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17日讯】谢燕益，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因仗义执言，屡遭中共打压，上月又被当局注销律师执业证。以下是大纪元特约记者对他的访谈纪要。
记者：您刚刚被注销了律师执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燕益：“709”事件我被关押了553天，是被取保放出的，然后我发表文章，接受采访，继续为自己、为“709”弟兄们及一些冤狱奔走呼告，他们会觉得我“不听话”吧。尤其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案子，因为此案有国际影响，超过十个律师曾被官方通过各种方式威胁，最后都被解除了代理。
今年5月律协就调查我，害怕我作为孙茜的辩护人出庭，庭审那天，我去现场参加旁听，他们竟然不许我进去。
他们注销我的执照，是因为害怕。为什么会害怕我？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制造冤狱的，作为孙茜代理律师，我见证了这个过程。
有人害怕这个国家走向正常，“709”后，对律师的打压仍在继续，但凡和官方“死磕的”、坚持说真话的律师，就会受到警告整肃，甚至被吊销或注销律师执照。
记者：您可以讲讲孙茜目前的情况吗？
谢燕益：现在，他们居然采取威逼、欺骗的方式，迫使孙茜放弃律师、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放弃自己的加拿大国籍！你可以想像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据我知道，昨天又有家属聘请律师见孙茜，她表示不见。最后在律师坚持下，孙茜带着黑头套被押过来，对律师只说了一句：“我不需要律师，我已经有了政府给我指定的律师。”扭头就走。
为什么？匪夷所思啊！她被抓捕后，遭受过酷刑，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可以想见，为达到目的，他们还用了其它软硬兼施的手段，非常卑鄙的。
现在需要在国际上为孙茜呼吁，中国司法整个被血债帮绑架，不可能有一个司法公正的结果了。在外交层面上，加拿大政府应该对此事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应该保障她的人权。
记者：你被取保后三天，就向外界曝光了里面的酷刑，您不害怕再被抓进去吗？
谢燕益：释放我之前，他们无数次威胁我：“不准见记者，不准曝光，不准写文章，否则还会把你抓回来，你的家庭也不会安全，都没有好结果！”
我个人曾遭受了饿饭、不让睡觉、扇耳光、殴打、虐待等迫害。2015年10月1号到10月10号，我还听到了楼上有人遭受酷刑，似乎是电击，有重重摔到地上的声音，呻吟声、哀求声，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现在看来，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师当时在遭受酷刑。
在里面时我对自己有过一个诺言：如果出去，一定第一时间把里面的酷刑披露出来。所以回来头三天，我一直睡不着：曝光还是不曝光？怎么曝光？
妻子虽也是性情中人，喜欢仗义执言，但不希望我再参与这些事，她已经承受太多。我很矛盾，一家人的团聚来之不易，我们要抚养三个孩子。
在里边，他们给我看儿子的录像，还有刚出生女儿的照片，多次以此劝降：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我觉得两个儿子经历一些苦难，对成长未必是坏事，但对我的女儿，确实不公平。由于我的选择造成的伤害，最后竟是由孩子来承受！
但不曝光我对自己没法交代。我非常害怕，非常焦躁，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人面对了一个世界。说心里话，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灭顶一样的压力，至少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真的非常害怕。
选择是很艰难，但任何代价都不能用良心来交换吧，这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理由。其实很多人，包括那么多大法弟子、一些政治犯，在这种煎熬中，不也都选择了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吗？
所以出来第三天，抱着要再进去的想法，我把酷刑披露出来了。
记者：您可以谈谈您的“选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吗？
谢燕益：我在里面时，两个儿子的遭遇就不说了，举个我出来后的例子吧。我因参与法轮功的案子被报复，被调查听证，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被摁在警车里的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哭声，那时她才2岁，我在车里很难受，这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女儿看着他爸爸被警察带走，后来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妈妈。而爸爸和妈妈是最能保护她的。
我接受不了不是因为我受到凌辱，而是为我女儿难过，她在妈妈肚子里时，她妈妈就被抓进派出所，不给饭吃，不让休息。从她出生的第一天，她妈妈就被逼迁，她跟着妈妈流离失所，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
我无法和女儿解释，这种苦痛惊吓只能由遗忘来医治。我女儿特别特别懂事，自来熟，见人就主动示好，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正面的理解她是适应环境，负面理解，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天天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作为一个律师，我还被媒体报导关注，但有多少上访户、法轮功学员、政治犯，他们被绑架被残害，死在监狱里面，并没有人关注！
记者：“709”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关吧？
谢燕益：其实我性格是比较被动的，做律师天天接触冤狱，都有些麻木了。
而恰恰那时，跟徐纯合一样，我也是孩子的父亲了。我看到徐纯合暴尸在火车站，旁边围着他的三个小孩和年迈的母亲，官方说他抢枪袭警，他是被当作恐怖分子在孩子老人面前被击毙的！他能拖家带口去袭警抢枪？
同为人父为人子的角色让我无法接受，所以我仗义执言，先是从技术层面分析了现场，发了检举警察涉嫌故意杀人的法律意见，没想到网上迅速发酵。网友又给了我他母亲的电话，我更不能推卸责任了，第二天我就义无反顾去了庆安，明察暗访，并把真实消息发到了网上。
接着全国各地的很多网民和律师都赶往庆安，去声援，去举牌抗争，他们不计个人安危，不约而同到庆安，其实是一种愤怒的爆发。
从庆安回北京后，央视就定调了，说民警的枪杀是合法正当的。于是我和谢阳等几个律师又起诉央视，这成了“709”的导火索。
其实我就是比较较真，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我的人生福祸都因为这个吧。
记者：您不觉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为家庭负责就行了，岁月静好。
谢燕益：现在的中国，食品、土壤、水，甚至你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避无可避啊，就是挖个耗子洞钻进去，你都躲不了祸，你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吗？哪有岁月静好？
1949年以后，集权造成的人道灾难屡见不鲜，每天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命运没有把你摆放在那儿。如果你不去面对，那这不幸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有了老婆孩子以后，我作为父亲，作为丈夫，尤其作为一个律师，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面对这个险境、不去讲真话，不去追究违法犯罪，社会就会继续烂下去，那大家迟早都会遭殃，对于我的子孙后代，我认为也是在负责啊。
如果有人认为岁月静好，他肯定要有一个扭曲的方式来应对，防范被伤害，他才能存活下去。他是正常人吗？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意被扭曲，反而被社会边缘化，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到底是我不正常，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对于强者来说 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记者：可是您觉得您能改变现实吗？
谢燕益：我相信心念造物，一诚动天下，这个国家是我们一闪一念造成的共业，改变不了现状，可能因为我们诚意不足，意念还不够坚定，正念还不足够吧。
我发表文章，写法律文书及辩护词，都尽量站在善的立场，周永康也好、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枪杀徐纯合的警察，包括背后的黑手，我都希望他们能醒悟，得到救赎。你昨天作恶，今天停止，马上积功累德都未为迟晚。我相信善的力量无往而不胜，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一般我不会轻易投入一个案子，但既然投入，做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会力所能及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做我该做的，做正确的事，无愧无悔。至于说结果，一切交给上天，一切都有定数，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
记者：您在文章中写过“40岁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龄”？
谢燕益：进去之前，我就写了我的座右铭：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
我认为，如果太早经历了不堪承受的苦难，人可能会被扭曲、打垮。而40岁的我，历经了人生的各种无常，在知识上已有积累，对人性、社会、历史都有了比较深的感悟，所以被抓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磨难来得正好，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是灵性觉醒、生命升华的一个条件。对于强者来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从我个人的命运来讲，我觉得磨难是上天对我的恩典。
对一个族群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了这么多苦难，经历了文革浩劫，但很多人还没觉醒，还没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我们能不能对得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记者：现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与律师同行都不一样？您会有孤独感吗？不能做律师了，您不担忧以后的生活吗？
谢燕益：经历了“709”，现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师还是其他人权律师群体，大家都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使命，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
我一向都有点孤独，早在2003年我起诉江泽民，那时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后来包括推动和平民主、参与维权案件，我都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区别就是，“709”之前我还耐不住孤独，不甘于寂寞，现在我很享受孤独了，这种孤独不是坏事。
之前我可能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认可、建功立业等等，之后我对这些能淡然一点了。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我更关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出来之后，我每天都坚持打坐2个小时，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会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为社会、为别人。职业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决定人未来的还是自身的不断觉悟，能不断地去面对，去勇于承担责任，而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对责任的担当。
我有三个小孩子，我们两口子的压力都比较大，但我觉得一切都会有安排的，你不会没有事情做，你也不会没有饭吃，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
我们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
记者：听说您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她应该很懂法律了，生前她难道不认同您吗？
谢燕益：首先，我母亲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当年我姥爷为了找出路，参加了中共党搞土改，进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找了小20岁的“革命的伴侣”结合了。那时我母亲还非常小，心里肯定有阴影的。
文革时，她也特别恐惧，不知道是跟着人贴大字报还是不跟着人贴，后来她参加了武斗，被打得眼冒金星，恐惧。后来她成为中国最早的律师，又因为不够圆滑被当地司法局排挤。
我起诉江泽民的时候，母亲和我断绝关系，不让我在家里住，她不是不懂法律，她恐惧。我被抓后，她恐惧，一个月后就很快离世了。一直到去世前一天，她还订阅中共的报刊，家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书。她大量高价收购纪念毛泽东的书，还有像章，多贵她都要，喜欢，实际上也是恐惧。
我母亲根正苗红，作为被中共被彻底洗脑的老党员，她崇拜毛泽东，把毛泽东当作父亲，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认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给的，她意识不到她是共产运动的受害者。她没有能力爱别人，不接受任何人的爱和善意，对人性深度怀疑，甚至连天性都快丧失了。为了所谓的革命，不管家、不管孩子，甚至亲人的生啊、死啊，都无所谓，她内心深处都被扭曲了。
按照传统，陈世美抛弃妻子是令人不齿的啊，传统美德讲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姥姥给姥爷生了这么多孩子，姥爷竟能抛弃她，禽兽不如嘛。当时很多党员进城后都找借口这么干的。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是被中共直接伤害的，跟着中共的，像我姥爷这种人，也是被它毒害的，被它的谎言蒙蔽，相信唯物主义、斗争哲学，为了革命无恶不作，以“革命”这种高大上的名义，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我的家庭里，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我姥姥是受害者，我母亲是受害的，我姥爷也是！
每个中国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乌托邦红祸的毒害。你去发现吧，母亲父亲，爷爷奶奶，你的亲人里边，如果人格上有问题，偏执，或缺乏爱、缺乏善、缺乏包容，都有仇恨这种东西，一定是受到了共产极权的毒害。
我懂事以后才反思这些，现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我和我太太吵架，极端的时候也打孩子，这里面都有仇恨，有性格里那种偏激的东西，都是红祸运动的毒害。
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华一样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专制极权的最大受害者？尽管他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原谅他，他也有妻儿老小。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这个体制扭曲了所有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朋友的关系，现在都被异化扭曲了。但人性中的良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给人洗脑就能彻底抹杀的，我太太就有那种先天的贤惠。
记者：那您怎样让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脑教育呢？
谢燕益：集权体制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红二代官二代生下来就比你有钱、有权，有更多教育、就业的机会，而我们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间。
我们不得不珍惜一点一滴夹缝里的机会。一方面，孩子能上学，我们就感觉庆幸了，它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不让我们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呢，我很无奈，没有办法，极端功利的应试化教育、扼杀人性，红色的洗脑，假大空，什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伪道德，什么伟大复兴、中国梦什么的，都跟自然科学、常识、数学、语文、英语捆绑在一起。你能让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要听老师的话？可能吗？不让孩子系红领巾？不系红领巾孩子连学校的门都不让进！
这些系统的洗脑，无孔不入渗透在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的方方面面。这个历史被篡改了多少？法律层面上有多少意识形态的东西？宪法里掺杂多少政治私货，有多少一党一派的专制余毒？但它以伪善的面貌出现，它站在道义高地上，不要说孩子，就说大人，有多少能识别？
现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让我的两个儿子打坐、修炼，相信神明的存在，有敬畏之心。
记者：您似乎特别喜欢“和平民主，天下为公”这八个字？
谢燕益：“和平民主，天下为公”这幅字，是我专门请一个叫陶禾子的朋友写的，他是大法弟子，妹妹因法轮功信仰被绑架迫害，判了三年。我曾经给他妹妹辩护。这几个字就是我对中国社会的展望了，追求国家的和平转型，追求一个人权至上、文明法治的国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附：谢燕益近年经历
谢燕益，43岁，祖籍广东电白，
2003年，谢燕益起诉江泽民，起诉他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2015年5月，到哈尔滨庆安调查“庆安枪杀案”，后与众多律师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举报警察涉嫌故意杀人，这成为“709”事件的导火索。
2015年7月被抓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553天后出狱。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法轮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录音整理：大纪元特约记者孙居正，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