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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33)

《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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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

我把阿塔送进了医院,趁她做完检查休息时,我去了拉萨酒吧附近的派出所报案,然后再接阿塔回家。这番打击来得如此突然、沉重,很长时间里我俩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默默对视,互相用眼神交流着恐惧和痛苦,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真的吗?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恶梦!偶尔的交谈都尽量避免涉及到流产,话题集中去猜测嘎登的下落:谁绑架了嘎登?为什么?怎么办?

“会不会是国安干的?”

阿塔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热水袋紧贴著还在疼痛的下腹部。保姆主动为她冲了杯奶茶。阿塔两手捧著,没喝,眼皮也不带眨地看着我。

“不可能吧。”我断然否定。我正在满屋子乱翻,寻找安眠药。去年秋天因生意繁忙睡不着觉,叫医生开了些,没吃完,现在记不住搁哪儿了。

正着急上火,又听阿塔说:“你的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对了,国安老友,搞不好就是他在幕后策划的。”

我没理阿塔,继续在屋里走来走去,她的目光也跟着我来来去去。总算在离门边不远的立柜的第三个抽屉里发现了安眠药,我拿出两粒,要阿塔立刻服下:

“好好睡上一觉,等头脑清醒了,就不会胡说八道了。”

“我不要睡。”

“快点!”

“我不想吃。”

“听话!”

阿塔磨磨蹭蹭接过我递来的药片,但不往嘴里送: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国安毕竟是政府的一部分,不是土匪、强盗,就算可以随时抓人,没必要绑架吧,再怎么也要顾及点形象、面子吧。”

“你就那么肯定?”

“而且,国安干嘛要抓嘎登,你哥既没卷入拉萨暴动,也不参加法会,还去向武警献哈达……”

“不要再说了,我信你的话。”阿塔把药片猛塞进嘴里,接连喝了几口奶茶,因为太急,呛著了,剧烈地咳起嗽来。

“那你说谁干的?”

“很清楚嘛,黑社会、绑匪,盯上嘎登的钱了。”

“往后该怎么办?”

“这几天你会接到绑匪要钱的电话,我已经跟派出所的警察讨论过,他们正和刑警大队联系,到时候就看你的了,反正要沉住气。”

“你是说让我拎一口袋钱给绑匪送去?”

“不会是真钞,很可能放大叠白纸,加几块石头,显得沉甸甸的。”

“如果是这样,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

“那怎么行,绑匪一旦产生误会,你哥还要命不?”我脑海里闪过一些电影的镜头。

“阿塔,别担心,刑警就埋伏在四周。”突然我停止了滔滔不绝,因为阿塔已经睡着了。

我本想叫来保姆帮忙把阿塔抬到楼上卧室去,又怕惊醒她,便拿来一床被子给她盖上。我关掉客厅的灯,靠着阿塔的脚边坐下,拧亮身旁的落地灯,拿起一本容易读的书,眼睛盯着字里行间,却看不下眼。我把落地灯又关掉,让身心沉浸在黑暗中。

去伦敦的机票、预订的酒店,要赶紧退;有几笔等我定夺的古董生意,看来得推迟或者放弃了;天一亮再去派出所了解进展;需不需要找人给刑警大队队长送点礼,在立案侦查时多卖卖力;绑匪的要价会是多少;万一某个环节出错,绑匪撕票……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头脑里乱成一团。几缕晨光透过没关严密的窗帘,落到橡木地板上,照出一圈又一圈的木纹。

我突然感到口干舌燥,起身去厨房,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喝着,又开始东想西想。

客厅里有动静,我搁下未喝尽的咖啡,蹑手蹑脚前去看个究竟。阿塔正坐起来。

“睡醒了?”我在阿塔身边坐下。阿塔把脸贴过来,靠在我的胸前,两只手紧搂住我的腰。我的左手扶在阿塔身上,像抚慰婴儿那样轻轻地拍打。

“有件事,张哥,我一直想说,又不好意思说。”

“什么事?”

“你可别笑话我,啊?”

“怎么会呢。”

“发现怀孕的那天,我就给孩子取了名字。”

“是吗?快说说看。”

“我是认真琢磨、反复挑选才定下的。”

“那一定好听。”

“如果是男孩,就叫‘尼玛’;如果是女孩,就叫‘格桑’。”

“尼玛?格桑?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太阳、杜鹃。”

“哇,太美了,我喜欢!将来我们再有孩子,中文名字就叫张太阳,或张杜鹃。”

阿塔没笑,反而抽泣起来。我的泪水也扑簌簌落下。

五十三

我们天天盼著绑匪来电话,三个多月过去了,嘎登依然杳无音信。我隔三差五去派出所、刑警大队,说是仍在调查中,要我们耐心地等。

等不到任何消息甚至比听到最坏的消息还令人难以承受,尤其是阿塔,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长时间呆呆地坐着,神情恍惚,你对她说十句话,她顶多能听清一句。有时会在床上躺一整天,腰疼、腿疼、周身疼。一次阿塔半夜突然叫醒我,泪流满面,不住地叹气、自责:“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催促我哥回成都。怨我,都怨我!”

除了好言相劝,软语安慰,我束手无策,深感力不从心。

阿塔的男性朋友中没几个能帮上忙的。比如热丹,有传闻说他想再次聚众示威,警察闻讯而来,他赶紧失踪,据说逃往中印边境去了。被驱逐出成都的秋尼巴松潜回拉萨,沿街张贴反当局的传单,后来有人在公审、公判大会上,看见他和一百多个藏人站在卡车上,五花大绑着游街。他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着“分裂国家”,名字上打着红叉,可能已经被枪毙了。徒洛算是幸运的,但也被迫离开成都。房东突然宣布中止合同,限期要他关店、搬走。徒洛有一哥们在广州做古董生意,徒洛去投奔他,表妹也跟着去了。阿塔没心思再干,就把“藏缘灯艺”转让给了朋友,几乎是无偿转让。

我的那些牌友们听到嘎登出事的消息后,曾集体来过一次,香香除外,无非是陪着喝一杯清茶,共同扼腕嗟叹一番。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此打牌不再叫我,当然我也不会去。

好在阿塔的小姐妹们,个个古道热肠,天天打来电话,问长问短;要不就登门拜访,有事没事地闲聊。时不时还相邀结伴出门,逛个购物中心呀,或去甜茶馆聚个会呀。我是鼓励阿塔出去散心的,当然每次我都要规定回来的时间。阿塔总能守时,只有一次除外。

那天说好一起在外吃晚饭。我提前到餐馆等她,左等、右等不见人影,打她的手机也不接。听着铃声空响,我心里霍然升起一种不祥预感,旋即翻找与她一起上街的小姐妹的手机号,糟了,没带在身上!我心急如焚,驱车回家,刚入家门,阿塔的电话打过来了。

“你为何不接电话?”我冲着手机嚷嚷:

“我还以为你也被绑架了!”

“我不想接。”阿塔声音低得像嘟囔: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你的小姐妹呢?”

“我要她先回家了。”

“出什么事了?”我竭力压抑著内心的惶恐。

“我哥他,他,他已经‘不在’了。”

阿塔几经哽咽才把话说全。

我脑袋里像飞进一群马蜂似的嗡嗡乱响。

“嘎登死了?”

我一直都有这个担心,每天瞒着阿塔买回一堆大报、小报,在广告栏里寻找有关无名尸体的照片和消息,莫非阿塔看到或听到了什么?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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