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我是谁”身份认同挣扎 两代华人终找到自己

全世界大概有2.5亿人是在世界各地流动居住,说明世界人口流动性很大。图为多伦多唐人街。(大纪元)

人气: 2724
【字号】    
   标签: tags: , ,

【大纪元2017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平多伦多编译报导)海龟有一种神秘的本能,在大海中生活数年,成年后能游几百上千里,回到当初出生地产下后代。海外华人也是,无论在海外生活多久,其自身和后代子孙,总要回家乡看一看,寻寻根,就像海龟一样。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把返乡的海外华人称作“海龟”

thetyee.ca网站记者兼网页编辑陈(Christopher Cheung)最新撰文讲述了王比尔(Bill Wong)和陈凯文(Kevin Chern)2名年龄相隔78岁华裔的故事,让人们了解不同时期的加拿大华人,从青少年时期到成人期间所经历的身份认同挣扎、蜕变和成熟过程。

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

王比尔1922年在温哥华出生,其父王来昆(Kung Lai,音译)来自广东省,和许多广东人一样,王来昆怀揣梦想和希望,于1913年随着淘金热来到北美,在温哥华唐人街开了家裁缝铺,生意相当不错。美中不足的是,华人一直备受歧视,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保家人团聚,还被征收沉重的人头税。

早期的北美华工帮助加美修完铁路后,政府和主流民众就翻脸,不喜欢周围有华人。1907年,温哥华唐人街发生暴乱,华人被攻击。1923年,政府对华移民政策完全关闭。这种情况下,王来昆决定把儿子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在今后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

1936年,年仅14岁的王比尔和弟弟坐上回国的轮船,回父亲家乡广州上学。王比尔回忆说,回到广州后,一切都很新鲜,到处都是中国人,但不知怎么,也不觉得陌生。由于在加拿大备受歧视,在他心中,感觉自己更像是中国人,而不是加拿大人。

后来由于抗日战争暴发,局势不稳,1年后兄弟俩返回加拿大。后来,王比尔上了温哥华职业中学,紧接着在望子成龙的父亲的要求下,又到卑诗大学念机械工程。王比尔经历的大学歧视没那么暴力或露骨,但极具排他性。

如温哥华港口市中心的水晶海水游泳池(Crystal Pool),学生游泳队平日会来此练习,但禁止华裔学生。王比尔回忆说,当时唯一办法是9点以后,在天主教牧师带领下,华裔学生才能进入泳池游泳。“像这种歧视,真的很伤人。”

不仅如此,华裔学生毕业后,也面临就业歧视。王比尔说,在还没毕业前,大家就知道肯定找不到专业工作。公司招工的人到学校招人,一般就直接找到班主任说,不要叫华裔学生去面试,否则双方都尴尬。“正因为如此,我根本没想过毕业后找工作,但仍想完成学业。”

做裁缝照样能成功

要不是歧视,像王比尔这样的中加双语专业人才,毕业后找到专业工作,在此后几十年的环太平洋工程项目蓬勃发展期间,肯定能大展身手,但这一切被当时现实阻挡。毕业后,王比尔和弟弟接管了父亲在唐人街的裁缝铺。

有着良好的大学艺术和解剖课程教育功底,加上勤劳肯钻研,王比尔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裁缝。他说,缝纫也是一门艺术,工作对象不是钢铁或木头,而是柔软的布料,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总是在变化中,比和固态的东西打交道有趣多了。

由于做工精良考究,设计总能跟上时尚潮流,王比尔的现代裁缝店(Modernize)很快打出名声,就连康纳利、施瓦辛格和史泰龙这样的大明星,也在他的店里订做衣服。

随着加拿大社会越来越宽容,对华人歧视越来越少,王比尔也逐渐觉得被社会所接受,日益成为一名真正的加拿大人。做了70多年裁缝后,王比尔于今年年初去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从未退休,做裁缝到终老。“时尚总是在变化,总在挑战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 台北小伙寻根难

文化理论家、身份离散专家安格(Ien Ang)说,寻根,是一种强大的、几乎是乌托邦式的情感影响力。20世纪末身份政治潮流中,海外流散人群寻根现象日益普遍。像北美华人等海外流散人群,总有一种身份被剥夺感,保留一种流散身份(diasporic identity),能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

现年24岁的加拿大华裔陈凯文的反复寻根路,是这一现象的最好写照。陈凯文1993年出生于台北,随后的10年间,随父母在台北和卑诗列治文山之间频繁搬家。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频繁搬家真是折磨。和许多台湾和香港移民一样,出于对中共对台湾日益渗透的担忧,陈凯文父母在他10岁时,终于决定定居列治文山。

在加拿大学做台湾人

和王比尔当初的时代不一样,像陈凯文这样的当代华裔小移民,移民前的童年回忆中,有现代繁华的大城市生活,各种美味小吃,和整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随父母移民后,很难很快地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交到好朋友。

陈凯文英语还行,因此语言不是问题。他暗自琢磨,是不是太想家才这样?列治文山面积不大,却很难有机会出去找小朋友玩,要找朋友玩,还得坐巴士,而巴士班次太少,放学后,同学都是各回各家。

14岁时,陈凯文随家人返台探亲,除见到爷爷、姐姐、叔叔、阿姨等亲人外,还见到儿时好友,但却再难找回昔日的亲密无间感。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纯粹的台湾人,虽在两地都有家,但在每个家都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

一天,陈凯文看了台湾青春爱情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觉得电影中的台湾年轻人生活,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决定在加拿大做个完完全全的台湾人。此后,他经常上当地的台湾人教堂,参加台湾电影节,吃台湾面食,喝台湾珍珠奶茶,交台湾人朋友,和台湾朋友说国语,听台湾中文歌,像台湾人一样着装。12年级时,还模仿台湾五月天(Mayday)摇滚乐队偶像的样子,留长发染黄发照毕业照。

终于走出迷惑

上卑诗大学后,陈凯文加入校内台湾新一代(New Taiwanese Generation)社团,参加社团组织的舞会、才艺表演和生日会等。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很空虚,找不到根,觉得大家来此只是为社交,唯一共同点只是大家都来自台湾。“我这是在干什么?努力成为台湾人,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很疑惑。

他开始思考,加拿大人是什么样子?台湾人是什么样子?是否应该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而不是以来自哪里进行身份定位。这样一想,心中的身份认同沉重感一下子没了,不再强迫自己做和自己不搭的事,如为装成台湾人和朋友说蹩脚的国语,为装成加拿大人去看冰球。

不再强迫自己非接受哪个纯粹的身份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文化,自此人也开始变得轻松高兴起来。2014年夏天,他随家人回台北探亲,参加了亲戚的两场婚礼,和亲人之间的寒喧有些正式,而不是像家人之间那种轻松随意,和亲人用国语交谈,虽仍有些磕碰和紧张,也算过关。

期间,他得知有加拿大华人朋友也在台北,于是约出来见面。见面后,一群同样拥有两种身份两种文化的年轻人,一起在沙滩休闲放松,一起逛夜市吃小吃,一起在空旷的街道上骑助动车。“终于能够做这些事,感觉梦想终于实现。”他说。#

责任编辑:岳怡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