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乐予美国马里兰州报导）“这位先生刚才问的问题，对我来说，从我踏上美国的土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使馆式问题’。”在经济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上，何清涟这样概括道。
6月24日，大华府地区波多马克文化沙龙邀请社会经济学者何清涟、程晓农分析中国经济走势。程晓农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做政策研究，并提到与赵紫阳共同工作的经历。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听众向程晓农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转为调整内需怎样看待，二是如何保证过去的个人经历不会影响到目前研究的独立性。他说：“我好奇你现在怎么做这些经济研究。你原来可能在社科院，跟赵紫阳一起，那是第一手。但我有一个感觉，你不能让你过去不好的经历影响你现在进行经济研究的独立性。要是老让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你，你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太让人信服。”
对此，程晓农回应，过去的经历，并不能简单概括为正面或负面。参与政策讨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让他练就了看问题的“穿透力”，这是旁人难以获得的。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可获得的数据来源几乎是相同的，但从中的取舍、分析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相悖的，这与所谓的“理念”并无关系。
何清涟则补充说，这是“使馆式问题”——中国大使馆常常派人来问这种问题，虽然这位先生本人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但这个问题就是该类别的典型代表。
何清涟首先从技术上解答，来到美国以后，研究中国经济的数据更为丰富。包括中情局的预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资本流动监测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数据，对于分析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情况都很有帮助。
何清涟表示：“讲到立场问题，说老实话，中国政府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习惯，很多中国人也有，就是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中国政府就是用打压批评者、迫害批评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存在的。”她以个人经历为例——著作《现代化的陷阱》预测了中国数十年来的社会发展情况，但这本书使她的命运断成两截，在深圳家中受到长期监视，不得不出走海外。
作为学者，何清涟认为做研究应当对社会负责、秉持学术良知，不应盲目附和政府。何清涟也建议华人朋友保持开放的心胸、倾听不同意见、开阔视野，身在海外就不要接受中共政权的“领导”，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共压制批评意见。她的话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附：何清涟答“领馆式问题”
责任编辑：杨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