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16日讯】近日，中共麾下负责疫苗安全的各大监管部门联合起草了一份《疫苗管理法》，并高调宣称，民众可以公开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了吸引民众的注意，让绝望的民众对疫苗安全重拾信心，中共官媒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称，《疫苗管理法》“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让疫苗更安全”。
文章称，“所谓‘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赔偿责任，成为最严厉的一种民事责任”。尽管中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已有此类条款，但由于“疫苗的受害者是否属于消费者，还存在一定争议”、且“疫苗并不属于食品”，因此，才有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疫苗管理法》“呼之欲出”。
为了增加民事赔偿，就得专门起草一部新的法律法规，这是否有点多此一举？有意思的是，官媒还特意指出，长春长生“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生产的疫苗、违法所得18.9亿元，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罚款72.1亿元”，就是按照现行的《药品管理法》来进行严厉处罚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疫苗管理法》，也并不影响涉事企业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假疫苗如果真的“造成受种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追究生产企业，显然比严惩销售者更为直接、有效。然而，翻开那部《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被写入“法律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所针对的却是“明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仍然销售”的情况。甚至得在“受种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前提下，才“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即便针对“销售”，这一条款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强盗逻辑。其一、“明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如何界定？若“知道”，那不等于承认自己“蓄意谋杀”吗？赚差价的中间商不知疫苗质量，倒有可能；但要说“终端渠道”疾控中心被蒙在鼓里，也就难以服众了。同属于医疗机构的疾控中心，又怎会没有专业的质检人员？
其二、“受种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由谁来界定、能否做到信息公开？中共官方曾发布数据称，“从2000年至2013年12月，全国已上报的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的异常反应病例共有188例，最终确定属于疫苗异常反应的有18例”。这其中，大部分都被官方机构鉴定为“偶合症”，即“疫苗接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各种疾病潜伏期或前驱期，在接种疫苗后偶然巧合发病”。从“假疫苗”曝光后，中国民众纷纷疾呼“打疫苗就要打进口的”就足以看出，“偶合症”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其三、如果父母们都知道疫苗有毒，又怎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接种？如果要拿孩子的性命换取经济赔偿，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宁可选择不要赔偿。如果这个独裁政府能听得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如今的中国又怎会大量出产杀人害命的“假疫苗”？
很显然，中国能成为“假疫苗”大国，不是因为对疫苗生产商、销售者罚的太轻，而是中共“以权谋私”已失了控、正表现出“不惜谋财害命”的疯狂。
重要的是，“惩罚性赔偿”关键还不在“惩罚”，而在“赔偿”。对于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别说加大力度赔偿了，就连该有的赔偿恐怕都没能做到。实际上，在长春长生被罚91亿元之时，中共当局就已经公布了“接种该公司生产的狂犬病问题疫苗的赔偿方案”，“其中被致死亡的，一人一次性可获赔偿65万元”。即便如此，这两个数字本身也足以引起诸多质疑。
比如，这“91亿”中有多少用于赔偿？除了狂犬病问题疫苗外，其它种类的毒疫苗受害者又能否获得类似的赔偿？“一人65万”，最终有多少人收到？为何在“报喜不报忧”的官媒上没有确切的报道？即便“65万”发放到位，就足以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身心创伤吗？
曾有受害者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愤怒地说道，“看到长春长生这个赔偿方案，我都浑身发抖”；“他们怎么可以说，几十万来解决一条生命呢？”如今，中共再度表示，要加大赔偿；请问，力度又会有多大？更何况，杀人是要偿命的，不是拿钱就能摆平的。
那些自认为拿钱就能买命的，一般不是流氓，就是强盗。中共若耍起流氓来，恐怕连偿命钱都会赖掉。从“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句勉为其难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中共其实并无诚意。
对“假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又何止是企业要做的？显而易见的官商勾结所造成的这种全国性的灾难，难道就没有国家层面的道歉和赔偿？分明是杀人越货的刑事犯罪，非得用小惩小戒的民法来界定，看来中共制定《疫苗管理法》终究还是为了包庇凶手。要解决因独裁导致的“司法不公”，仅凭立法是不够的。司法一旦“姓党”，立法再多，也只是为权力服务。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