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9月26日讯】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七、关于吃药、认罪与抗争
（接上文）有人问我你认罪了没有？写认罪书了没有？在长达五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写过这样几份东西，我绝食争取来纸笔写给妻子的信、反省书、申诉书还有悔过书，都写了。至于悔过类似的东西前后一共写过两份，第一份主要是敷衍他们，其中没有认罪和悔过的表述和字眼，对自己表示一些反省，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但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批评和反省的方式强调了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这一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认为无关痛痒没有触及深处不满意，又逼迫我写第二份。在第二份悔过书中，有了认罪的表述，承认自己主张和平民主，通过文章、书籍以及行为“山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后按照他们的意思写完后还不忘让我加了一个“悔过书”这样一个标题。
谁都想美化自己，这是人性，但是我想客观地描述一下自己当时的心态：第一，你可能面临要判刑，还是想轻一些，想早点出来与家人团聚。第二，一定要尽早出来把酷刑披露出去，好让里面的弟兄受到关注，使更多的人免遭酷刑，也使得这个冤案的全局能够获得根本扭转的机会！第三，由于信息完全封闭，我在里面时，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做工作，包括我不配合，号里的人就不让放风，告知你所有人都出去了就只剩下你自己了，包括播放胡石根先生等认罪的庭审录像，以及向我出示他们的认罪书悔罪书。给我播放孩子的录像、让我看刚出生女儿的照片，各种攻心之战，而且我想既然我们的一切信息都无法让外面知晓，既然一场冤狱审判不可避免，为了让这场冤狱还有一些现实的价值，就像胡石根老师做出的选择那样，通过认罪的方式为自己换来一个在法庭上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求仁得仁的机会，也不枉自己的一场牢狱之灾。
后来他们又给我乔装打扮一番，录了个像，让我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他们通过的稿件，当然这个稿件我还是加入了有关和平民主的主张，但是后来我想，录像视频是可以经过剪辑后选择性播出的，完全可以按他们需要的内容播出。他们一再向我表示并对我承诺，该视频是给大领导看的，绝不对外公开。后来一次一次地做工作，让我写东西、录像，我那时就在想，他们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切都为了他们在面子上过得去，在我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专制当权者要面子不是坏事，懂得妥协也不是坏事，对我们来说面子没那么重要。出不出来到后来已经有些麻木了，完全是被动的，我曾经明确跟他们说，现在不是我需要什么，而是领导需要什么，我在里面和外面都是一样承担责任，哪一个也不轻松。还有一点是出于同情专案组底下扛活的人，他们也不容易。
斗争以及为了早日出来、揭露酷刑的目的都做过努力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出来，一切皆有定数。而且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在里面多待一天就一定有一天的收获。应当说监居的前三个月比较煎熬，人几乎要疯掉，后三个月又相对比较残酷一些。他们专门为了有所突破，将我们从北京转移至天津秘密关押审讯，在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各种手段。但是到了看守所，后面的时间长了，习惯了、麻木了也就无所谓了。
尽管我写的个别让他们能交差的只言片语主要还是为了把自己所坚持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表达出来，那种看似在批评自己、反省自己而实则是表扬自己的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人应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我还是很敬佩那些一个字都不吐的毫不妥协的纯粹的硬骨头。反过来讲，一般来说，在面对强权专制的抗争中，一般人不必为此背上过多的道义负担而做出无谓的牺牲。
举一个例子来说，坊间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以及流传出来的他在东北监狱对于监狱里的状况给予了正面评价，称自己得到了人道的对待、得到了友善的对待这样一种表述，有人对此做出过度的解读和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些外面的人不了解里面的恶劣、残酷情形的表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间的抗争成本，要求抗争者去做无谓的牺牲，政治抵抗者必须都是圣徒。那些历史书上通过寥寥几句话描述出来的历史故事和概括出来的英雄形象它并非带有生活细节和生命特征的具体历史真相，它并不是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秒钟的生活现实和生命体验。
为何说这种苛责是不了解现实的表现：第一，即使刘晓波做出过一千句、一万句对人道待遇、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邪恶的谴责批评、诅咒的表达，而仅仅表达了一句似是而非的中肯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专制铁幕之下，人在完全被监禁、彻底隔绝的情况下，向外传递的信息也只能是赞扬专制的话被无限放大，而批判的声音完全销声匿迹。第二，刘在那样一种困境中，对人道和人权的改善做出一个评价来，我们倒不妨从刘想用善意来化解恶来解读，与其说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对人性的期待与呼唤，作为一种倡导而存在的。况且在专制牢狱的困境之下保证一个政治犯自己高贵的人格尊严，本身就是对人道与人权的最大捍卫，他的《我没有敌人》与对监狱的改善一以贯之的态度，传递出一种不可屈服的人格高贵以及最大的善意和爱，背后他自己不知道要承受多少苦痛、屈辱与寂寞，或许是一个心声，或许是没有选择，这样的指责只能让那些先行者流泪又流血。当那些指责批评者进入到那样一种困境乃至面对生死的考验之时，或许连他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未必能做到。
关于谢阳、江天勇认罪、认错的问题，他们承担的够多了，面对专制权力的残忍和恶毒，这原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外面时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乃至有救世情结，他们在里面都不希望牵累他人，我想连同监号的嫌疑犯以及迫害自己的人，恐怕他们也都是抱着慈悲救度之心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了专制统治者的邪恶，他们乐见于人性被摧毁、意志被压服，因为他们说谎作恶时就无法接受别人还在坚守的良善正道，他们背负重罪时希望所有人像他们一样也背上罪债，他们想让政治犯人格分裂，他们想让公民社会分裂，用道德大棒绑架你，对此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
他们的办案方式是把你的所有电脑、手机、书籍、个人物品、人际交往、人生记录都查个底掉，你的一切包括从小学到中学，你的父辈、家人、亲戚朋友都在他们的调查之中也尽在掌握之中。这是一场超限战，超限办案方式，总之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什么限制可言，尽管这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人格权，但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手段，这种办案方式本身就是思想犯、言论犯的做法，严重侵犯人权和人格尊严，谁也不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政治犯的模式是，他们给我看我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看我儿子在课堂上做题以及演出马头琴时的视频，他们威胁要把我妻子原珊珊抓起来，我当时真的有些崩溃。
从2003年我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开始，到2005年营救朱久虎律师时的联署、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到“08宪章”联署、人权律师团大家一起讨论各种法律、人权案件营救同行、共同联署，到我发起的一些呼吁比如恢复唐吉田等律师执业权利的呼吁书、释放陈永洲保障记者权利的呼吁书，从建三江、郑州研讨会为被抓律师捐款到刘家财“山颠”案、张向忠案、法轮功案、许东案、庆安枪击案等，再到担任秦永敏人权观察法律顾问营救秦永敏、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香港学术研讨会、本人编订的拙作《信仰之路》书籍、网上发表的和平民主系列文章以及2015年初本人在北京召集的一次饭局等等，都成为他们审问的内容。
当然，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纠结，集体无意识，从上到下，他们都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者，毫无道德感，都做好了弃船而逃的准备。而这个案子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可以公开地说，前后审过我的包括自称老姜、曹建光（前面两位是北京的）、自称老王（其实后来我知道他姓严）、刘博（刘队长）还有李警官（天津），还有两三位不知其姓氏的，还有一位可能是公安部的、自称姓刘的，给我背诵过心经。他们自称常年审理大老虎、诏狱等案件，他们在公安系统内显然也都非等闲之辈，这些体制内的人他们明知自己是在违法，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势，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显然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游移、煎熬、不知所措，还有包括那些负责看管我们的武警战士，除了让我感受到监禁的残酷之外，我真切感受到了是非之心、人性之善、人心向背！
除了天津市二分检察院宫宁处长、盛国文检察官，还有一位忘了姓名，天津市检察二分院的张处长、霍处长（自称侦察处或大案处）也多次找我谈过话做过工作，甚至我不给他们写东西，他们就不走。有一次他们告诉我黄兴国在双规前的最后时刻，去旁听了周世峰的庭审。他们给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我，所谓中央反腐是在动真格的，中国如何如何有希望了，让我们等着看专制统治者如何改革、如何为中国开拓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我却看到了如黄兴国一样的体制内的封疆大吏们各怀鬼胎、当其走到穷途末路时的心之所向，或许他想在体制外找到终结这个垂死的专制极权的希望。这无论是一种内心的追问也好还是良心发现也罢，其实在体制内已广泛存在，只是人们都善于隐藏起来。黄最后寻求精神出路的现象类似王立军，他们都自知身陷黑暗与邪恶当中而没有出路，当然王立军有一个迫切求生的紧迫情势，不过往往人在穷途末路时最能显现出其真实人性的一面。
在我被羁押期间，我的同胞们包括专案组的所有人，毫无疑问也都展示了良善的一面，其间不时感受到人性的觉醒、人心所向，因为大家都不傻，即便曾经打过我的刘队长后来竟然再也不来见我了，很明显，我感受到，我的这些心存良善的同胞大都不情愿迫害无辜、践踏人权背上历史的债务，大家很明显都是被绑架来干脏活的。
我开始被强制监居直到后来面对可能的判刑，尽管也有些纠结，但是也总有这样的感触，在外面时，每天看到冤狱遍地、人道灾难频发，心里总是焦虑不安，自己总有无力感，代理的一个个案子尽心竭力却无力回天，这回自己总算也进来了，进来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在里面是承担责任与众生一起受难，在外面也是担当责任，一样并不轻松，这是多操蛋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义人受难的荒谬时代。
到天津强制监居的后期，我们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可以吃饱饭了，专案组甚至询问过我饭够不够吃，当然经过他们的反复询问后，自己也觉得要吃饱饭，养好身体保存实力，以应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更艰难情况，无论到看守所还是监狱以及遭遇到其它什么情形，因为万事不由人。在外面自由的人是无法体会里面的心理的，因此我也向他们提出了早中需要各加一个馒头（比较小的那种），可是他们在执行时，不单早中，晚上也给我加了一个馒头，我又向他们提出撤掉晚上的，他们就不理解，甚至提出吃不了可以剩下。对我如此斤斤计较，态度又变得有些恶劣。
其实没有人会理解，我的目的是，能够保障基本生存基本吃饱就可以了，如果吃得太饱，主食有哪怕那么一点富余了，习惯一旦养成了，那么日后到了监狱看守所，再到更困难的处境中怎么办？因此必须要养成和习惯于接受一个较低标准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这才是最有利的，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正面对什么。
当然这可能也反映出当时我的某种心态，当我向号里的朋友们讲和平民主思想时，我讲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会超过三年，号里的弟兄们大都认为，即使我出去了，我还得进来，嘿嘿！他们不相信的事，我出来后一看，估计要提前实现了！
差不多从我被抓的第一天起当局就要求我认罪，转变思想认识，关键看态度，放着河水不洗船，听话听音等等。吊诡的是，他们在公然破坏法治，摧毁他们这个所谓政权的法统，我们的坚持与抗争反而还是在维护他们的这个法统。他们还给我举例说明，告诉我，别不服，连周永康的大秘什么什么博士后都认罪了，都是他们办的案子。而我也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与他们进行这场意志的较量，不断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记得我们自监居转批捕，在监居场所我向执勤战士讲，我是因为和平民主而被抓的，中国未来一定可以实现民主。当局将我们从监居场所运往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向车上的四个人表达我的观点，我说，和平民主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尽管在车里，严队长不时打断我的讲话，但是在车里时空气都凝滞了，死一般的沉闷让我知道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当中！#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