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

作者:心岱

书籍堆栈。(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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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是文坛“新人”,以投稿报刊杂志的作品发表,被读者所认识,有了书的出版,就像一张履历表,让我信心加倍的往前迈进。

“正文书局”在197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母亲的画像”,两年后,接着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说,日后能成为作家,处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撑。

于是我面见了出版社的发行人黄开礼,从此与他结了友谊之缘。

后来“正文书局”多次转型,出版类型庞杂而多广,从文史哲到教科书、工具书、电脑、字词典等。

那个年代的出版事业,除了印书生产外,大都志在“门市经营”,黄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学徒出身的台湾人,师从大陆沦陷来台的上海商人。由于当时省籍观念对立,台湾人要在外省帮里讨生活,倍受宰制与艰辛。

虽说“学徒”,其实并无老师教导,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观色,身兼打杂小弟与东家奴仆的身份,漫漫等待“出脱”的一天。

黄开礼在这种环境下苦熬成婆,从苦力少年成长为入行伙计,为东家奉献二十年的风华岁月,才请辞自觅新领地。

正文书局”就是他创业的第一块招牌,往后的二十年,随着台湾政局的稳定、经济起飞、他的事业也在一片荣景的社会中风起云涌。

日治时代台北商业心脏的街道是现今称为“衡阳路”的“荣町通”,而直通总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复后打造成书街的“重庆南路”。1915年,在这两条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栋规模宏伟的“新高堂书店”。

这家由日本商人所经营的三层楼书店,除了独家进口日本内地的书籍、杂志外,更配合总督府的图书思想审查,垄断了公小学校的教科书之贩售。

战后,这个地标迅速被接收改成“东方出版社”,以出版儿童读物与字典为重点,协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国语”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说二战前后,台湾的出版业一片沙漠。接着,大陆沦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准了这块处女地,来台大量进口或翻印大陆的出版品。

这期间,最早在重庆南路下桩布局的“国华书店”,后来扩大营业,更名为“大中国图书公司”,是五十、六十年代学子心中书店的第一名。然而,没有人知道百废待兴的当时,这条已然成形的“书街”,正是上海帮发迹的天下。

所谓“帮”,就是一种封闭生态,当时上海帮绝对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视台湾本地人,可是就是这么“天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黄开礼来到“国华书店”,从此苦力为生、与书为伴,突破了“上海帮”占据书街的铁律,在历史洪流中缔造了血泪传奇。

大环境牵引著个人命运的起落,回顾黄开礼先生的人生或事业,都是单凭己力对抗强势、孤军作战的“孤狼”型。他个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独断,这种“强人”是来自童年“一无所有”的人格养成。

他自嘲,从小追求“活下去”,是为了试炼自我能耐。他奋斗不懈、日以继夜,追求着“不败”,但经历了这一切后,才发觉凡事再怎么成功,若漠视“一朵小花”的价值,也是枉然。这使他选择在事业颠峰期了然隐退,学习放下一切的幸福。

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黄开礼的故事横跨20年代至今21世纪,超过了八十年岁月。其中,除了强烈的励志性外,更多的是让我们重温战后的台湾景况,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时代,人是怎样存活的……

从小学徒到大老板,他的奋斗人生,记录了台湾社会文化史的抽样与缩影。

从“文坛新人”到“资深作家”的我,无论作品有多少,都永远感念“正文书局”出版的两本处女作,有此机会因代笔的缘故,让我走进旧时代的丛林,摸索背景与发端,把“小个人”融入“大社会”鸟瞰,格外能在历史长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价值;“有故事可说”,是“求同”的科技时代最难能可贵的,愿与大家分享这老灵魂的传奇。◇#

——节录自《书街旧事》〈心岱 序〉 /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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