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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访苏归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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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4月07日讯】罗曼•罗兰安德列•纪德都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前者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主要作品有《三巨人传》、《约翰•克里斯多夫》;后者则斩获了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田园交响曲》、《梵蒂冈的地窖》等。

作为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们都曾非常关注苏联。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后,罗曼•罗兰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纪德则“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逐渐接近共产主义,同时参与了法国共产党的活动。

也因此,他们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受邀访问苏联。访问归来后,他们将所见所闻写了下来,并从此疏远了苏联和共产主义

罗兰眼中的恐惧苏联

罗兰在访问苏联期间,忍着病痛,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一写了下来,并汇集成了《罗曼罗兰日记》。应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罗兰在《日记》原稿的封面页上写道:“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许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后,尘封的《日记》终于为人所知。在《日记》中,一个让人恐惧的苏联呈现在世人面前。以下内容引自网名为“雾月轩客”的相关翻译。

关于派系斗争。罗兰来之前,苏联正笼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阴影中。基洛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尼古拉耶夫所暗杀。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枪决。许多人受到牵连,怀疑和审查。随后,斯大林声称发现了计划暗杀全部领导人的大阴谋,从而发动了大清洗。(注:当时有人怀疑,暗杀基洛夫的幕后指使正是斯大林)。

在莫斯科,罗兰会见了众多的苏联知识份子,有作家、建筑师、音乐家、工程师。除了语言障碍因素外,罗兰敏锐地感觉到谈话不是推心置腹的,他们很多想说的东西不愿或不能倾吐出来。连给他诊病的医生都是紧张兮兮的。罗兰甚至怀疑(并没有明说)高尔基都受到了监控: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尔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关于艺术生活。在莫斯科期间,罗兰经常被邀请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在苏联对外协会观摩的影片《夏伯阳》给罗兰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为“共产党人第一次使白军的英勇主义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然而,对于其它影片,罗兰不禁几次用到“拙劣”一词,认为要么是“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罗兰不无调侃的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取消文艺形式多样化后,人民的艺术趣味败坏成这个样子。”

而罗兰在观看了根据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新芭蕾舞剧《巴赫奇萨赖喷泉》后,在剧场出现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但他对此剧的评价却是:“不是独创的”,“矫揉造作”。

关于特权阶层:上层知识份子。 罗兰注意到,作为文化总管的高尔基至少有两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区。房子不属于高尔基,但高尔基在里面过得很富足。罗兰观察到跟高尔基来往的上层知识份子一般都拥有别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拥有小汽车。

“特权阶级没有钱,但他们有权,有权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罗兰在日记后的《附记》中流露出他对此的担忧,因为这与人民的生活存在着惊人的差距,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的危险倾向。

关于苏联人民。在莫斯科,罗兰被艺术家、代表团和权力上层人物包围着,根本无法亲近普通人。他只能从6月30日那样的群众庆祝游行中去观察苏联人民,只能从苏联各地纷纷寄给他的信中去了解他们。

从游行中,罗兰对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的“领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认为人民在集体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真诚的,“苏联人民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然而,在罗兰收到的一封富农的儿子写来的信中,却提到由于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

对此,罗兰的妻子、也是苏联人的玛丽亚与高尔基发生了争执,玛丽亚认为:评价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本人是什么,而不是根据他父母什么人。而罗兰笔下的“高尔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试图敷衍过去,提到了正在制订中的,许诺更大自由的新宪法。但这只是自我安慰的借口”。

关于斯大林。在访苏期间,罗兰有两次见机会见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回答了他的提问。另一次是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区别墅中与斯大林共进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宫的会见从下午4点10分开始,于5点50分结束,对话内容罗兰详载于日记中。罗兰提出了若干敏感问题,比如基洛夫事件,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等,他对于斯大林的“坦诚”印象十分深刻,称“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然而,对于罗兰来说,斯大林“始终是一个迷”,难以捉摸。

斯大林残酷无情,但在人面前却很随和,朴实,有时还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这两种性格都是真实的,拥有这两种性格的人让罗兰疑惑不解。这种疑惑在罗兰观察内务人民委员,曾经是秘密警察头子的亚戈达时也同样存在,对热情洋溢的苏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后者谈到对敌人的镇压时,认为应该“不择手段”。这种疑惑罗兰的心头萦绕不去,一直伴随他离开莫斯科。

关于书检制度、驱逐、监狱和集中营。尽管亚戈达宣称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甚至白党的信件也可能自由来往,但事实上,罗兰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苏联的检查,因为信件收到时已被拆开,信封上“粗暴而无耻地”盖着“从信箱取出时已破损,信封贴得不牢”!对此种做法,罗兰在日记中俏皮地说道:“富歇(法国警务大臣)的员警也许会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纸放回信封内时,应该别把它们搞混了……”

对于集中营,罗兰认为“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和道德的内涵。”

罗兰访苏结束后,对日记进行了整理,对访问进行了总结,这就是《日记》后的《附记》部分。尽管罗兰试图在《附记》中为苏联辩护,但其笔下的记录却披露了一个让人恐惧的苏联:没有言论自由,时时受到监控。而罗兰将《日记》尘封,大概是因为对苏联还怀有某种幻想吧。

纪德公开表示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

1936年,纪德来到了他一直向往的苏联,回国后,他不仅猛烈批评苏联当局,而且公开表示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所见所闻使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苏之旅后,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我们或许可以从其撰写的《访苏归来》中一窥端倪。

首先让纪德深感震惊和不安的是:苏联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与其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在苏联,普通的工人农民仍然过着贫困和匮乏的生活;而且,一方面是民生凋敝,一方面却是领导人热衷于大排场和大手笔的各种庆典游行;一方面是大建工厂,烟囱林立,一方面却是工人住房紧缺,在窝棚中建设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甚至官僚特权和奢靡生活也并不罕见,比如招待纪德一行,连普通晚宴的耗费都是巨大的。

面对这真切的现实,纪德愤怒地谴责苏联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是“官僚分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纪德还注意到,普通苏联人的服饰款色单调,粗制滥造,不仅比不上西方国家,甚至连旧俄时代都比不上;而且,日用品、图书、文具等等也无一不是品质极差,不堪使用;但就是这样的产品,还数量匮乏。纪德对此分析认为:“供应什么就得喜欢什么,要不要就是这东西。既然国家兼为厂家、买主与卖主,品质便只能随文化而进步了。”在苏联,“国家没有对手,对此并不在乎,反正也没有竞争”,所以苏联产品的品质低劣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更让纪德感到不舒服的是在苏联政治高压下人们扭曲的思想。比如,在他致斯大林的感谢电时,由于忘了写斯大林名字前面的那一长串“专用尊称”,而被电报局工作人员拒绝发送。当纪德在访问过程中与一个苏联大学生交流外语学习的问题时,这个大学生自豪地告诉他:“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的了,又何必讲他们的语言呢。”

纪德还注意到,苏联所谓的“全民选举,只是一种讽刺,一种假像,所有的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在这样“周围容不得人才,只容得下奴才”的“一人专制”中,“无产阶级被彻底地愚弄了”。他还发现,当全面的工业国有化和集体农庄化之后,工人、农民竟然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工厂和农庄:“劳动者没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欢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也不能去爱情或友谊呼唤他去的地方”。

看到一个宣称以消灭剥削、消除阶级压迫为使命的国家,竟然是如此景象,纪德十分愤慨:“他们受人剥削,却不知道受什么人剥削,也就更不知道自己的贫困应当归咎于什么人,应当反对什么人!”

就这样,边走边看边观察的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问结束后,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如此慨叹道:“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从幻梦中清醒过来的纪德在发表了《访苏归来》后,却遭到了苏联 “朋友们”的猛烈攻击。于是纪德发表公开声明,称:“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结语

与罗兰的沉默选择不同的是,纪德的清醒证明了他的睿智,而他曾指出的苏联种种的弊端,直到苏联垮台也没有解决,且在今日中国并无两样。而纪德抛弃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抛弃苏联之举,值得当今中国每一个仍旧对中共抱持幻想的知识份子思考。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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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7 8: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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