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传”系列之七:蔡京(下)

【奸臣传】北宋六贼之首:害己祸国的蔡京

作者: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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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皇帝徽宗醉心艺术,耽于享乐,宫中开支日益庞大,蔡京的改革举措恰好为其奢侈的帝王生活提供资本。在国家太平、府库充盈的假象面前,蔡京又从《易经》中断章取义,提出“丰亨豫大”的谬论,迎合君欲。

蔡京不断怂恿徽宗挥金如土,从而证明宋朝国力雄厚,震慑番邦四夷。他也因此备受徽宗宠信,尽管他在改革期间被弹劾罢相,却能旋即东山再起,加封公爵。

有一次宫廷设宴,徽宗取用几枚玉器,却担心违背先祖节俭之风,遭言官议论:“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蔡京揣度上意而奏,他出使辽国时,看到辽人用的玉杯玉盘都是石晋时期的东西,他们还拿出来夸耀,说宋朝没有这么贵重的物品。因而他认为徽宗使用玉器,“于礼无嫌”。

徽宗仍不放心:“先帝想造一座数尺见方的小台,都会遭到百官谏止。人言可畏,这些玉器放置这么久了,如果有人进谏如何分辩呢?”蔡京继续鼓动:“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足畏也。陛下应当享受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徽宗闻言称是,深以为然。此禁一开,徽宗更是毫无顾忌地挥霍钱财,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等,享尽人间繁华。而这背后,却沁满了大宋子民的血与泪。

清洗“旧党”,铲除异己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来,持不同政见的文士们分化为新旧两党,几十年来围绕是否支持新政,不断出现争论与谏诤。这原本是北宋朝自由风气使然,却被小人从中利用,将一场思想交锋演变成党同伐异、排斥忠良的夺权战争。

元丰8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主政的太后力图恢复“祖宗旧制”,起用旧党司马光等人。他们尽罢新法,同时将改革派人士或贬官、或迁谪。这一时期称作“元祐更化”,至元祐9年(公元1094年)哲宗亲政而结束。此后新党张惇入相,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依附新党,为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他打着恢复新法的幌子,大肆清洗元祐时期的旧党。同时,他为了打击异己,甚至罗织罪名,将并非旧党的异己者划为元祐党人。旧党及无辜人士被蔡京构陷,或遭贬官,或被流放,甚至客死他乡。

当蔡京在徽宗朝出任宰相后,新党迫害旧党的历史再次上演。在徽宗初即位的元符3年(公元1100年),天现日食,徽宗下诏求言,并表示言论不当者亦不加罪。于是百官上疏言事,大多论及新法。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徽宗出尔反尔,要追究言论激进者的罪责。蔡京便借机把元祐、元符年以司马光为首的120位旧党斥为“奸党”。两年后人数又增至309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大文学家皆在其中。

蔡京打压旧党的手段更甚於哲宗时期。除了将在世的旧党官员流放至边远苦地,他还请徽宗书写碑文,将“奸党”姓名刻成“元祐党籍碑”立于宫门前,并让各地翻刻。同时,旧党的文集、画像等作品成为禁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做官,不得与皇室通婚,五服内亲属亦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所幸天道不泯,百姓并未受蔡京蒙蔽,对元祐忠臣依旧抱以崇敬之心。史料载,长安的石工安民,被征去刻印党人碑,他万般推辞:“小民愚笨,不知立碑之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我不忍刻也。”官吏欲降罪,他只好领命,并请求不要将名字刻在碑末,“恐得罪后世”。九江的一个石工奉命毁弃苏轼、黄庭坚的匾额,直言不讳:“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蔡京本欲让政敌身败名裂,却弄巧成拙,反将自己的险恶用心昭示天下。然而,元祐党籍一案,终究影响了宋廷的人事格局,致使忠良尽去,政事不堪,埋下国破家亡的隐患。

靖康之变前的北宋东京城模型。(Zcm11/维基百科)
靖康之变前的北宋东京城模型。(Zcm11/维基百科)

贪恋相位,穷饿而死

根据宋制,官员年满七十岁便要退休,称“致仕”。或由本人陈乞致仕,主动辞官;或由朝廷强令致仕,将那年迈而流恋官场之人,请出庙堂。蔡京一生追名逐利、把持朝政,人到中年才拜为宰相,又历经四起四落,绝不甘心将荣华富贵拱手让出。在最后两次的宰相生涯中,他不顾声名狼藉与年老力衰,紧握相权不放,表现出一代奸臣贪婪无度的本色。

政和2年(公元1112年),蔡京以66岁高龄第三次出任宰相,他本应在四年后致仕,却始终没有放权离去的意思。《续资治通鉴》载,当童贯与蔡京之子蔡攸向他索取“谢事表”以暗示他致仕,蔡京竟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哭泣道:“京衰老宜去,但不忍心这么快就退休,因为君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情急之下,他竟连自己儿子也不认得,直呼为“公”,引得左右窃笑不止。

宣和6年(公元1124年),78岁的蔡京已是“目昏眊不能事事”,却强行担任宰相之职,批示公文、上朝奏对等一应大小事务交由幼子蔡絛代劳。蔡絛辅国无能,恣意为奸、窃弄权柄之作派却一如蔡京。因其不能胜任,徽宗大怒,下诏免其职权,并授意童贯再次提醒蔡京上表辞职。蔡京再次大哭拜倒:“上何不容京数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这样,他才奉命上交辞官奏章,彻底放权。

第二年,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匆传位于钦宗。蔡京失去天子怙恃,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倾覆大宋的国贼之首。百官纷纷上书,痛陈其奸恶之行,令他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一年之内连贬五地,最终发配韶、儋二州。

流放路上,蔡京携带大量金银财宝,本以为余生衣食无忧。岂料,他的恶行为天下人尽知,一路上遭人唾骂,更买不到一粒米、一口水。每过州县,蔡京被官府驱逐,不得行走大道,尝尽饥肠辘辘、颠沛流离之苦。这时他才不得不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潭州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宣和遗事》载,蔡京穷病交加,在那里回顾一生得失,作一支绝命词:“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多行不义必遭恶报,最终他饿极而死。

靖康2年,金兵攻破京城,俘虏徽钦二帝与皇室成员,北宋迅速灭亡。这场“靖康之变”,成为宋人永远的伤痛和耻辱。蔡京或许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害己误国,不仅留下千古骂名,更给宋朝带来深重灾难。“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慷慨之声回荡至今,教人扼腕叹息;而奸臣当道、小人祸国的历史教训,更应成为今天的明镜和警钟,告诫人们亲贤远佞,明辨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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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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