办法去拿了子弹,还以为开枪打的是“暴徒”呢,小战士们自己也觉得被骗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看有关“六四”的录像。

有一本书叫《九评共产党》,里面说的好多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说得我心服口服,我理解中共为什么把它列为禁书了,不让老百姓看,因为它讲的都是中共的事实!剥开了它的本质。看了这书人就会清醒:中国人被中共骗了一辈子,还不自知!

我曾经死心塌地相信中共,为它唱了一辈子的《白毛女》去骗人,为它的政权服务,替它粉饰太平,上当受骗到这种程度,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不明不白了!想想真是很可悲。#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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