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4月27日讯】中国绢丝工业的创始人“朱节香”——是浙江湖州南浔人、朱勤记丝行的业主，于1923年朱节香携同独子朱礼耕在上海闸北金陵路420号创办了“中孚绢纺厂”，建厂初期就拥有绢纺锭1500枚、厂内设有：精练、制棉、前纺、精捻和整理五大车间，并在上海九江路219号303室设立了总办公机构，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集生产和管理齐全的绢纺厂，工厂很快纺出了210支的绢丝、同时并注册了“黄虎牌”、“狮子牌”和“钟虎牌”三个牌子的商标。
经过十多年的精心摸索，绢纺厂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绢纺精纺锭已经扩充至4800枚，并开始利用自纺落绵进行短纤维纺丝，规模为䌷丝精纺锭420锭，纺制40支“多福牌”䌷丝，工人有100余人，并在上海长沙路149弄16号正式设立了自己的发行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工厂在闸北（当时的战区），部分厂区被日本炮火炸毁，只能被迫把工厂设备迁移至公共租界——购买了西康路1501弄3号原“泰丰饼干厂”的厂房进行翻建改造后于1941年工厂复业。复业后的生产能力为年产绢丝50吨、当时的“中孚绢纺厂”已经具有5400锭精纺机、300锭䌷丝机和织机，生产的210/140/120支等绢丝、生产的䌷丝织成棉绸，所有产品远销南洋、印度等地，产品很受欢迎，每年所得外汇不少。
到1948年时，“中孚绢纺厂”的99.7％股份都为朱家所有，外股仅占0.30％，实际已成为朱家的独资企业。1949年春（上海在中共建政前），“中孚绢纺厂”占地9亩，职工400余人，绢丝年产量已达52吨。
另外，浙江嘉兴的“纬成绢纺厂”也是朱礼耕与当时新闻报馆经理汪仲韦先生于1936年一起筹资七拾万两银元向浙江省财政厅投标购买、共同经营的，厂址原设在浙江嘉兴南湖之滨，拥有纺锭7160枚。但也因抗日战争爆发，嘉兴沦陷，厂址被日寇占领。被迫于1939年重新在上海长寿路21号(现为99号)购地建厂房，定制国产绢丝精纺锭2000枚及开茧、梳绵、制练条粗纺、精纺、合丝、捻丝、烧毛、打包等配套设备。翌年10月建成开工投产，定名为“上海纬成利记绢丝厂”，对外业务联系时，又称“纬成利记绢丝有限公司”。
公司事务所设在长沙路149弄16号，全厂职工259人，其中工人236人。生产“孔庙牌”210支、140支、120支桑蚕双股绢丝，年产30吨，产品也全部销往东南亚。
朱节香他除了和他父亲创办绢纺厂外，他还热爱教育事业，根据1948年出版的“百业指南”上，上海西姚家弄48号标注的是私立思敬小学，该地块是1916年由朱节香在朱家祠堂里创办的“私立思敬小学”。
中共建政后，于1952年由邑区教育局“批准”，学校由“私立”改成了“公办”，并改名“西姚家弄小学”。当时朱家祠堂由绅士、朱氏族长朱之淇（生于1693年）及族人集资多购隙地建的祠堂，它创建于1771年，占地3亩余。岁月沧桑，虽然“西姚家弄小学”校园半个世纪以来，校名几经变更、校舍几经易手，原有祠堂建筑也早就改建成5层楼现代校舍，但这3亩余的朱家祠堂遗址地块仍然完整无缺，并一直由区教育局掌管。
“西姚家弄小学”早在1963年左右被撤并到“聚奎街小学”，遗址成为中学分部。现遗址为2010年9月迁入的“董家渡路第小学”，聚奎街小学同时被撤并到董家渡路第二小学。由光绪十年（1884年）绘制的上海老城厢地图可知，县署附近的“朱家祠堂”在西姚家弄上标注得十分显目,“朱家祠堂”能在上海老城厢地图上被标注是屈指可数的，应当说当年还是颇有名气的。
西姚家弄48号这一“朱家祠堂”遗址地块，240余年以来，仍然是一个整体。“朱家祠堂”是朱氏家族的族产，1774年时，祠堂就拥有240亩由家族成员捐出的农田。据文献史料记载，1936年，在“纪念私立思敬小学办校20周年”之际，诸多民国政要徐世昌、孙科、钮永建、居正、孔祥熙、韩复榘、吴铁城、潘公展等二、三十人纷纷挥毫为该校题词祝贺，他们都是政府要员、著名金融、商界、教育界人士，以如此豪华、庞大和高级别的阵容，为一个地处上海老城厢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朱氏家族办的弄堂小学“私立思敬小学”建校20周年题词，确属罕见(录自“上海市地方志”2013年第五期）。
朱节香他还有个嗜好就是非常的喜爱花木，在上海浦东六里桥（就是现在浦东的花木街道）建有占地达43亩的“朱家花园”，花园内修筑的住宅厅堂规模甚宏，还建有凉亭、荷花池、假山，并种植各种花卉、树木，临河建有铁栏杆、码头，供摇船游荡玩。除此之外，朱家家族在浦东严桥地区拥有土地4300多亩（相当于严桥乡公社耕地面积的一半），雇工50余人，当地百姓称他们“朱半天”。
我们朱家除了在上海开设丝织厂、织布厂，在大东门一带还有3000多间房子，因此，又被称叫“朱半城”，这一切在1949年后都被中共没收归为国有了，1958年12月15日成立的“五一人民公社敬老院”，就建在“朱家花园”内。那时敬老院收住了14位孤寡老人，在此颐养天年。1959年6月1日，敬老院改名为严桥人民公社敬老院，并成为向外宾开放的单位之一。同年，中国版画家赖少其（后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漫画家叶苗和苏联画家叶菲莫夫等4位中苏画家，还在敬老院墙上作壁画“工人骑上千里马”，这在当时“大跃进”的年代，此事在严桥地区还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呢！
朱礼耕于1948年去世，“中孚绢纺厂”的管理和业务开始由他的长子朱勤荪、次子朱稺耕、三子朱幼耕及四子朱也耕兄第四人共同接管并管理厂内外的一切生产事务。
1949年后，中共先把工厂改成由国营公司来领导、加工、定货、收购，直至1956年在“大合营运动”中、又把工厂进一步的演变变成了“公私合营中孚绢纺厂”，美其名曰“享受”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所谓“赎卖政策”——政府根据核算给资本家发放“定息”，按季度发放。
至1960年政府又说为了防止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了，要把重要的工业设备都迁移到内地去（大三线和小三线），把当时的“公私合营中孚绢纺厂”以“迁并结束”为名，把厂内70%的设备、人员和资金倂入他们新组成的“上海绢纺厂”、把剩余30%的设备和人员迁移至江苏泗阳去，当时中方为了故意排挤不把朱家四兄第安排在上海、特意把他们划到了去安徽泗阳的名单里，那地方是安徽最苦的区域，朱家四兄弟处于无法、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当时恰逢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紧张时期），谁都不知道资本家被赶到了那种地方会对我们怎样？
为了安全、只求保命，经再三商量后只能忍痛放弃、决定不去泗阳，从此朱家就这样被政府当成他们四兄弟是“自愿辞弃”了自家的绢纺厂（事实就是被赶离、被吞并），只“享受”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所谓“赎卖政策”——在家按季度拿取“定息”来生活。
但又到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就连这“定息”也被否决、停止支付了，完全彻底的给赖皮掉了、直至今天都毫无音信了！中国的民族企业就这样被政府从“全私有”先变成了“公司合营”的企业，最后直接变成了他们的名牌“国有企业”——当初定名为“江苏泗阳绢纺厂”，1997年改制为“江苏泗娟集团有限公司”，到2001年12月再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11年10月实施股份制改造，创立了“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系国家二级企业、中国丝绸家纺十大品牌企业、中国丝绸行业前十强、江苏省政府33家重点出口创汇企业……
就是这样，这些官僚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把一个“民族企业”变成“公司合营企业”又变成了“国有企业”再转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民营企业”，这和土匪强盗的行径有什么两样？！2012年尽然还厚颜无耻的到上海来大张旗鼓的举办了什么“新闻发布会”，说“百年品牌，中国苏丝，回上海娘家”，到上海来开设门市部、但最原始的垦荒创始者却给排除掉了，给剔除的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共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所谓“赎卖政策”，事实是：被他们骗到完全霸占去后，又变成了他们的私有企业！
更为恶劣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政府竟不顾自己曾经公开过的承诺（对民族资本家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统战工作、对民族企业的赎买政策等等），鼓动工人和学生成立造反派、红卫兵等组织，对全国的所谓阶级敌人（黑六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进行了抄家、批斗、扫地出门、关进牛棚，进行他们所谓的劳动改造，公司合营时承诺的赎买政策竟还没满十年就此停止了“定息”的支付，把他们家中的所有金银珠宝、银行存执、现金外币、古董字画、高档家具、服装、皮鞋等等等等的一切全部抢走，每人每月只发给1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那些在家的每天必须到街道革命委员会去报到，除了做清扫街道垃圾、通阴沟（下水道）等工作外，还隔三差四的被拉出去、带了高帽子、胸前挂了很大的牌去参加所谓群众的批斗会，在那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吓疯、有的受不了如此的侮辱只能选择自杀的新闻都不知其数……
这种打、砸、抢、偷、骗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如今的社会，当今社会的警察、城管、甚至最基层的领导干部都如此光天化日的在大胆违法、贪污、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更不要说上层的高层领导了，实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真不知全国上下哪里还有民众信任的基础呀！
上述这些真实的故事，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本人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连高中都没机会去读，因此文章描述得很凌乱，但是在如今的网络社会，这些真实的故事在网上均能查得到的，本人就是故事中朱节香的后人，这些故事部分是父辈告诉的，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查阅整理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希望我们国家的执政者能够真正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更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记得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引以为戒，共创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