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06日讯】一般都同意，经济学自1776年就成为一门既可教、又可学的“学问”了。最早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此书较被熟知的中译是《国富论》。但此译名会对保护主义、将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视为战争、国际间的纷争、甚至战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达的内涵，因而使用这个早年的翻译名家严复之最初译名较妥切），作者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经济学之父”的美名。
在亚当‧史密斯和《原富》的开创下，古典经济学派于焉诞生，先历经李嘉图（D. Ricardo, 1772~1824）、马尔萨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尔（J.S. Mill, 1806~1873）等几位名家的发扬光大，继而在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为新古典学派。由于马夏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提供了供需图形等分析工具，经济学的教学讲授更为方便，这门学问也就粲然大备了。一直到今天，众多基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沿用该书所创的分析工具呢！
1930年代，经济学有了重大变革。主要因为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迄今世人还闻风丧胆的“全球经济大恐慌”，一时经济萧条、失业者遍布，直到凯因斯（J.M. Keynes, 1883~1946）1936年的巨著《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问世，才提出“创造有效需求”解药。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也开启了“总体经济学”的大门。而“国民所得帐”在1940年代被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 Kuznets，1901~1985）和有“国民会计之父”称呼的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李察．史东(Richard Stone, 1913~1991)发展成形，更成为政府能以政策促进“物质性”国民所得(GDP)成长的依据，也助长凯因斯理论的普及。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财经消息报导，几乎都是总体经济的范畴；而经济学也的确在总体经济学诞生之后，才成为显学。
最畅销最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
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虽是好书，但讲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经济学》（Economics）。该书出版后洛阳纸贵，曾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其在全球的销售量被认为仅次于《圣经》。这本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之所以畅销，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可谓时也、运也、命也。一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的问题一箩筐，经济学面临一种动态阶段的挑战，“马歇尔计划”所揭示的政府强力策略抬头，学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连结时势的入门教科书；二来萨缪尔逊在当时已有显赫的学术地位，可以全力撰写教科书；三来萨缪尔逊精通数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书中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搭配撰文，让学习者更易于研读。就在此种环境下，萨缪尔逊撰写的基本经济学教本轰动全球，不但让经济学普及成为显学，也奠定经济学在不久之后列入诺贝尔奖颁授学门的基础。
也就是萨缪尔逊的这本教科书，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让数理分析工具逐渐导入经济学，而且也将凯因斯理论透过此一工具传达给世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化，经济学数理化已然喧宾夺主，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让“数量化”的结果足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以会长身份演说时兴奋地说道：“数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比起数量化愈来愈强大的势力及牵连之广，所谓的李嘉图、杰逢斯（W.S.Jevons, 1835~1882）或凯因斯的理论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了。不！我们已经一脚踏入门内了。”史蒂格勒在演说辞的文末还笃定表示，经济学家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随后历史的发展，可说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预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来临之前，经济学的发展的确达到顶峰。在此黄金时代，甚至有“从此经济学家和政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经济体系维持繁荣，不景气将永不再来”的豪语出现。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9年首次颁发，得主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隔年第二届得主公布，又由萨缪尔逊这位“数理经济名家”获得。这就更印证：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具备了“实证经济学”的特色。而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
当然，让政府扮演经济舞台要角的总体经济学，加上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促使实证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是经济学能够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预经济主角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被称为混合经济大师–的贡献，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场失灵”因而产生，必须由政府出面校正来达到福利最大的论述，这也对政府干预政策和数理分析、实证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础。稍后，当“赛局理论”兴起，数理化又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趋势看似沛然莫之能御，不过一直以来，反省的声音还是不时出现，屡见不鲜。
让经济学回归“人性”本质
1949年奥国学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无论是质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里，有这么一段话：“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
十三年后，米塞斯又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写着：“如今在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这个叫人误会的名称传授的那一门学科，毛病并不在于任课的老师和教科书的撰写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经商失败者。而在于他们不懂经济学，以及欠缺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不啻在为上一句话提供答案。
奥国学派一向反对经济学数理化，米塞斯告诉我们：“许多撰述者误以为，人的行为科学必须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所以致力于某种量化经济学的工作。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应模仿化学，从定性分析进步到定量分析。他们的座右铭是实证论的这一句箴言：科学即测量。他们获得丰沛的基金支持，汲汲营营于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业公会、大公司和其他企业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他们努力计算这些各式各样的资料之间的算术关系，借此来决定‘相关’与‘函数’的一些东西。他们未能意识到，在人的行为领域，统计永远是历史，而他们所谓的‘相关’与‘函数’，除了描述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区域的某一群人行为的结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所以，米塞斯就说：“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一种幼稚的数字游戏，对于阐明真实的经济问题并没有丝毫贡献。…经济学家的理论，并非建立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逻辑学家、或数学家那样的理论思考上。…经济学家的确能够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那样，窝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来完成工作。使他有别于其他人的，并非他有什么秘密的机缘，得以处理别人接触不到的某些特殊资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够从中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不过，米塞斯在书中特别澄清：主张经济学不应模仿、以其他科学作为榜样，并非鄙视或无视这些学科，相反地，必须努力去理解与精通这些学科。他说：“任何人若想在行为学方面有所贡献，那就必须熟谙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法理学，以免将行为学的任务与方法，同任何其他这些知识部门的任务与方法搞混了。”他又举例说，形形色色、所谓数理经济学的基本谬误，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谬误，没有哪一位“合格的”数学家看不穿。
当今数理化、量化、数字化不但是经济学主流，也是所谓的“科学”，而“拿出(数字)证据来”更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政府各种政策也都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或许大家琅琅上口的“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追其源头就是经济学被误导呢！就让我们好好读读米塞斯的这本书参悟参悟吧！！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