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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史实】中共“大跃进” 四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

作者:李靖宇

1959年冬季到1960年,大饥荒进入最严重阶段,农民吃土、吃草根树皮、吃粪便、吃饿死者的遗体,甚至直接杀人食肉的报告也大量出现,甚至发生数起杀死亲生子女吃下肚的天伦惨案。(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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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11月01日讯】关于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当时的惨况究竟如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曾举例,有一个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队长,每次都把米饭带回锁在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另有一个姑娘饿死,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饥民在打听,谁家最近死人,把坟挖开,把那个死尸刨出来吃。”

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青黄不接,大饥荒进入最严重阶段。农民吃土,吃草根树皮,吃粪便,吃饿死者的遗体,甚至直接杀人食肉的报告也大量出现,甚至发生数起杀死亲生子女吃下肚的天伦惨案。

据报导,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

因中共当局刻意掩盖事实,关于这场大饥荒的历史研究并不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饥荒饿死约四千万中国人,而且当时基本是正常年景,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共产党的谎言,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是上个世纪饿死人数规模最大的惨案。

饥荒罹难四千万人 南京大屠杀133

根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另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权威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对比之下,依据“抗战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约2,062万多人;换句话说,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以4,000万计算)约等于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军杀害的2倍,南京大屠杀的133倍,而这些人是被中共蓄意谋杀的。

再者,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中,发生“万人以上饿死”的记录有203次,估计总和也才2,991.8万人。共产党建政后,只计1959到1962年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就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合。

发生饥荒 中共高层自始知情

有人为中共辩护,认为共产党高层不知道各省市的实际状况,无法采取行动,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中共高层一开始就知道发生大饥荒。

据《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共高层对大饥荒完全知情。仅1959年4月6号,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就报告5省缺粮,4月9号,再次报告15省缺粮,2,517万人无粮可食。

中国人权律师郭国汀进一步指出,一开始中共就封锁信息,如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于1961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对此,郭国汀痛批中共“欺骗国际社会,断绝外国人援助中国的任何可能。中共明知大跃进导致极为严重的大饥荒,但是却开足马力向全世界宣传大跃进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大规模公社,推行农业集体化。”

见死不救 不开粮仓不准逃跑

更为残忍的是,中共不但知情,还不开粮仓赈灾。

当时中共控制的国家粮仓里有大量库存。杨继绳调查中共粮食部资料,显示1959年11月,中国粮食库存887亿斤,1960年4月,库存403亿斤。但中共没有开仓全面救灾。1959到1960年,大量粮食被用来出口,在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这二年,中国粮食净出口竟达到680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购买原子弹、导弹等相关设备材料。郭国汀律师表示,

700万吨粮食已足够向3,800万人每人每天提供840热卡,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是中共中央有令,由军队和民兵把守,饿死人也不开仓。“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只有中共,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饥荒期间饿死人不开粮仓。所以中共是蓄意谋杀性的大饥荒。”

共产党的统治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在民众饿到难以忍受,要自己在家里开伙时,居然因为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而遭到禁止。如广西环江县驯乐区委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更丧心病狂的是,当大批农村民众无法生存,要逃亡到邻近县市时,共产党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害怕饥荒讯息传出,竟然禁止人们自救,阻断人民最后一线生机。

杨继绳研究指出,“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这份文件语气强硬,制止民众外逃,“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

至此,民间自救之路断绝。各地政府严防饥民逃跑,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

对毛泽东来说,饿死几千万人不算什么事,“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饿死的4,000万人就成了毛泽东口中可随意牺牲的一半,这种对死亡毫不在乎、对生命冷漠的无人性态度,是标准的“中共特色”。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负责任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只是被迫空洞承认了一下,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一个指头问题,九个指头成绩,是毛泽东一贯的论调。毛泽东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而紧随毛泽东大跃进的中共官员同样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

四川饿死人最多,大约为1,000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60年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安徽饿死500万至600万人。1960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调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谁造成了大饥荒?

中国著名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在其文章《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中指出,这三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共产党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开始“全民炼钢”。当时,中国各行各业民众都一心投入土法炼钢运动,据郭国汀律师表示,每个单位在自己的后院,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搞土高炉炼钢铁。没有燃料就大砍森林树木,甚至把农民家家户户木制的门窗都当燃料;没有铁矿石家家户户就把锅碗瓢杓,甚至门铃,任何含铁的东西全部拆下来充数。而这种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铁都是废钢烂铁。大炼钢铁对森林、生态的破坏永远也无法恢复,而大片农田无人照顾,庄稼无人采收。

加上当时党文化社会风气崇尚战天斗地,人们高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实施 “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各地争相响应中共政策,浮报农作产量,人们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作物高产量的“卫星”谎言层出不穷。之后发生饥荒,中共当局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于1958年4月发起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建立后,小至锅、盆、桌、椅,大至土地房产,所有人民的财产全部充公,人们的生活也全都受到共产党控制。如此一来,个人的努力所得必须和所有人分享,无论每天工作多少都没有相应的回报,因而人们工作意愿低落,尽可能地偷懒,粮食随之大幅减产。

于是,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四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成为共产主义的祭品,这着实是上个世纪的最大悲剧之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国际间“反人类罪”的定义:“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实施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它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实施迫害,不论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律。”

在这三年中,共产党大面积残害中国人的生命,已确实犯下反人类罪。这四千万饿殍以生命控诉的血泪教训,我们怎可轻易遗忘?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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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 9: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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