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48)黄金十年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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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护文明沧海方舟

一.新生活运动

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扎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行了,恰恰是因为国人偏离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传家宝。中国要富强,有尊严,必须回过头去寻找这些宝藏。蒋介石认为,要救国必须端正人心,提高国民素质。他要用神传的祖宗传统、古人的智慧,开启国民的良知。

“礼义廉耻”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提出,要医治现在中国人的毛病,“我们除了用这一个药方‘礼义廉耻’,别的方子一定是药不对症的。”(《人格与革命》,一九三二)蒋公给这个药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 “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新生活运动纲要》)

组图:“烽火山河”在台特展 求仁赴义救中国
新生活运动宣传手帕(国立历史博物馆)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真实的描绘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

“至于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糊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念,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礼义扫地,廉耻荡然。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欲定善恶。合于私利者为是,合于私欲者为善。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牺牲。学说政论,更从而加以文饰,或进而予以利用。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利用者借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共信沦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

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我中华民族本为‘重礼义’、‘明廉耻’之民族,而‘礼义廉耻’之于今日之建国,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新生活运动纲要》)

国运悲惨

“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中国之命运》)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中国之命运》)

中国人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辉煌文化,在外来意识形态中找出路,而不知其内涵,造成了后来的共产党红朝上台,民族面临最大危机。“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中国之命运》)

【历史今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中英日文版(维基百科)

改造国人恶习

蒋介石提出,“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新生活纲要》)

“一切的学术技能都还是教育次要的东西,最根本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教做人的道理,养成学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个明礼义知廉耻的人!具体的讲,就是首先要从他们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们都能过整齐、清洁、简单、朴索的新生活。如果这个根本的东西忘了,单是教些物理化学英文算学等知识技能,那么,不管你教得怎样好,也没有用!因为知识技能,禽兽也有的,禽兽也可以教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礼义,知廉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在台湾各地学校可见的“礼义廉耻”匾牌(BreakdownDiode/维基百科)

当时的歌曲有:《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等等。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从细节入手,移风易俗,教化民众。

一九三六年,新生活运动二周年,蒋公说:“我们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乃是昨死今生的运动,亦即一种起死回生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两个月。蒋介石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刚做到了中途,敌寇用凶横无比的暴力侵入进来。”他要求全国同胞“要不屈不挠,不受威胁,宁死不作顺民,宁死不服从伪组织,不与敌人通买卖,相往来。所谓匹夫不可夺志。”(《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八)

新生活运动要改造国人百年来的恶习,难度极大,受到各种无知嘲笑和恶意指责。但是有日本人看出其中端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中将曾认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卢沟桥事变后,他却反对扩大战事,说“中国自实行新生活运动以来,全国军民的振奋精神已不可低估。”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李功勤,《百年大业--中华民国发展史》)

如果北伐和清党是治疗中国肌体与内脏的疾病,新生活运动则是精神层面的救赎。

蒋介石生活清淡,非常规律,很有节制,突现出他作为领袖的诚意,反映其内在的精神底蕴。他平素完全不吸烟,而且滴酒不沾,餐桌上总是以白开水代酒。

不幸的是,新生活运动因为当时的战乱被打断了,抗日战争以后接着共产党的毁国篡权捣乱,没有给蒋介石足够时间来完成国民的道德复兴。

1930年代的蒋介石(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二.黄金十年

蒋公治下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十年间,中国虽然仍无法实现统一,建设资金缺乏,资本逃入租界,这都是建设的巨大障碍。但蒋公在险恶环境下竭尽所能,重建经济,实现建设。

共产主义破坏

蒋公指出,黄金十年受制于国家不能统一,“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蒋公看到,当时经济学界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持,共产主义造成资本逃入租界,自由主义反对国家集中使用资源,使得国家建设无法着手。“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暗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

大幅进步

“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

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釐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 (《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1930年代平汉铁路上的漯河铁桥(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这时期中国电力业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四;煤矿业为百分之七;水泥业为百分之九点六。(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一九九一)

一九五一年,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在国会说:“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中国现代史辞典》,一九八七 )

两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记载这段历史:“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间,他(蒋公)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日本试图‘打倒蒋介石政府’就是在试图破坏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卫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具体讲来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成,中国财政的巩固,银元在向政府手里集中并运往国外作为中国的储备金;全国巨大的网状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联接起来(一九二一年一一八五公里,一九二七年三万公里,一九三六年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五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同上)

林语堂景仰蒋介石:“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同上)

“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形势的。”(同上)#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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