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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三一八惨案”与“六四屠杀”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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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5月04日讯】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共统治时期,分别发生了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并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件。一个是“三一八惨案”,一个是“六四屠杀”。而事件发生后各方的反应,足以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哪个才是真正黑暗的社会。

三一八惨案”与“六四屠杀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当时军阀冯玉祥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大沽口守军炮击日本军舰,日本等国认为这违反了1900年签订的《辛丑合约》,于是对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学生和民众在中共和国民党的组织下,进入天安门抗议,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游行队伍最后进入了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彼时,段祺瑞不在政府内,正在开会的贾德耀等人则悄悄从侧门离开。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枪声响起后,示威者前逃后冲,秩序大乱。其后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才导致开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惨案发生后统计,被打死的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余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北师大学生刘和珍。

“六四屠杀”则发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开明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许多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其后悼念活动转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货膨胀,解决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期间,最多有一百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示威活动。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通过与学生对话解决问题,而以邓小平、李鹏等为首的强硬派则决定采取武力解决。

5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中共30万军队被调往北京。6月4日,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清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六四前夕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并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 3,000人。而香港苹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

毫无疑问,当年的民国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对学生、对中国人犯下了杀人罪行。

惨案发生后的四大对比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惨案发生后,对于社会的强烈反应,民国政府与中共政府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媒体态度不同。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群情激愤,诸多媒体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京报》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其副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103篇。这无疑说明当时因为政治体制还是议会制,所以还有相当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允许媒体批评政府。

然而在“六四”惨案发生后,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体秉承其旨意,大肆宣传学生的暴行,宣传这是“反革命暴乱”,媒体的独立性和骨气荡然无存。显然,在一党专政下,独立和有骨气的媒体也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二、大学态度不同。不仅是媒体表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高校校长和教授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北洋政府。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公祭会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可是在“六四”惨案后,北大等高校既无些许公开伤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对教师和学生加以甄别,要求参与者写检讨,不让其上课,并将当年的毕业生大多发配到农村等。大学独立的精神和骨气同样不复存在。

三、“国会”态度不同。民国时期的国会虽然多数时候也是花瓶,但在惨案发生后,却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这表明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这样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吗?

四、政府首脑态度不同。时任临时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外,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后来他生病时,医生曾建议他吃点肉食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对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国人至今可曾看到哪个中共领导人对“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个领导人发自内心的忏悔?除了推诿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结语

因为惨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很快倒台,因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就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权却仰仗其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欺骗手段,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累累血债终将导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个对比也说明,所谓的“旧”社会比所谓的“新”社会更具有法制和开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声声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会”。

还是后来著名的报人、曾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一语中的,“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这样的政权不要也罢。#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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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4 1: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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