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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0)

中共暴政录:上山下乡运动

编写:爱德华

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网络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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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1月30日讯】

目录

上山下乡缘起
知青生活
回城及走后门
云南知青抗争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
女知青被强奸
离婚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上山下乡缘起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乡并非开始于文革,上山下乡是中共政府搞出来的应付失业问题的办法,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包袱甩给农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骗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实质是用共产党的骗字诀)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还有,把各种成分不好的人从城市遣散到偏远农村,也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除了经济及就业因素的考量外,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势力的目的,精于权术的老毛则反手对付红卫兵,文革中红卫兵大部分都隶属于各个派系,文斗武斗不止,虽最后被弹压下去,但数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红卫兵成为无业青年后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主要是一种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登出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甩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把知青甩到农村当农民也算“就业”。把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生活

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谓“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 的准军事化生活,但却非正规军队,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乡青年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失去了城镇粮油定量供应,由于城市和贫困农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还要家人接济,在一两年的激情过后,发现回城无望,有些人甚至偷鸡摸狗,打架斗殴。

插队知青一般还受到善良的村民的关照,但知青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青更惨,有些甚至遭到干部(如指导员、连长、营长等)捆绑、吊打、强奸。

回城及走后门

由于农村生活的艰辛,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找一个有国家工资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正是从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

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

如新疆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 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

但没门路的知青要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为免受刁难、欺侮,则要以钱物通关。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农村公社大队里等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病退等特权的干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许诺升学,或答应回城等条件,威逼利诱一些女知青就范。有的女知青被奸污后,精神失常甚至自杀。

云南知青抗争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用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迫切回城的要求。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当云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时。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问一个问题:“各位领导,……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当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中共对挑战其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但当时的形势对知青有利(除这场知青抗争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并讲究策略外,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及计划中对越南的战争,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抗争得以和平解决。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并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云南等地知青的抗争促使中共1980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上访

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从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绝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关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

1980年11月下旬,请愿知青在总指挥欧阳琏组织下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12月11 ,阿克苏地委不得不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回沪准迁户口的232号档,并紧急签发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沪准迁户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并于1980年底,邀请阿克苏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分全副武装的军人架著机枪上了房顶, 12月26日凌晨两点,知青代表欧阳链等八人被逮捕,并关押了许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沪户口作废,原来这是一场骗局。阿克苏地区宣布全面戒严(出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封锁要道、火车站,严防上海知青拿着户口准迁证返沪),而且延伸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后来欧阳琏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请愿运动被中共镇压下去而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中共对挑战自己的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并且随着高层权力的巩固,对越南战争的结束,则对新疆知青抗议活动恢复采取强硬的立场。

女知青被强奸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三十个单位,有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九十九人。据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师二团六营的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现役军籍干部二百零九人。为平民愤,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复查后撤销原判)。此外,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涉及奸污、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 1,034起,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离婚潮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这离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约八十万永留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从1951 年中共批武训,就可看出,中共惧怕百姓有知识、有文化。

尽管青少年当时所受到的那点可怜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还是唯恐他们学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剥夺了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剥夺所有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本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快速退化。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失去了最佳年华。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本有富余,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把知青的生计转嫁给农民负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知青由于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裁减的对象,被下岗,被裁减而失业,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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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0 4: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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