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5月31日讯】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发，北京大学历经了三位校长：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长汤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长马寅初以及其后的校长陆平。在中共治下，身为北大校长、同时亦是学者的他们，不仅无法维系大学、学术领域的独立精神，而且他们和家人收获的是中共对他们的侮辱，乃至迫害。本篇说一说汤用彤。
学术成就
1893年生于甘肃的汤用彤，父亲汤霖是清末的恩科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汤用彤三岁时，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汤用彤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疗，暂被留校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一年后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他先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哈姆林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因其才学出众，与吴宓、陈寅恪并称为“哈佛中国留学生三杰”。
1922年，汤用彤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课，汤用彤始任文学院院长。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汤用彤是少数几位能融汇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等，这些研究填补了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一学术领域上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位，其中人文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学的汤用彤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均因哲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其学问可见一斑。
而汤用彤的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汤用彤的儿子，北大已故教授汤一介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写读书札记……
放弃留美和去台湾机会
1947年汤用彤利用休假机会，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走入颓势时，蒋介石于1948年12月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华北学人”，汤用彤也在抢救名单上，但他并没有乘机南下。其后，离开的胡适也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却依然选择留下。
一念之差后的岁月
中共占领北平后，汤用彤被师生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任期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后，马寅初接任校长，北大搬到燕园，汤用彤则担任北大分管基建与财务的副校长，与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1954年汤用彤出席《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回来后即患脑溢血；此后长期卧床，再无学术新成果。估计此时的他已然对中共心生恐惧，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态度。1964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5月病逝，终年71岁。
大概汤用彤不会想到的是，死后的他也没被中共放过。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的确，如果汤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红卫兵抄家、鞭打的厄运。
儿子汤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责
根据大陆《新京报》年刊发的《 2015儒学家训下汤一介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文，汤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和他的同学们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于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多年后，谈及这段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1951年毕业，期间加入了中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毕业后与同学乐黛云结婚，并留校任教。按照汤一介的说法：“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1957年反右期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汤一介则受到一定冲击。文革开始后，乐黛云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并被中止上课资格，除了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在中共的洗脑下，汤一介夫妇曾真心支持文革。据二人回忆，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则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文革中，汤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了父亲送给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换了六百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说不上做什么学问了。
1973年，一场“反右倾回潮”风暴刮起，汤一介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他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名声很坏的深渊。在“梁效”大批判组中，汤一介很卖力，其中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个学者周一良编写的。“紧跟”、“迎合”成为批评组成员唯一的选择。
毛死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被政治裹挟的汤一介也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
或许是看透了中共，“觉悟”了的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试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
2014年9月，汤一介去世。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