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14日讯】八、惯性
广义来看，大陆专制制度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和她宣传的辉煌一样沉旧，“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从秦统治始，至民国建立皆是皇权式的中央专制，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从中央到村社由上至下更广泛的中央集权专制。从清廷垮台至共产党夺得政权，国际社会经历两次世界战争，大陆更是在悲惨的战火中寻生，尽管此中社会变革熠熠之光不断，然千年的专制惯性并没能在20世纪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中煞住步伐，还未待有所回味，又驶入另一个专制的深渊，可以说大陆个体的奴性几乎没有中断点，绵延了整个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而且更惨痛的在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前半个世纪，华夏之地则是开足马力朝着罪恶的深渊迈进，其个体的愚昧和社会的黑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倒退进入了奴隶社会。时钟来到21世纪，专制更是变本加厉，它披上了各种伪装的外衣，增设了各种实用的伎俩，而个体则一样深深的吸附着愚昧的毒瘤，奴性愈加沉重，社会整体看有华丽的外表而内核依然是独裁者支配着奴隶，成了一个新型奴隶社会。
专制的千年延续，个体的代代传递，大陆不但具有明显的专制惯性而且有强烈的专制依赖，从独裁集团到奴隶，它们找到默契的共识，相互对专制有了趋同的认知，独裁集团认知到专制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奴隶认知到专制的必然性和依赖性。专制成了大陆别无选择的社会制度甚至被认为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而且上下思想一致。应了鲁迅的话愚民已经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甘当万劫不复的奴才，独裁者更不可能不体味出专制的美来，赞叹、宣传、巩固。
国际社会对专制也有同样的惯性感触，面对大陆实行的残暴独裁统治下所泛滥的社会罪恶，人性会随着接受的不断累积而慢慢形成免疫力，对大陆社会非正义的行为更能容忍。假如在一个社会中爆发了一起完全违反道义的罪恶事件，如果全力追查积极追究最后化解罪恶维护正义，那么再次出现类似的事件，社会依然有强力的舆论监督和压力，因此，这种不义可能爆发的频率会越来越低或者绝迹。反过来，如果在初次爆发没能尽力追查维护正义，那么再次出现的频率必然增高，而且随着不断发生，社会对此类事件形成惯性认知，人们对它的追查和追究也逐渐冷淡，正义也就不断损失；如果再次出现层级更低的罪恶，社会就会直接接受，放纵罪恶；如果出现层级更高的罪恶，社会对此的反应也不再强烈，人性就会在罪恶的频发中没了公允，没了道义，没了善恶。国际社会的惯性感触就是如此，起初大陆没有选举，国际谴责；然后没有言论，国际还谴责；再次随意抓捕，国际还是谴责；最后草菅人命，国际谴责也没用。当然国际社会基于并未伤害自身利益或者有利益可图，还长期与独裁集团往来，实在的，人群中有了一个魔鬼谁都不再安宁，另外当人与魔鬼坐下来交易那结果可想而知。大陆境内就更加难堪，在专制这个最大的罪恶都被个体愉快的接受后，那所要到来的任何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顺其自然的。
面对惯性的专制，社会阶层各自尽情表演。
显然，独裁集团有清晰的认知，它们清楚在一个千年专制惯性的大地应该责无旁贷的赓续专制，而且长久以来积攒了丰富的专制智慧。经过中国共产党惨绝人寰的前五十年折腾，可以看出，他们不但成功的继承了专制统治的艺术，甚至有更“勇敢”和更“伟大”的创新发展，不仅把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治理的服服帖帖，还可以在它们衣不附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依然凯歌高奏，它们践踏着几千万尸体的冤魂能义正言辞宣读统治合法性……新世纪以来，它们更是将专制的触角延伸的更广，如前文所言，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奴隶社会。但在这种专制惯性下，独裁集团并没有多少忏悔，它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径是在制造罪恶，相反它们坚信自己正行进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康庄大道，因为几千年来，这个大地的社会关系不常常都是如此吗？它们不过是延续继承了这种统治，甚至它们觉得经过自己的统治给社会带来“繁荣美好”，这一切必须是也仅仅是它们的功绩。独裁集团的这种思想同样是专制社会延续的奴性，不过它和奴隶的奴性相对，它是奴隶主的奴性，是奴役大众的奴性，是一种根植于思想没有正义、平等、善恶而剥削、压榨、摧残他者的魔鬼之性，而这种魔鬼性在独裁者自己看来却是良好的品行。独裁集团对社会所作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在这种惯性支配下进行，它唯一的也是它自己只会去做的就是维护巩固这样的专制，不是它不愿意转向文明而是它深信自己就是走在最文明的路上，这种歇斯底里对专制的认知是独裁者真实的情感。基于这样的认知，它们在专制社会的一切行径都是合情合理，依照它们的意志，传播者知道是谎言，听众知道是谎言，传播者也知道听众知道是谎言，传播者依旧传播听众仍然收听，因为独裁集团坚信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很多时候，谎言在独裁者那里变成真理，而真理在它那里成了谎言，因为长久的专制惯性下，社会整体已经模糊了真理和谎言的界限，判断依据来自独裁集团的认同。好比资料，整个社会是被独裁集团钳制的，资料的真假已经没了判断的依据，最后的标准成了官方公布，而官方公布恰恰是独裁者的意志，这是最明显不过的真假界线的失守。再者，长期专制下诚信真空，而相互依赖的基础成了去找寻权力机构出具的各种证明，但权力来自独裁集团的授予，最后相互的依赖变成独裁集团的裁决，这类是非颠倒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猝死狱中的囚犯，等来权力的最后裁决是“躲猫猫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等，如易租宝、泛亚、中晋等金融诈骗，它们都有权力的认证还在最高端的官媒开展宣传，有丰富的来自各个权力机构的表彰，一切都做成了真理，须臾间失守变成了谎言。所以长期的专制社会中，是非罪恶已经没有界限，而最难跨越的鸿沟是专制惯性，由于社会一切资源垄断在独裁集团手中，而它们是一群歇斯底里钟情于专制的疯子。
独裁集团对专制的护犊远远超过被奴役者对专制的反抗。因为惯性的专制给独裁集团带来丰厚的收益，坚定它们的共识，增强它们的团结，同时也提高它们维护专制的实力。而被奴役者在专制惯性中非但没有激发出对专制的厌恶和仇视，反而形成对专制的无视甚至依赖。社会个体基本都觉得大陆自古都是这样，权力骑驾在被奴役者头上，作威作福，个体只有自求多福凄惨的求生，一生遭受权力的压榨，从未有过驯服权力的奢想。而且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只愿意向权力攀附去达成目标，因为正义已经迷失在专制里，从而形成对权力的依附。两个都超速行驶的车主去缴费金，其中一个的战友在交警队任职，象征的缴了很少就办妥，另一个没有关系则结结实实的缴了罚款，获得益处的个体不但不会不安而且会依此为骄傲的资本，使他对权力腐败产生好感。（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在于证明大陆的超速罚款就是合理，专制在摧垮个体的所有人性和良善后，又要求它们遵守规则和良善，这本身就是荒唐的，因此而生的处罚手段就更可笑，何况罚款的用途更不得而知。）更进一步，假如有个体攀附到权力并建立一定关系网络而从中牟利，那么它们就成为专制的依赖者。所以，在千年的专制智慧里产生精明的古训和谚语“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斗”“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深刻表现出被奴役者对专制不是仇视而是隐忍，不是厌恶而是钻营，被奴役者心底对权力张狂有深层的价值认同，对平等有自然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因此，这样的专制惯性下敌我双方的交锋，独裁集团还未亮出兵器被奴役者已自愿败下阵来。
整个社会被专制裹挟持续运作，每个细微的社会元素都是在依靠惯性作息，心灵里、思想上、行动中都承接着惯性，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体在专制的惯性下滚动，倘若有外力想去阻碍或者逼停它，都是难以形容的困难。很显然，社会成员都习惯这样的命运安排，所有个体在一个大车间流水作业，各司其职，制作一个叫专制的产品。这样的环境，从众与和群是最大的正确，任何思想和行为跳出专制惯性的个体都成为异类，等于在顺流而下的洪流中试图停留或者逆行，其实不必独裁者动手，被奴役者都会自觉地阉割思想和行为来迎合专制的需要。循规蹈矩是全部个体的抉择，权力机构过一天撞一天钟例行差事，暴力系统依照命令紧锣密鼓，宣传系统日复一日谎言不息，教育系统无微不至传授奴化，普通个体像钟摆般随着时光晃动，社会宏观上稳当延续，毋宁政治哪怕科技方面都不会有任何突破，巨大的惯性能淹没任何异动，这种稳定似乎已经远超出专制的手段所带给的社会高压能达到的效果，这种稳定与其说是专制带来的祸端，不如说是大陆个体的愚昧心愿，社会整体业已深深陷入这样的专制惯性。
各阶权力机构和暴力系统能及时做出准确的条件反射，面临突发社会矛盾或个体纠葛勿需上阶指令便能迅即做出应景的处置。突发事件并不能完全提前预估，因此独裁集团对社会突发矛盾的应对有其必然的盲点，如此一来处突的许可权则第一时间留滞在地方权力机构，而地方延续专制思维和维护自身利益一直对所辖区域残暴镇压。所以各级地方权力对本地区的强力维稳和第一时间残暴迫害打压并不需要得到上级的权力指令，成了它们的应然之举，导致规模不公的社会事件仍然不能结成网路，很多崛起的抗争之力未能形成舆论即被迫害在萌芽状态。例如全国范围的蛮横侵占农地，失独家庭上访，三聚氰胺奶粉等，皆被压制在所在区域没能因利益相关而迅速结成体系，如此就不能对权力造成强烈压力，就更不可能波及专制自身。还有一种地方权力机构遵循专制惯性造成的另一种结果，比如乌坎事件，由于低阶权力的残暴镇压导致区域内的反抗更加剧烈，最后导致地方权力机构不能在职权范围内息事宁人，于是独裁集团将低阶权力作为换取稳定的筹码演一出“周瑜打黄盖”的好戏。上海踩踏事件类似于此，事件突发难料根本没有事前预案而且上海又处于国际视野之中，资讯传播便捷快速，独裁集团受到来自国际的舆论压力，最后选择用低阶权力为专制作牺牲但并不见得低阶的官员就一定受到宣传所言的处罚，其实这只是演一场戏让社会在欢声笑语中回归奴役。长期专制中，各级专制机构对所辖区域的专制会更及时也更剧烈，无论官员的前途如何但奴役的本质不会减损。
人性和人心失去守护，道义和善恶没了准则，谎言和愚昧俯拾皆是，人心残存的那一丝对美好的向往都被彻底的侵蚀。独裁集团创制出一个伪恶的环境，个体本能的排斥事情真相，因为真相都是如此的残忍，愚民对传播的资讯里独裁者黑暗和残酷的面孔自然逆反，它们更忠实于接受美好和华丽的谎言，诉说奴隶屈辱和卑微的咨询不是它们接受的频段也不会成为它们接纳的资讯。谎言和真相没有分界，太多个体已经模糊遗忘甚至颠倒了善恶的准则，它们选择顺从的作恶而且自以为正确，即使面对那些起立抗争被打压治罪真正的人，它们还是坚信独裁者编造的谎言。欺诈罪恶群起人心承受残酷的程度越来越强，慢慢的忍耐接受最后对欺诈罪恶脱敏对公平正义失去兴趣，人性丧失，丑恶泛滥，个体自愿忠诚的在虚假的谎言里意淫等死。个体关注和在乎的只有日常的吃喝玩乐，圈子里都在晒吃晒玩晒虚荣鲜见晒思想晒正义晒善良，丢失道义和善恶，它们只知道在专制的持续里继续充当一种只有生理功能的动物甚至不如，因为它们会对那些晒思想和道义的个体发出鄙夷或嘲讽，如此沉重的奴隶惯性相当之可怕。长久以来，大陆社会有很强烈的文明否定论或者民主否定论，不但在独裁集团的宣传里，更主要是根植入个体心灵中。在大陆宣导和追求文明会面临很滑稽的场景，好比你舍身去阻止一个刽子手对被杀者残酷的折磨，而那个被杀者尽管被缚住手脚还向你吐口水、谩骂、恐吓和诅咒，它认为你不是在救它而且可能让它遭受更残酷的折磨，况且它已经习惯了这持续的折磨并不认为这种折磨对它有什么损害或许它觉得这也许能增强体质。和大陆的愚民讲民主，它尽管不很清楚民主的真谛但它一定能列举无数民主的弊端，它虽然不知道文明带来的美好但它能详述专制的“伟大”，文明在大陆是没有市场的，因为专制将这里霸占了几千年，个体每个细胞里都流淌着愚昧的专制血液。权力机构要暴力拆毁私人的房屋，屋主会将房子“装点一新”，外墙挂上共产党的历任领导，房顶竖起共产党党旗或五星红旗，悬挂起显眼的标语“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是法治国家”等等，然后在军队武警等暴力系统包围下哭嚎“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房屋被推倒铲平。这从未间断的场景该如何理解，那些屋主的内心思维是什么呢！它认为共产党公正无私？它相信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公正无私？它认为这种方法能阻止暴力换来正义？还是它走投无路奢望奇迹？暴力系统本就是共产党建立对付个体的工具，它现在来征服你，你却高喊坚决拥护它，那不就等于高喊坚决拥护你来拆毁房屋，这么可笑的逻辑最后成了个体没有选择的呐喊口号。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屋主借此制造舆论，以便能在社会扩散传播形成效应给权力机构施压，又一种可笑的逻辑。其一，权力机构的行事从来不会被舆论左右而是忠实于上层权力的指令，以对专制制度的利弊权衡；其二，被拆房屋的屋主在灾难没有血淋淋降临自己时都还是愚昧的专制螺丝，又如何冀望其它愚民在赞叹奴隶的欢笑里为自己的不公而中断，况且这样的讯息亦难有传播的机会。因此，在长久的专制统治中个体的行径往往显示巨大的悖论，它们高喊“共产党和教育厅长英明清廉”却跪在地方教育厅前要求子女能依法入学，已经被陷害的家破人亡还在上访，相信高阶的领导能还回公道，倘若权力能给予公道和正义那现在的冤屈和惨状又从何而来！个体愚昧的畏惧权力崇拜官员，社会对罪恶官员的艳羡远胜过对贫苦弱势的怜悯。
专制的持久并不必然带来反抗的加剧，大陆明显印证这样的结论，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上百次的权力更替，轮值的不外乎从一个权力没落的专制进入一个权力昌盛的专制。到共产党夺权就更是鼎盛的专制时代（新型奴隶社会），无所谓争取，个体早就不需要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文明的象征，它们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专制政体，使它们服服帖帖，它们也乐意服服帖帖。它们世世代代都在打磨自己的风骨以成为一个称职的奴隶，拥有了全身的才华和技艺般配那个耀眼的奴隶身份，你却大声控诉奴隶不好，这是多么的大逆不道。专制下的任何个体都自认它们的处境是必然的而且恰当的，施恶者与受恶者都心安理得，正义善恶早早就没有落脚之地，愚昧和恐惧才是市场的宠儿，个体都钻营着朝向往的专制空隙就位，以便获得对应的回报。它们的政治哲学是“不要抱怨社会，要去适应社会”，心底里还嫌弃自己没能契合上专制的步调，巴不得每个愚民给自己贴上标签“我是最完美的奴隶”，博取其它愚民的赞叹。极大的专制剥削下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它自认为是贫苦者努力不够，机遇不佳，不会钻营，言下之意，那些受恶者皆因没能将奴隶做到最好而受累？社会比拼的是看谁能成为最最优秀的奴隶，有时连独裁者都感到讶异。一些无耻者对独裁集团极尽所能的吹捧，极左思潮对毛泽东的膜拜与癫狂，社会遍布的大量脑残爱国疯子……好多所作所为让社会更加迷乱，独裁集团都有所反刍。这些夸张的行径并非来自胁迫而是奴隶自愿为之，它们是在竞争成为最优秀的奴隶。几千年前呼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成了彻彻底底的反讽，社会不但承认了王侯将相的血清传递，而且乐意接受王侯将相对它们的奴役统治，心中不再有那个问号。它们旨在追逐一个安稳的奴隶资格，抑或钻营到权力网路中奴役它者。
奴役在长期持续中会形成误导，产生很强的欺骗性。少数族群聚居地区比如新疆、西藏等，遭受专制压迫越来越猖獗，少数族群主体生活愈来困苦，它们直观的认为是本地区移居的汉人侵占了生活资源挤压了社会空间，这种不准确的偏见是普遍的。实在的，专制的剥削才是困境的根源，而且那些普通的汉族移居者一样遭受着专制剥削和压迫，非但不会通过任何途径对当地族群形成压迫，反而对本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事情并未如愿，本地区的少数族群片面的认为游动的汉人抢夺了它们的生活资源，导致少数族群聚居地较为激励的族群冲突。比如新疆的七五事件最不该发生的就是对当地汉人财产的掠夺破坏。其实可以明显看到，本应属于专制奴役引起的毒瘤，最后却被误解成族群冲突，被奴役的受害者没能也不能找出罪恶的根本，而是相互残害，无的放矢。这种欺骗性在日常细微处更是普遍，权力机构查封这家的企业，企业主反问为什么不查禁其它的，因为它们和自己一样；权力机构沿街乱收费，个体工商户会疑虑为什么只收自己家而不收其他家；暴力系统强拆房屋霸占土地掠夺私产，它们不解为什么都是一类就只有自己受罪；道路的车辆被贴条罚款，它们探究为什么有的没被罚款等等。个体在遭遇专制碾压时，首先感知的不是反抗暴政而是盼顾打量，倘如大家遭遇都一样就心生平衡，臣服接受。反而漏网者，成为其他个体愤慨的目标，然而它们对权力者的特殊从来都感到满意。因此在普遍的专制下在系统的奴役里，个体享有了十足的平等，那就是全都沦为奴隶的平等，而这种平等也才是它们的追求。相反，建立在所有奴隶平等的基础上就是独裁者超然的特权，而这种扭曲的巨大反差却不会在大陆引起多少异议，依旧在稳当的行进中。
千年的专制累积下，让奴隶起来反抗独裁和让独裁者停止奴役是一样的困难。
独裁集团自愿停止奴役，显然有欲设条件，那就是奴隶社会矛盾四起，独裁者采用专制手段已不能攻克社会问题遂放下屠刀，这还有一个主观的条件就是独裁集团能做出顺应历史的抉择。逻辑上，很明显看到社会矛盾四起才是独裁集团自愿停止奴役的充分条件，假如奴隶都还在赞美感叹奴隶的幸福那么就不存在社会矛盾四起，所以说，无论是独裁者停止奴役还是奴隶反抗独裁者，最终左右选择的都是奴隶本身。如果奴隶都没有厌倦自己的身份那独裁者怎会放弃自己的特权，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中，奴隶才是主导抉择的关键核心。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奴隶还沉醉在奴役里而独裁者自愿放弃专制，在持续惯性的专制中，独裁集团也不具有刹车的能力，惯性选择的是顺应它或者将它愈演愈烈的掌舵者，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奴隶起来反抗的先决条件是奴隶认识到自己的可怜，认识到专制的丑陋，意识到只有反抗才能改变困顿的处境，只有反抗才能获得基本的尊严，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途径，获得这样的转变必然要经过思想启蒙，思想启蒙的充要之据就是言论自由。然而当前大陆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而是没有一切自由，甚至更紧迫的用奴化教育和谎言宣传愚昧个体，个体对真相和事实具有自然的反感和排斥，钟情于既定和惯性的思维方式，零星的事实常常伴随铺天盖地的谎言，如此一来，思想启蒙雪上加霜微有成效，再谈让奴隶起来反抗独裁必然困难重重。另外一个反抗的困难来自客观的事实，虽然大陆任何文明领域都破落不堪但是它有悠久的专制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专制智慧，对社会的管控极端严实，告密文化，监控方法，权力高度集中又广泛散布，政府暴力规模空前但个体手无寸铁。冒出反抗个体也很难形成组织系统，独裁者与反抗者数量和品质差异悬殊，并且这样的事件又被独裁集团歪曲宣传，造成反面影响，往复循坏，系统地直达要害的反抗几乎绝迹。随着专制加剧，虽然反抗的事件越来越多但都是对个人利益要求连带对低阶权力的惩处，鲜有针对靶心对专制制度的讨伐。可以看出，1989年学潮以后，真正意义的奴隶反抗独裁已不复出现而且也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意识。恰巧在社会的反抗领域也带上惯性的印记，每次稍具规模的群体抗争，都延续了争取眼前利益，反而向最高处独裁者施加善意的信号。它们只对准低级的权力机构，只对准专制所带的诸多顽疾，这样只瞅着表像而忽视本质乃至盲信本质的抗争在专制社会中有了运动的惯性。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什邡的抗争、宁波的抗争、茂名的抗争、上海的抗争……接续上演却都是相同的问题，专制携带的恶性是普遍的，不会因为在这个区域被遏制就彻底淹熄。而遗憾的是大陆的抗争都延续着类似的性质，抓了芝麻漏了西瓜，最终仿佛都在高阶权力的英明决断后，平衡了抗争者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弊端就是个体对独裁集团越来越痴迷。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人们对因个体利益而起的抗争报有相当乐观的态度。那就是，随着不断增加的这类狭义的抗争会给独裁集团带来持续的压力，倒逼独裁者停止奴役。很显然，专制带来全方位的社会矛盾而能崛起抗争的范围实在有限，每次抗争中那些觉醒的个体又被残忍打压迫害，而且在抗争后获得利益平衡的更是少之又少，每一次的抗争带来每一次的暴力加剧手段翻新，如此回圈反复，抗争的阵营在缩减而独裁的能力在增强，加之愚昧的环境，人心疲惫更安于忍受温水煮青蛙式的持续专制，况且它们本就不是在反抗专制而是在争取利益。相对于独裁集团，个体抗争目标在于利益，不得已之下，施舍部分利益维护专制即可，为什么要主动舍弃专制再来施舍利益，这样的蠢行对独裁集团又有何益？由此可以说，大陆尽管有日渐频繁的抗争运动和群体维权运动，但对专制制度本身并不能构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奴役仍然顺着惯性有条不紊的前进。
独裁者的杀手锏谎言和暴力，奴隶的特征愚昧和恐惧，嚣张跋扈的独裁集团面对的是噤若寒蝉的被奴役者，足以使专制绵延赓续。
若非强大的专制惯性，很多畸形社会现象难以释然。常识中人类被同类的谎言所骗，而且随后经事实佐证，确系实在的谎言。可以断定不出几次后，这类依靠谎言为业的群体就难在相识者之中寻得立锥之处。反而在现实的大陆，以创制和传播谎言为生的宣传系统，哪怕是昨天的谎言今天就被自己戳穿，比如官员在职与落马的鲜明差异，曾经的报纸和现在的报纸显然的相悖，独裁者刚刚电视发表铿锵的法制蓝图晚上就大批秘密抓捕律师。但这样毫无掩饰的谎言，大陆依然有广泛和亟需的市场，个体不仅不反感和拒绝，而且沉浸和陶醉其中。判断这些谎言，勿需高超的智慧，因为传播者自己不断证明自己的虚假，但这种低劣、了无技巧的宣传手段却在专制的持续中效果非凡。从市场交换也能窥见惯性的踪迹，任何个体在交换过程总会感觉换回的始终比不上付出的。比如雇用的双方，付出工资的总嫌弃提供的服务不如意；提供服务的总埋怨得到的报酬不足，依此可见，交换双方总会从心理和思想不能完全满足。个体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交换就是个体付出财富供养政府，政府提供服务回报个体，然而大陆的政治交换却存在明显的悖理，常常是政府言辞确凿的表态个体给予的财富不够，却鲜有个体抨击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周。在显然的个体与政府的雇用关系里，个体未获得服务既可以更换政府以便获得服务。现实中，往往是个体在不断增大财富供给而政府从来不提供任何服务，这样明显不对等的交换，在大陆却没有多少个体觉得意外，它们习惯与一个从来不提供服务只收取财富的政府长期合作，忽视和淡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付款购买服务的雇主。不同的是在除此之外的交换中，比如劳动雇用，个体付出劳动交换财富时常会讨价还价，双方博弈交换的价值，甚至在土地使用权交换时，还伴随激烈的群体运动由于交换存在的悬殊不等。遗憾的是最核心最广泛的政治交换却失了分寸，随波逐流，专制成了独裁集团和奴隶群体共同的习惯。（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