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07日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内称督促检查工作是推动中共政策落实的重要手段，督查人员要增强“四个意识”，要向习近平看齐，要维护“习核心”，确保中央的决策“落地生根”。
该《意见》的出炉其实折射了一个这几年来一直困扰北京高层的问题：政令如何走出中南海，落到实处。无疑，强化督查工作的目地就是要强化对地方的“有效领导”，解决政令出自中南海，推动地方切实推行。
事实上，中共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由来已久，在胡、温执政时期尤为严重，重大军务、政务基本被江派人马架空。习近平、李克强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以来，也面临着江派的多方掣肘，其推出的反腐运动和诸多改革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都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比如官员财产公示，至今未能推行。
2015年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除了暗示要集中火力对准阻碍“改革”的势力外，还提到“改革”要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等。其后的4月1日，中共官媒承认，“中梗阻”现象导致“改革胶着”局面。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还有分众化小团体组成“民意集团”导致的“中梗阻”。
2016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发文《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转”》，称要防止改革“空转”，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改革的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二是“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前者主要包括江泽民家族、江派人马和周边与其有利益纠葛之人，涉及中共党、政、军各个层面，后者的“隐形阻力”大致与“中梗阻”有重合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北京最高层首先当然是在反腐的名义下抓捕众多“既得利益势力”或“集团”成员，并不断释放警告资讯。这几年来，习近平先后拿下了包括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周永康、苏荣、王瑉、白恩培、周本顺、黄兴国等在内的百余名江派或与之有牵连的高官，被查被抓的贪腐各级官员也是成千上万。
在抓捕这些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同时，中南海还一再发出警告之音，警告尚未落马的官员们不要“搞团团伙伙，培植私人势力”，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用，因为这样的官员各级政府均有。如落马的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与甘肃省副省长虞海燕均被罕见的点出是“培植私人势力”，而这些私人势力显然是阻碍中央政策推行的阻碍。
其次是进行地方人事布局。在5月韩正继续任上海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蔡奇接替郭金龙任市委书记后，习近平在地方的人事布局大棋已算收官，各省书记、省长基本被更换，被更换的各省一把手中，绝大部分被视作习阵营之人，少数的如李鸿忠、韩正则属于积极倒戈之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而卸任或被调职的各省一把手，基本上是由江泽民集团提拔，他们或明或暗，都在与现中央对抗。被指与高层有联系的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也曾表示，地方精英、地方政府普遍不作为。换言之，他们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隐形阻力”。各省一把手被重新洗牌后，习近平、李克强的政令在地方应该较以往能得到更好的推行。
第三，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力图将所有公务员纳入监察体制中。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共贪腐的政治生态不是更换地方一把手就可以彻底解决的，众多的地方官员，尤其是追随江泽民集团获得既得利益的官员们，仍不可避免的在阳奉阴违。此前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近期《意见》的推出恐怕也是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在缺乏民主监督的中国社会，在中共已罹患晚期癌症、无可挽救的情况下，其效用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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