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肩扛行李，手中拎着大同电锅，随着台湾的留学人潮负笈新大陆以来，半个世纪已如飞而逝。花甲之年回忆往事，才了解在我懵懂无知的年代，帮我渡过难关的一些人不在少数（许多位都已作古），他（她）们的形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包括我的论文指导教授，一群早期的公司同事，一位候车亭里素昧平生的老护士，游乐场的管理员夫妇俩‧‧‧‧嗯，想起来了，还有一位中国老厨师。

这位中国老厨师，是我在纽约长岛极东端的渔港蒙托克镇﹝Montauk, Long Island, New York﹞上的一个名为罗西梅亚的西餐馆里﹝Ruschmeyer’s Hotel Restaurant & Club﹞遇到的，时间点是1970年的六月下旬。

与老厨师有缘

用中国谚语“有缘千里来相会”来形容我与老厨师的相遇，是最恰当不过的，因为我是打一千多英哩外的密西西比州来到纽约打工的留学生。蒙托克镇也不是我最初预定的打工地点，五月中旬学期结束后，我坐了两整天的长途巴士，迢迢千里赶去纽约州，原先是想要在号称“大苹果”的纽约市里打工的，结果“阴错阳差”地在六月底“流落”到蒙托克镇。1970年是我一生中很关键的一年，在纽约大都会区的一些际遇，也是这辈子忘不掉的。

蒙托克镇是纽约居民的渡假胜地，如果由纽约市乘坐长岛线火车﹝LIRR，也就是Long Island Railroad﹞东行，得经过大大小小的约二十个车站，当年的规矩好像是每个站无论大小都要停靠五分钟，所以这短短的约一百英哩，要走上近三小时。长岛线火车不是交通干线，乘客不太多，由曼哈顿的宾州车站出发，蒙托克镇是这火车线的终点站。每天开赴蒙托克镇只有一个往返的火车班次而已，原班火车在到达蒙托克镇，滞留两小时后会往回开。

在蒙托克车站的“事求人”看板上，我见到一家名为罗西梅亚的西餐旅馆在征求一名“收碗盘兼清桌椅”﹝Busboy﹞的招贴，时薪七毛五，食宿全包，正合我意，在公用电话亭里拨通电话，与经理谈了不到两分钟，这位年近六旬，名叫杰若德‧罗西梅亚﹝Gerald Ruschmeyer﹞的犹太裔老板就亲自开车来接我，原来餐旅馆就是以他的姓氏为招牌，主要是做旺季渡假客人的生意。

其实这餐旅馆与蒙托克车站只有约五分钟车程而已，去餐旅馆的路上，杰若德和我闲聊起来：

“你打那儿来的？”

“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现在还是学生身份，但是有移民局的暑期打工许可证。”这已是我短短六周以来的第三份工作，早已习惯老板们都会盘根究底的搞清楚打工者的来龙去脉，所以一口气就先报清楚我的“底细”。

“哦，那你与我们大厨该是言语相通啰。”杰若德显然对我的“身份”不介意，不但没有要我出示证件，还滔滔不绝地“简报”餐馆部分的情况。

“中国大厨？难道你们卖中餐？”

“我们虽然由中国人主厨，但是不卖中餐，只供应传统的美国食物如龙虾与牛排等等。”

初见“师傅”

说着说着车已停靠在餐旅馆前，杰若德领我到一旁的“男生宿舍”里，才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要我跟他去厨房见大厨。

厨房在餐厅与旅馆之间，只见“出菜台”的后面坐了个身着白色围裙的厨师，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餐厅没有客人，他正坐在那儿闭目养神呢！

“嗨！大厨。看我给你带来的‘新朋友’。”杰若德提高了嗓门。

一位面容清臞，天庭饱满的东方人，缓缓地在台后站了起来，大约五十多岁，身高可不算矮，约有一百七十公分左右，身形瘦削，但是有双结实的手臂，若不是那一身打扮，他看起来还文雅得像是位学校老师呢！

看到我的那瞬间，他眼睛闪亮地打量我一番，用英语问：

“你是中国人？”

“是的。”我点头用英语回答。

“是台湾来的。”杰若德加了一句。

大厨嘴角闪过一丝笑容，对我咕噜出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好像是上海口音，把我愣在当场，只好用国语（普通话）回答他：

“抱歉，我‧‧我只会讲国语。”其实我通川、湘语，也略懂客、台语，但我知道即使告诉他也是白搭。

“你们言语不通？”犹太佬杰若德冰雪聪明，马上就看（听）出来啦。

“中国的主要方言不下三十种，普通话（Mandarin）才是全国通用的，但是差别不大。”我抢先回答。其实差别可大呢，我一年前才由马祖服兵役回来，当地的福州话还真是难懂咧！

“别担心，我们都说英语。”大厨向杰若德解释。

大厨说他会讲英语，其实那是“洋泾滨”英语，但我来到新大陆也还不到一年，当时的英语实在比“洋泾滨”好不了多少。后来才知道，大厨根本是个文盲，连中国字都不会写，他的英语显然是“用耳朵学的”，所以我1970那年与他相处了两个多月，蒙他诸多照应，却连他姓啥都没搞清楚！

经过两天的比手画脚，我俩终于决定了给对方的称呼，他是我口中的“师傅”，我则成了他的“哈星”！称他为师傅是因为我自幼的家训是学会尊重“蓝领阶级”，木匠也好、泥水工也好，全都被称为师傅，军中的士兵们，再低的阶级也都冠以X班长来称呼。

师傅坚持称呼我为“哈星”，主因是餐厅已有一位从佛罗里达州来打暑期工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叫“瑞克”，经常一喊“瑞克”会有两个人应。“哈星”听起来好像是上海话的“学生”，老实说这是我猜的，因为当我写我的中文名字给他看时，他不识字，用普通话告诉他，我是姓“谢谢”的那个“谢”，他也听得雾煞煞，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这“哈星”的称呼啦。我当然也曾看过他的驾驶执照，上面的姓氏拼音简直是“乱七八糟”，看了等于没看，就是猜不出他的中文名字。

厨房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大厨之外，只有一个洗碗工而已，常见大厨在火炉前挥汗如雨，没有半个帮手分担他的工作，连做最基本的“沙拉”都得要自己动手切菜，遇有客人点了半打“生蚝”时，还要手忙脚乱地放下手中工作去开蚝壳。在罗西梅亚餐厅打工之前，我已经在纽约长岛的其他两家餐馆的厨房里工作过，而我的职称就是菜台工﹝Pantry man之暂译﹞，所以上述这些简单的厨房杂事都做过。

第一次轮休时，我因为不是“有车阶级”，那儿都没去，就在厨房里与师傅混了一整天，也自告奋勇地做了一天打杂的菜台工。与师傅渐渐搞熟了后，只要是我的轮休日，都尽量留在厨房里帮忙，耳濡目染地也学会了他的一些烧烤“秘诀”，例如烤牛肉（Roast Beef）时，一整块肉一定先是烤成半生熟（Medium Rare）的，遇到有客人点中度熟﹝Medium﹞时，不必再加工，就在切好的牛肉上浇以咖啡色的汤汁，以掩盖住牛肉上的血水，如果有客人要点生牛肉﹝Rare﹞时怎么办呢？你猜对啦，就浇些绛色的汤汁冒充血水。只有在客人点熟牛肉（Well Done）时，才需要把切好的牛肉回炉烤个两分钟。建议各位看倌到西餐厅点烤牛肉时，就点半生熟（Medium Rare）吧，因为那才是鲜嫩的“原汁原味”。

有时候烤牛肉卖不完，师傅会在厨房烤炉熄火后，把牛肉切丝配以洋葱炒它一盘，浇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蛋炒饭上，两人笑眯眯地在厨房对坐吃起宵夜来。师傅还有一道“私房菜”，是我俩的“下酒菜”，那就是“卤鸭翅膀”。

“鸭翅膀”从何而来？原来餐厅的菜单上有一道“烤小鸭”，虽然我擅自把Roast Duckling直译为烤小鸭，其实那餐盘上的半只鸭子的尺寸，绝不下于你在中国城的烧腊店里看到的那些烧鸭。一客半只烤鸭的量是够大的，美国人“文雅地”用刀叉吃烤鸭，通常是切几块胸脯肉吃，那必须用手掰开来吃的鸭翼（包括中翼与翼尖）连碰都不碰，师傅注意及此，鸭子进烤箱之前，中翼与翼尖被他剁下，每隔几天就在冰箱里屯积了十几、二十个鸭翅膀，师傅做起卤味来可是得心应手的，以前他显然是独享，如今是与我分享。现在想着那“卤鸭翅膀”配上冰啤酒，加上劳累一天后，放松心绪享受美味的情景，即使半个世纪以后还让我有“飘飘然”之感呢！

师傅除了经常用中式来照应我的三餐（有时候还加上宵夜）之外，还曾挺身而出为我争取权益，表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移民奋斗精神。且容我慢慢导入那让我四十多年来萦绕于怀的往事吧。

“师傅”的身世之谜

老实说，我连师傅的姓氏都搞不清楚，那儿会知道他的身世，他又是如何来飘洋过海到新大陆来的？不过我确实知道他是上海人，是中共“建国”之前“坐船”来的，而且还是船上的厨师。他说全船只有他与另外一位厨房工作人员是华裔，其他全是美国人，他的英语就是在上船后才开始学的。他说他是合法来美国的，我猜想他可能是在一艘停靠在长江口的美国军舰上做过厨工，所以才在军舰返抵美国后，以军方雇员身份，落地成为合法居民。他也得意地主动透露，他的月薪是一千元支票﹝要扣税的﹞加上五百元现款﹝不扣税的﹞，包食宿，但是一年只有七个月的工作，其余寒季的五个月得回纽约市租间房栖身。算起来这万元年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错的，打个比方，我就读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有博士学位的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其年薪（分九个月付，暑假无薪）也不过万元出头而已。

师傅虽然单身在美，但他在上海是有家眷的，而且还有一个与我年纪相当的儿子，他曾给我看过一张泛黄的小黑白照片，是他们全家福照，照片中的孩子看起来不满三岁，照片显然是他来美国之前拍的。另外还有一张他儿子单独的照片，仍是满脸稚气，不超过十岁的样子。也是他自己主动地告诉我，在罗西梅亚餐厅的七个月工资，他一分钱都没留下，全数寄回上海，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则是靠其余五个月在纽约市打零工赚来的。

由于我俩言语上有些沟通障碍，以下的对话是我和他比手画脚地“聊”出来的，字句即使有些差异，原本的意义绝对没有扭曲。

“你汇钱回去，家人能收到吗？”我关心地问。

“有！有！”师傅笃定的点着头。

“你怎么确定的？”我怕他被人“坑”了。

“他们在信上写的。”

“咦，你不是不识字吗？”

“中国城里多的是“代书”，替我读信、写信。”

“你家人能全数收到你汇回去的钱吗？”

“他们信上只说收到钱，没提是收到多少。”师傅想了几秒钟才回我。

“但是最近两年来，我儿子没空写信，要隔好几个月才收到我老婆的一封家书。”师傅接着说。

“那她信上怎么说？”

“说我儿子现在在外地学习，不准与海外通信。我老婆也不识字，只是要“代书”转告，说大家都平安。”师傅的眼眶有些红。

我听了不敢接腔，怕伤了他的情绪，他儿子显然被“下放”啦！因为这是1970年（文革的第四年），全大陆由上而下，正是一片血雨腥风之时，师傅的家属有“美帝”的海外关系，怎么可能不遭迫害，况且，他说不定不了解“在外地学习”的真实意义。

在这儿也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台湾受教育的那十几年，老总统蒋中正经常在各节庆发表文告，一贯谴责毛记政权让“大陆同胞”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现在看起来，老总统的用字还太客气了一些。我自己身陷大陆的亲戚们是属于被中共踩在脚底下的“黑五类”分子，对他们而言，毛泽东当“皇帝”的那三十年，正是亲戚们被扔到炼狱中，过着那“生不如死”的一万一千多个苦难日子之时！许多亲戚甚至于被剥夺了小学毕业的基本教育人权，简直与文盲差不了多少！

后来我就不敢再主动和师傅聊他家乡的事了，我想他回纽约市的中国城时，必定也会听到朋友们谈到那灾难的“文革”，但是他的家人是有“侨汇”的，对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共政权，应该还有压榨与利用的价值，老共不至于笨到“杀鸡取卵”罢！

餐厅里的其他角色

讲到师傅替我打抱不平的往事之前，得将餐厅里的其他角色简单地介绍一下。

罗西梅亚餐厅是罗西梅亚家族经营的，杰若德与罗西梅亚太太（在此简称为老罗与罗太太），加上他俩的独子小杰若德（年约二十，在此简称为小杰），都在餐厅当差，老罗是经理，罗太太负责收银，小杰另有工作，晚上在酒吧做兼职酒保。老罗懂厨艺，大厨每月有两天休假，会开车回纽约市，餐厅就由老罗亲自主厨，罗太太收银之余，也负责管理旅社之营运，指挥杂工们做工，小杰的酒保工作只做到晚上十点左右，十点以后老罗就变身为酒保，与酒客们（许多是每晚的常客）打闹成一片，直到清晨一、两点。老罗是个工作狂，洗碗工因为低薪而流动量大，常见洗碗工“不告而别”时，老罗就卷起袖子挂上围裙，自己在厨房里挥汗洗碗。后来才得知，老罗与罗太太早已离婚，只是分财产时餐厅不易切割，乃貌合神离地共同经营而已。

餐厅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外地来打暑期工的大学生之外，有一位名叫葛萝丽亚的常设女侍，她是当地人，单身或是离了婚，年纪比罗太太只年轻个几岁而已，她也是管理打暑期工的学生们之首席女侍﹝Head Waitress﹞，负责分配我们的工作，晚上十点餐厅打烊后，常见她在酒吧间里拼命灌酒，因为老罗让她每晚有几杯免费的鸡尾酒可喝，有次她喝醉了，满脸通红地在酒吧间发酒疯，时值午夜，老罗无奈之下，只得把儿子小杰叫回餐馆，父子俩架着她出去，在喧嚣声中她被塞进自己车子后座，由小杰开车送她回家。我们几个住在餐厅旁男生宿舍里的工作人员全被她吵醒，一起挤在宿舍窗口后面看热闹，几十年来还印象深刻。

1970年暑期在罗西梅亚餐馆作工的东方人，除老厨师与我之外，还有一位脑袋有问题的日本人阿比（Abe）。现在回想起来，“阿比”应该就是与那个死不承认1937年12月有“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本家，是日本的姓氏之一，只是当时我们都把“阿比”当作“名”而已。阿比是旅馆的杂工，他可以接受老罗的指使做事，拿着工具在旅馆煞有其事的敲敲打打，修这修那的，但是他目光呆滞，还成天不停地自言自语，对着空气指手划脚，蛮吓人的。还好他没有“攻击性”，没惹事生非，但打工的学生们都被他的疯劲儿吓得敬而远之。

餐厅里的风波

在罗西梅亚餐厅打工有个不成文规矩，想要当收入较丰的侍者，得先由Busboy做起，所以我就负责收碗盘兼清桌椅的工作。除我之外，餐厅还有另一位Busboy，我们俩时薪七毛五，还可以分到每位男女侍者所收小费中的百分之十。两人平分后，连同薪资，每晚大概会有十一、二元的收入。以当时之物价指数换算，十元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十元，而且食宿免费，不算太差啦。

其实餐馆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好、坏与正、反都有，中外皆然。对像我一样从未有社会经验的学生而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总是觉得在台湾，大学男生毕业后必须服义务兵役的磨练，对我们来说是锻炼“逆来顺受”的最佳环境。那时我才离开部队不到一年，心智上已渐趋成熟，应付打工时所遭受的各种委屈，心中自然有个尺度，不至于会因过度反应而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罗太太收银之余，也在旁冷眼旁观各员工的工作态度，我与另一位Busboy的表现她看得一清二楚，我收拾碗盘与清桌椅的速度，是另一位Busboy的两倍都不止，罗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天午休时与我闲聊，特别嘉许我的“快手快脚”，我也就借机表达我想当侍者之意念。当罗太太得知我若是一个暑假不能净赚一千美金的话就回不了学校时，提前在三周之内就把我升为侍者，为了让我多赚些钱，还将替住宿旅客搬行李赚小费外快的机会也交给我。她的亲切与关怀，让我至今仍然感念不已。

侍者的日常作息表照例是由首席女侍葛萝丽亚制定的，餐厅里的三十几张餐桌被分为好几个区，每区由一位侍者负责。罗西梅亚餐厅位于一个名为Fort Pond的小湖西端，靠窗的每张餐桌都可以在用餐时浏览湖景，所以先到的、或是已订了位的客人，当然都会要求坐在靠窗的位置用餐。老罗规定葛萝丽亚在制定作息表与分配工作区时要公平，所以葛萝丽亚也看似公平地让其他侍者都有在靠窗餐桌服务的机会。但是葛萝丽亚心机颇深，非周末的那四天餐客不多，餐厅没有几桌客人，所以她把自己的服务区划在靠窗位置，只要有客人来，一定喜欢坐在可以看湖景的窗前用餐，她就有不低的小费收入。周末的三天她才让出靠窗区给别人，因为周末时餐厅满座，任何区域都会忙得不可开交，不至于影响小费收入。

在罗西梅亚餐厅打暑期工的，除我是研究生之外，全是些在各大学部就读的白人学生，他们打暑期工是“玩票”性质，主要是想赚些零用钱，或是想存点钱买辆代步的车，如果父母亲没替他们付学杂费的话，低利的学生贷款比比皆是，所以如果小费收入不多，他们也没有急迫感。更由于领班葛萝丽亚把我们的工作区域分配得不公平，周日（weekdays）与周末（weekend）的小费收入相差悬殊，所以他们之中约半数以上都只愿意做周末班而已，其余时间就喝酒打闹，而且经常不过午夜不会回宿舍，回来后还继续喧闹到凌晨两、三点，生活习惯与我有十万八千里之别，与他们共处一室是蛮痛苦的事。虽然他们不在乎少赚点辛苦钱，我可是得要在短短三个月的暑期中，赚足九个月的生活费与学费才能回密西西比州继续学业的。有鉴于此，罗太太也常支使我作其他零工赚些额外钱，但是在餐厅里伺候客人吃饭才是我的主要收入。

有一个周日，只有领班葛萝丽亚与我两人在餐厅当班，中午的三个小时，只见葛萝丽亚忙不迭的进厨房下订单，我则连一桌客人都没有。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厨房是不接订单的，因为师傅得用这三小时来准备晚餐的项目，包括烤鸭子、烤牛肉等，大概是看见我中午时愁眉苦脸地站在自己工作区发呆的样子，师傅问我：

“哈星，今天还没有收入吗？”前面提过，师傅一贯是以“哈星”称呼我的。

“没有。”我也很无奈，一面帮师傅切菜，一面无精打采地回答。

“我知道又是葛萝丽亚在作怪！”师傅咬牙切齿地一刀剁下一只鸭翅膀。

“XXX的，我有办法帮你忙。”见我不吭声，师傅两眼圆睁狠声地说。

晚餐开始，葛萝丽亚递进当晚第一张订单，只见师傅仰面告诉她：

“好，我可以替你完成这张订单，但是如果下张订单不是由瑞克递进来的话，我就拒做。”

“什么？你不接我下一张订单？我有没有听错？”葛萝丽亚觉得不可思议，再加上师傅说的是“洋泾滨”英语。

“没错，你若不分给瑞克一些客人，我今晚不再接你订单啦！”师傅豁出去啦！

我就站在厨房门口，这出戏看得一清二楚，见师傅为我挺身而出，心中感激之余，还是有点儿吃惊，只见葛萝丽亚气得满面通红，八成血压给飙高啦！

“好得很，我这就去找老罗评评理！”葛萝丽亚气急败坏地冲出厨房，瞥见我站在门口，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迳向酒吧间走去。不一会儿，老罗与在酒吧台旁收银的罗太太都一前一后地进了厨房。

“你怎么与葛萝丽亚吵起来了？”老罗有些兴师问罪的口气。

“葛萝丽亚霸占靠窗的餐桌，让瑞克整天没有收入，非常不公平！”即使说的是“洋泾滨”英语，师傅也毫不退让。

“不是早就安排好的吗？周末时，瑞克也有分配到靠窗的餐桌呀！”老罗显然是护着葛萝丽亚的，但是他心知肚明，大厨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否则会天翻地覆，所以语气温和地充当和事佬。

“哇啦哇啦‧‧‧‧”师傅一急，连话都不说不清楚啦，我站在厨房门口，正想打个圆场，罗太太开口了∶

“瑞克还是个学生，他的勤奋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为的不过是赚些基本的生活费与学费，但他今天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没得赚，是不太公平。”

“不是有工作分配表吗？难道这表是白搭的吗？”老罗与葛萝丽亚显然是同一“国”的，一直在替她辩护。

“那好，你们大家眼睛瞪大一点，看我的解决方法！”罗太太说不过老罗，撂了句狠话，转身扬长而去。

二十分钟后，罗太太从她的休息间出来，换了一身深色晚礼服，就站在餐厅进门口，自己当起“女主人”（也就是负责带位的Hostess）来。可想而知，罗太太的招数就是堵在门口亲自接待来客，将好几桌客人领到我的工作区来。原来餐馆在周日（weekdays）的客人大部分是常来的熟客，也就是一些蒙托克镇附近的居民，罗太太都认识的，只见她在餐厅门口与客人们低声讲几句话，这些老客人就跟随她到靠里面的位子来，由我伺候他们。后来罗太太告诉我，她对老客人们说，要介绍一位能干的新侍者给他们，就这样不动干戈地替我抢来了几桌客人，当场把葛萝丽亚给气得牙痒痒的。师傅见我有罗太太撑腰，也乐不可支，得意地呵呵大笑！

鸡肉沙拉三明治与海鲜炒饭

在罗西梅亚餐厅打工的学生都包括食宿的，女生们在酒吧间上方一个低矮的阁楼上打地铺，男生则住在餐厅旁的宿舍中，有四张双层床。我一年前还驻扎在马祖前线一个蕞尔小岛（东犬岛）上的碉堡中，比起这餐厅的宿舍还要“原始”得多，所以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叫苦连天”。师傅有特别优待，老罗分给他一间旅馆客房让他单独住。

吃的方面就比较难以适应，早餐是烤面包加杯咖啡，中午则吃三明治。菜单上有各式各样的美味三明治，老罗交待师傅，只有“鸡肉沙拉三明治”是免费给员工吃的，其他的美味三明治则要付八折的钱，久而久之，免费的鸡肉沙拉三明治（大致是鸡肉、芹菜配以沙拉油）被我们吃腻了，美国孩子们抗议无效（师傅说他是照章行事，要抱怨得去找老罗），乃私下将之改名为“鸡屎三明治”，互相取笑对方在“吞鸡屎”，大伙儿一边吃“鸡屎三明治”，一边笑得差点岔了气。

师傅自己煮米饭吃，那儿没有“大同电锅”，他就这么一杯米配两杯水的用煤气炉煮，倒也蛮香的。师傅擅长“海鲜炒饭”，我也常常沾光，分到一大碗，躲在厨房后面吃。海鲜炒饭的主要成分是鱼、虾、蛤蜊与蛋，有时候甚至还有小干贝，蒙托克镇是渔港，这些渔获是师傅自己掏腰包去港口渔市买的，都非常新鲜，好吃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吃海鲜炒饭时被其他侍者逮到，当场向师傅吵着要求“相同待遇”。师傅无奈之下，吼了一声：

“喂！我与瑞克都是中国人耶，我们当然吃中式。你们是中国人吗？况且，这米是我从纽约中国城自己买来的，我高兴做给谁吃是我的事。还有，瑞克牺牲午休时间在厨房帮我忙，你们都到那儿去啦？”师傅连珠炮式的发飙，把一群美国孩子轰得哑口无言。

有一次，我终于说服师傅，炒了一大盆“海鲜炒饭”给大家吃，美国孩子们吃得两眼发直，大声叫好，纷纷向我讨菜（饭）名。我只好发给每个人一张“海鲜炒饭”的中文小抄，告诉他们进了中餐馆，拿给侍者一看就知。其实海鲜炒饭的成分十个厨师做出来有十种味道，好不好吃得看自己的运气啦！

拼到劳工节周末

美国的大学秋季班都是在八月底，劳工节前一个礼拜开学，那群白人学生在八月二十号左右都陆续辞工。我来纽约打工之前，就被华裔“老鸟”们告知，劳工节那个周末，是旅游旺季的最后几天，也是小费赚得最多的时候。“老鸟”们也告诉我们这群“菜鸟”，若是没有在暑假时赚到一千美金，就干脆别回学校，日子是过不下去的！离劳工节周末还有几天时，我的银行存款才接近九百元而已，所以我决定要打工到九月初，再多赚一点钱。

师傅早就在关心我是否能赚足回学校的钱，不时会问我的存款数目，我也一贯据实的告诉他，当他知道我还缺一百多元时，慷慨地要替我补足成一千元。被我婉拒后，知道我那“无功不受禄”的个性，又改口说算是“借”的，以后再还。自己的问题本该自己解决，所以我还是没接受。罗太太也知道我需要一千元才能返校，了解我之会留到过完劳工节周末才回密西西比州，就是为了赚足学杂费，所以除了让我替客人运行李，她还派我推着割草机，把整个罗西梅亚旅馆的草坪给修整了，不到两小时的工作，居然给了我一张二十元钞票，它相当于现在约一百五十元的币值，我也心知肚明，那是罗太太想帮助我凑足那一千元。

就长话短说罢，我离开蒙托克镇的那天，身上揣着一张一千元的银行本票，裤口袋里还有四十几块现金，那是回密西西比州的旅费。临行前，罗太太拥抱着我，拍着我的背低声问我是否明年暑假见，我肯定地点点头。连葛萝丽亚也来抱抱我，祝我好运。师傅与我握别时，眼眶红红地要我明年早一点来，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杰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在车上他告诉我，母亲（罗太太）在家里讲过不少我的好话，让我登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大概也有离别的情绪因素在内罢）。

1971年的重逢

1970年的圣诞节，我收到罗太太的卡片，不但邀我回蒙托克，还问我能不能多带三、四位中国同学一起来打工。罗太太卡片上强调，“我喜欢中国人”！

所以1971年的暑期，我们去蒙托克打工的老中有四位，除了我与另两位密州大的中国同学之外，昔日大学同窗挚友，兼桥牌搭挡的老朱（朱嗣海兄）也由威斯康辛州来与我们会合，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季。

罗太太早就告诉师傅我会带朋友来，所以见到一堆小老中出现时并不意外，师傅在厨房也有了个帮手，是位年龄与他相若的上海人，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他就是当年同船来美的那位伙伴。他的脸色嫌黄，比师傅要瘦些，职务就是菜台工﹝Pantry man﹞，从此我就不需要帮师傅切菜啦。

刚见到这位新师傅时，发现他的上海话比较接近普通话，可是言语交流还是有相当难度，拿出纸笔请他写名字时，我又傻眼啦，原来他也是文盲！但我肯定他姓范，因为他用手比出“吃饭”的样子，说他姓“饭”，所以我们称他范师傅。

再追问范师傅知不知道大师傅（这时我已改称师傅为大师傅，以别于范师傅）的姓，范师傅拼命摇头，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姓太难写，你们就叫他“大师傅”罢。

短短的一年间，罗西梅亚餐馆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去年在一起工作的美国孩子，一个都没回来。两位中国厨师对我们几个中国人非常照顾，但是葛萝丽亚还是本性难移，多多少少会给我无端地添麻烦。日本人阿比（安倍）仍然不停地自言自语，对着空气指手划脚。老罗身体欠佳，工作量大减，常常整天不见踪影，去年还见他曾早上四点就来上班，因为他在纽约时报上做广告，卖全套“海钓”的行程，包食宿之外，兼送钓客去搭事先安排好的渔船。海钓在六点曙光初现时就必须出发，但上船之前，得自己做早餐喂饱客人才行。现在他身体不太好，这钓客早餐（我们称之为“早早餐”或是Early Breakfast）就由老朱与我来担纲，好在我以前做过菜台工兼二厨，做起简单早餐来还算是得心应手，就是得上闹钟起个早而已。

这次打完工离开蒙托克时，大概是因为钱赚够了，又有好友老朱作伴三个月，回味了我俩大四那年拼命打桥牌，打得“天昏地暗”的日子。再加上俩人常结伴去大西洋滨濯足，捡拾贝壳之余，浩瀚的海景也舒解了我俩的异乡游子心情，所以感觉上比去年要好得多。只是再也没想到，离开蒙托克后，与大师傅及罗太太之缘分也就划下句点了。

后记

1971年的夏天，是我最后一次打工，1972年结婚成家，同时也在田纳西州找到工程师的职位。一年后的1973年夏天，公司给了两周的假期，我们开车远征纽约长岛，迫不及待地到蒙托克镇去访旧。

罗西梅亚餐馆依旧，但已人事全非。走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白人，长相十分斯文，我表明来意后，他主动与我聊起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

原来他是纽约长岛长大的当地人，在美国航太总署（NASA）担任过工程师。1969年美国完成人类第一次登月任务后，因为技术已成熟，不再需要这么多的高薪技术人员，再加上经费紧缩，他乃遭航太总署资遣。

回到纽约后，他在《纽约时报》上见到“餐馆廉售”的广告，正好是他年幼时曾来渡过假的罗西梅亚餐馆，乃伙同另一位也遭航太总署资遣的工程师，合资买下经营。

“他们生意挺好的，为何要求售呢？”

“因为原先的老板杰若德‧罗西梅亚病死啦！他患的是肝硬化症，一年前肝功能尽失，只好换了一个肝，他是美国医药史上的第七位换肝人，但是也只多存活了两个月而已。”

“那罗西梅亚太太呢？”我相当吃惊。

“她原是纽约市布鲁克林人，餐馆卖出后，应该已经回布鲁克林去啦。”

“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呢？”我最关心的是大师傅。

“我们是初春时买的，餐馆当时没有营业，厨房里也没有人，现在的大厨就由我俩自己来干。”我一阵惘然，没有想到两年之间变化如此之大。

得到餐馆新主的许可，我前前后后转了一圈，空荡荡的厨房里依稀有两位师傅的身影。收银台后，身材稍矮的罗太太所坐的高椅子也还在，但已人去“椅”空。我倒是不大担心罗太太，因为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小杰是个孝顺的犹太孩子，会好好照顾她晚年的。

但大师傅是只身在美，可能除范师傅之外无亲无故，而人海茫茫，我甚至于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寻访谈何容易。但大师傅是积善之人，希望他有福气撑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把家人接到了美国，从此在新大陆安居繁衍，享“含饴弄孙”之乐。大师傅若健在，如今必然是百龄人瑞啦！

十八年后的1992年四月，大儿子培德想要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康乃尔大学之间选一个学校就读，乃陪着他到了纽约市。在机场租车去看过这两所常春藤盟校后（他最终选定哥大），怀旧之情挥之不去，乃决定开车回蒙托克镇去看看。

罗西梅亚餐馆的主建筑物与一旁的男生宿舍依然存在，后面的旅馆好像被整修过，已不是原样了，至于那两位前航太总署工程师是否还是经营者，已不是我关心的事啦。

沿蒙托克公路开回纽约市，路经西汉普顿镇（West Hampton）时，看见路边我曾打过工的那一间牛排馆还在继续营业，这就让我突然想起一个偶尔会在梦中出现的情景。我将车子弯进离公路南边约两哩路的市中心公园前停下。下车后，我慢步踱进园中，只见园里依然花木扶疏，再仔细定睛一看，还好，树荫下那条有椅背的长铁椅还在原处，我满怀心事地上前去坐了下来，这是二十年来，我首度坐在那儿。

“这椅子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培德眼尖，看到我低头轻抚着铁椅，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曾经在这张铁椅上睡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我告诉他。

“真的？这么硬的铁椅子你睡得着？”他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当你很累的时候。”我悠悠地说。

去罗西梅亚餐馆打工之前，有约一个月的时间我是在西汉普顿镇的两家餐馆同时打工的。一家供我食宿的餐旅馆在西汉普顿海滩边，是在厨房里打杂，从早上七点做到下午三点，下班后，立刻得步行约五哩路到蒙托克公路上的那家牛排馆去做五小时的Busboy。牛排馆十点打烊后，若是没有便车可搭，筋疲力尽地走回海滩边的宿舍时，通常已过了午夜时分。

“这铁椅就是我赶双工时的中途休息站。”我告诉培德。

缓缓地别过头，没让他觉察到我那润湿的双眼。

嗯，这就是人生。看样子，我的暮年是注定要在回忆中渡过的。#

【谢行昌，2017年5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责任编辑：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