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03日讯】“六四”那年，我正在北京市西城区一所高中读书。不谙世事的我，不仅跟随全校老师和同学参加了大游行，也在六四当天无意之中见证了天安门事件的血腥。
我家住在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附近，离天安门广场大约3公里。6月3日夜是个难以入眠的晚上。鞭炮般密集的枪声不绝于耳，妈妈在听美国之音，直到凌晨时分我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听妈妈说，枪声一直到后半夜还在响。
那段时间，每周日，我都会去王府井附近中央美术学院的辅导班学画。六四这天也不例外，我没有想太多，背上画夹、骑上自行车，就绕行民族宫北面的阜内大街，前去上课。
已经是8点多，从民族宫向北骑行，眼见负着伤亡者的平板三轮车从身边疾行而过——他们正赶往人民医院住院部。印象最深的是从一动不动的伤亡者身上淌下的鲜血，沥沥拉拉撒在路面上。医院门口还有从其它方向赶来的板车。
到达空荡荡的校园，只有两三学友和我一样“扑了个空”。在楼口聊了一会儿，我就骑上车子准备回家。当时的“老美院”，斜对面是协和医院住院部。路过医院大门，见到校尉胡同口有不少染血的平板车。后来看到材料说，那天协和医院的停尸柜都被死难者装满了。
穿过天安门广场直接骑回家是不可能了，我决定绕行和广场平行的前门大街以南的胡同。当时胡同里还有很多市民一同向西骑。离天安门南侧的正阳门还很远，前方传来一阵枪声和鼎沸的喧嚷声，疾疾的骑行人群随之涌来，人人立即调转方向往东。我也紧蹬几下，怕被子弹射中后背。后来怎样回到家的，已经不记得了。
到了下午，一直待在家里的妈妈叫我和她上街转转。和亿万中国人一样，从反右到文革，我生长的家庭，特别是妈妈和姥爷一直是挨整的对象——妈妈因受刺激而中辍学业，姥爷则蒙冤入狱多年，而妈妈的那份率真却从未被磨去。
当时，民族宫南对面西长安街的南马路上竖了不少灰色瓦楞板。走在马路最里侧，又有很响亮的枪声传来，我和妈妈急忙躲进街边一个院子的入口，关紧两扇厚厚的木门，我还插上了门栓。静等了十几分钟，完全听不到枪声，我们才赶紧出来往家走。我看到，路边的瓦楞板上有些很大的弹孔，有的是连续的，不知是什么时候打的。
民族宫一带集中了好几座中小学。6月5日周一停课，同学们都在传说，临近学校有个学生，在过马路时被子弹打死了。
家姐当时在美国居住，六四当天恰好从北京搭机返美，落地后，立即被在机场等候北京来客的CNN记者拦下采访。后来听妈妈说，姐姐从此上了国安的黑名单，被监控多年。
当时电视里播出所谓火烧军车、把烧焦的军人尸体挂在天桥等场面，说是暴徒所为，并不知道那是江泽民上位后的中共设计摆拍。
十年之后的1999年，中共发起的另一场暴力镇压拉开了序幕。当2001年央视播出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我——当年的那个未谙世事的高中生，正因为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关在一所精神病医院中。
面对央视播出的“新闻”，我还不知道，这起故伎重演的“世纪伪案”，三个月后就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调查认定为“国家恐怖主义”；我也未曾想到，针对善良民众的这场更加史无前例的血腥迫害，才刚刚开始，并且延续了18年，一直到现在。#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