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的图片故事(七)

作者:曾铮

中国北京景观。(曾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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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字的检讨书

初中时的照片。(曾铮提供)
曾铮初中时的照片。(曾铮提供)

这张照片是我初中时照的,当时14岁左右吧。初中三年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只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

正如我在《庄稼地里的“秘密通道”》这篇文章中所说,我从小就是个书迷。进入初中以后,虽然为我提供课外读物的好朋友离开了,但我还是总能变着法子找来一些书看,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有一天我们上“自习课”时,我在看一本关于岳飞的连环画故事画。书中说岳飞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我就想起我们历史老师说,因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所以不能算作民族英雄。我觉得这本书怎么跟老师讲的不一样呢?于是小声跟身边的同学嘀咕。

不幸的是,由学生“纠察队”组成的纪律“巡视”小组当时正好巡逻到我们教室外。“自习课”上既不许看课外书,也不许说话。我两条一起犯了,于是我们班的纪律分被扣。

我们班主任听说此事后,表示非常愤怒。她刚好也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听到我居然在质疑她讲课的内容,更加恼羞成怒,命令我写一份800字的检讨书,还要当着全班同学念出来。

对我来说,这无异于五雷轰顶一般。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学生的楷模,年年都当“三好学生”,每次大小考试都是第一名,各种荣誉全是我的,各种赞颂不绝于耳,从来没受过任何批评或指责。

我求母亲给我转一个班,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她非常喜欢我,表示很愿意让我转到她的班里去。可我母亲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不能当逃兵。我必须自己把这个难关应付过去。

也许,刚刚经过了“文革”的成年人们,已经很习惯于各种批斗会和批斗文化了。可是,对于只有14岁、天性非常内向、害羞,同时脸皮又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怕被人说的我来讲,当时真的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度过了好多个不眠之夜,也凑不够800字的检讨书。到那时为止,我们所写过的最长的记叙文才500字,从没写过800字的“长篇钜著”!

在被逼得都快要吐血之后,我终于找到解决方案:我找来一本《毛泽东选集》,大段大段地抄“毛主席语录”,以“深刻”批评检讨自己的过失,并将改正错误的决心上升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高度”。

轮到我上台读检讨书时,我本能地选择了用最大的音量,作最顺畅的朗读。之前偶尔也有“坏学生”读过检讨书,他们的声音都小得像蚊子叫一样,根本听不清。有时老师会叫他们“返工”。

当我用无比宏亮的声音“声情并茂”地读著“史上最长”检讨书时,教室里的气氛非常诡异尴尬。一来,学校里多年来的“标兵”、“楷模”上台做检讨一事太不寻常;二来,从来没有哪个学生用这么“毫无羞耻”、“毫无惧色”的语气、声调跟表情朗读本应让人感到羞耻的检讨书。

我念完后,教室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人人都不知应该做出何种反应才算是“合时宜”。

许久之后,老师终于打破沉默问:“大家听清楚了吗?”

又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没人敢说听清了,也没人敢说没听清。老师无奈,只好让我下去了。

不久后,老师就宣称她被我气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当然也就不来给我们上课了。我母亲到她家去给她道歉无数次,并小心翼翼地伺候她,给她熬中药。

我呢?表现得完全正常,甚至变得更加外向、更加活跃活泼,更加爱笑了,有时会笑得很大声、很夸张。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只是要强的我在拼命地掩饰。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现在想来,这就算我所经历的一次小小的“后文革” 批斗吧。

女儿眼中那惊恐的表情

与女儿在山西相聚。(曾铮提供)
曾铮与女儿在山西相聚。(曾铮提供)

这张我和女儿的照片摄于2001年5月。当时我刚从北京女子劳教所被释放一个月左右。我因修炼法轮功在那里被关押了一年。

我被释放后五天,就再次被迫从家中逃走,以免再被抓回洗脑班。我秘密潜回四川成都,试图帮助躲在那里的妹妹逃到一个更安全的所在。她也因修炼法轮功而遭通缉。然而,她在最后一刻被公安抓住了,我只好独自坐飞机逃往山西。

当时正值女儿五一长假,我就让她到山西来与我相聚,我带她出去玩。这张照片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在那个“时节”的。我并没有告诉女儿,我不在家呆,是为了躲避警察,所以她以为我是带她出来度假的。

然而,她知道,妈妈刚刚在劳教所被关押一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仍然是危险的,连讲都不能对外讲的,而她本人也因此受尽歧视,甚至不得不转学。因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中,刚刚8岁的她,眼睛中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惊恐、不安和怯生——在我被送入劳教所之前,她不曾有过这种眼神和表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这个眼神和表情,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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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镇压法轮功之前,我每天去北京天坛公园南门炼功点炼功,早上6点公园一开门就开始炼,一直炼到8点,然后再去上班。
  • 问题是,在今天,我们真的就已经生活在“免于被洗脑”的时代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是,新时代的洗脑,变换了很多方式,所以,被洗脑的国人如当初快乐的跳着“草原赞歌”的小学生一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洗脑了,还是在心甘情愿地按党需要的方式思维和做人。
  • 今天的小学生仍然在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法轮功。他们也跟我当年不知“孔老二”是谁就参与批判一样,被学校和老师带领逼迫着,在无知中批判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 我四岁多的时候,大妹妹出生了。妈妈很难一边工作一边同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于是我被送去跟着父亲过活。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挨批斗之后,被发配到了当时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汉旺,那里离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大约有100公里。
  • 说实话,她的“震惊”也“震撼”了我,并让我意识到,西方正常社会,跟共产国家,是多么不一样啊。西方人理所当然就拥有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得拼了多少命,都挣不来啊?还回到这两张照片吧。我父母自结婚起,一起到我七岁,奋斗了七、八年,才好不容易调动到一起。其间因为不能调到一起,还差点闹离婚呢。
  • 曾铮出生于中国四川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本应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度过普通而安稳的一生。然而,生活往往会出人意料。在经历了极端的不寻常的遭遇后,曾铮觉得有义务向全世界讲述她的故事。为此,她经历了更多难以想像的困苦、折磨和艰难,但她一次次从苦厄中站起,最终成功在这里分享她的故事。
  • 作者与女儿的合照。(曾铮提供)
    我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手中“签收”了女儿后,将她带入汽车。她一坐下就立刻说:“妈妈,我给你讲个笑话吧。”然后她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我讲她已经攒了一肚子的笑话。
  • 作者的女儿身穿“坦”字毛衣。(曾铮提供)
    我把“土”字边的字扒了个遍,最后选了“坦”字作为女儿的名字。希望孩子一 生“平坦”、为人“坦率”、“坦诚”、“坦荡”。
  • 女儿第一次说“不”,就将这个字说得那么清晰有力,仿佛只全身心地担心我会不会气坏了身体,那一刻我觉得为了生她养她而受的一切苦楚都很值得。
  • 作者与女儿的合照。(曾铮博客)
    女儿一岁时,我开始教她认汉字。刚开始一切很顺利,我随意捡些她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词教她。她不觉得这是学习或负担,而总认为是另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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