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不堪回首文革事,几多怨恨几多愁

——1968年桂林“8•20” 镇压、屠杀的回亿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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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09日讯】文革中的1968年,在广西桂林桂林发生了一场对手无寸铁民众的镇压与屠杀事件,那是在韦国清的导演下,由当时的桂林地、市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现在事件过去49年了,回顾当年发生的一切,仍然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

桂林是一块山水宝地,素有“山水甲天下” 之美誉,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它的东、西和北面属南岭山脉余脉之高山区,中部和南面是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与丘陵为主的中、低山地区。远古夏商周时这里是“百越”人居住之地,秦时属桂林郡,这是“桂林”名称最早的起源。在其后漫长的封建时代都以“桂林府”称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这里才成了广西的省会,1940年正式设立桂林市,一直延续至今。

市区内星罗棋布地镶嵌着七星山、独秀峰、象鼻山、川山、西山、老人山、叠彩山——等等景色秀美的名山,伴之清彻透底的漓江蜿蜒而过,尽显出了这座山城之秀美。唐代文人韩愈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宋代官员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以及历代许多文人墨客赞美桂林的诗句是数不胜数的。这里的人们勤劳扑实,有优良的文化和传统美德,历来文、武人才辈出。从古代以来,这里出现过赵观文、曹邺、吕词阳、陈宏谋、陈继昌、唐景崧——以及近代以来的马君武、李任仁、李宗仁、白崇禧、 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等等著名的政治和文、武名人,在不同的时代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

就是这么一块山水圣地,在有史以来历代所发生的战乱中,除内战中双方厮杀造成的伤亡以外,没有见过有哪一方的武装人员会对老百姓乱打乱杀草管人命的。但在文革中的1968年,在当时的执掌大权者韦国清、景伯承、陈秉德等人的指挥下,他们打着“落实中央‘7•3布吿’和’ 广西6•17公告’” 的旗号,泡制了一个所谓的“8•20公告”, 明目张胆地对平民百姓疯狂镇压和屠杀的惊天惨案。回顾那时种种打人、杀人的恐怖场景,至今仍会使人胆战心惊,愤恨无比,也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血淋淋的铁的事实。

文革开始之时,笔者那时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即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中1968年的大武斗,韦国清支持“联指派”在全广西、特别是在桂林制造的白色恐布、大镇压、大屠杀;1974年又制造龚志明、张雄飞等人的“反革命”冤案,笔者都是亲身经历目睹或是耳闻的,这一切至今仍在头脑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与无穷的思绪。

桂林文革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

中共中央1966年“5•16” 通知的发出,文革运动在全国爆发,此时在桂林,文革运动的情况与全国其它地方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官方组织对“三家村”和“四家店”的大批判,中央和各地都 先后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毛泽东鼓动红卫兵起来造“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反,矛头指向他的政治对手和各级当权派;地方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则组织工人赤 卫队和官办红卫兵组织来保护自己,形成了最初的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之争。其后毛泽东又部署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 的造反者平反,从而使造反派得以翻身,并在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中”夺权,保守派垮台,部队介入地方“支左”——等等,都是大致相同的,桂林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此不必多言。但从1967年底起,特别在1968年4月桂林地、市革委会都成立之后,形势就发生根本变化了。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67年初,那时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上海搞了所谓“一月革命” 的夺权行动,从而引发了全国各地“造反派” 的连锁反应,出现夺权斗争。在此种形势下,许多原来支持“保守派”、镇压过“造反派”的党政领导干部此时则纷纷转向、表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在广西,首先夺权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桂林的造反派,保守派彻底垮台,驻桂林的6955部队全力支持造反派,使桂林成了一个安宁平静的城市,受到了舆论的称赞,这在全国是少有的。然而好景不长,自1967年7月以后,受南宁的影响,这里的形势变化了。那是因为在首府南宁,文革之初曾主张镇压过造反派的党政干部伍 晋南、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等人在1967年2月19日和4月19日两次发表声明(习称“219声明” 和“419声明” ),表示支持造反派。他们的这些举动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未能得到介于支左的广西军区的支持。广西军区要支持的是韦国清,并把在“一月革命” 中已经垮台了的南宁保守派重新扶植起来,也在原来的“造反派”中分化出一部分,形成了支持韦国清的新组织,后来统称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简称“广西联指”)。“造反派”对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的作法十分反感,于4月22日占领《广西日报》,成立“四二二火线指挥部”(习称“广西四二二”) 反对军区的错误作法。这就是南宁当时在夺权斗争中所出现的复杂情况,两派之争就此形成,并影响到整个广西。

在广西各地,由于受南宁的影响,都出现了“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区政府主席),打倒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 的“联指”派,和“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在各地的两派组织中,“四二二”派组织除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有野战部队的支持力量强大 以外,在各地区、各县力量都是弱小的;而“联指”派在各县的力量都十分强大,并且他们不但有广西军区的支持,并有各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支持,因而在那时的派性斗争中,除桂林、南宁、柳州三市而外,其它各地“四二二”派都是处于受压的劣势之中。

为解决广西的文革问题,自1967年6月开始至11月,周恩来总理曾八次接见广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1967年11月中旬,广西“四 二二”和“联指”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以及广西军区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决定 成立由原来的党政干部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军队干部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驻柳州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负责人)、郝忠云(驻桂林6955部队师副师长)、王斌(驻桂林104部队负责人)、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和生产,把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自1967年底起,广西各地的两派基本实现了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县级和地区级的革委会,这对各县的“四二二”派来说,他们是髙兴的,因为他们认为 自此可以和“联指”派平等,不再受压了;就是对桂林市区的“老多”派(此一名称来源于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大,文革之初这里的学生反工作组一开始就 是多数派,故名“老多”)而言,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此时也表现出了髙姿态,愿意与“联指”派联合,共同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文革运动。

然而,广西“四二二” 派及桂林“老多”派的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在大联合成立并建立革委会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及紧接而来的镇压与血腥大屠杀却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把他们“平等、和平、安宁” 的美梦彻底地打破。

==转自公民议报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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