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07日讯】大学最精彩的一幕在哪里？这最精彩的一幕不在于校庆时隆重的典礼仪式或宴会，也不在于开学典礼上校长热情洋溢的致辞，或毕业典礼中学子们从校长手中庄严接过学位证书的那一刻。大学最精彩的一幕只在于：当演讲厅内站在聚光灯下演讲的学者口中滔滔不绝，似乎已进入忘我境界的时候，蓦然出现的插曲——听众中竟有高人拔地而起，径直走向讲台，针对演讲者欠深入的研究或纰漏，向在场听众陈说出自己更成熟的思考——以致令原先的演讲者目瞪口呆，也令在场众多行家吃惊之余又不得不心悦诚服的那一幕。这是大陆现今大学阔别已久的一幕，也绝对是大学最精彩绝伦的一幕。
上世记德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马克思.玻恩（M.Born），在其自传中曾提到他在哥根廷大学教过的学生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40年代“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故享有“原子弹之父”的称号。
1927年，奥本海默以量子力学论文在哥根廷大学获博士学位，据说论文答辨当日，评审教授中无一人敢发言反驳。根据玻恩在自传中回忆，就是这个奥本海默，还在哥根廷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遇到有学者在演讲中出现疑问或含糊，就会从听众席上站起来从容走上讲台，然后拿起一支粉笔，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也许会更合理……”，接着便侃侃而谈。每当此时，所有在座专家高手都会为之精神一振。听着奥本海默逻辑严密的推论，不时在黑板上辅之以一长串的数学语言，又有谁会怀疑这不能算哥根廷大学最美的一幕呢？
类似的精彩一幕，在1949后的中国发生过吗？告诉你：确实曾经发生过！这一幕的主角是谁？是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这一幕发生地点在山东大学理学院，时值北大统计物理学家王竹溪来此作学术演讲，演讲内容是热力学原理。我判断时间约在1953年，因为此前束先生与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卢鹤绂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同在浙江大学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大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随之终结，束先生被安排在山东大学理学院。而1954年束先生开始遭公开批判，已没资格进入演讲厅听参与学术活动。即便有幸进入，也不敢高调抛头露面；1955年又因被怀疑私藏枪支遭抄家，同年自杀未遂；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1960年贬入青岛医学院扫厕所……。所以我估计由束星北拉开的这一幕，只能发生在1953年。
当王竹溪先生站在演讲厅的讲台旁将要开讲的时候，是否知道物理学家束星北正坐在下面的听众席上？是否知道束星北又是一名恃才傲物、刚直耿介、个性张扬，且又不谙城府、口无遮拦的纯科学家？这一切已无法讲清，当事人又早已作古。
总之，这一幕发生在王先生演讲的中段（另一说称演讲中场休息），在当时降临又得那么突然。当然，束星北与奥本海默又不同——走向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也许这样更合理……”——束星北先拿起粉笔，在王竹溪写在黑板上的一串方程式旁划了一个“×”，然后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且持续讲了约40分钟。这使得把面子看得极重的演讲者，感到十分尴尬，无奈只有退在一旁静观。
山东大学的这一幕若发生在西欧、北美，没人会感到吃惊。演讲作为一种艺术，在古希腊又称修辞学，至少可追溯至荷马时代。学术演讲作为求知手段的一种，与辨论又联在一起。单有演讲而无辨论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人为求知而展开的辨论已经很普遍。1000余年前人类最早的大学在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小镇博洛尼亚形成的时候，由于印刷技术尚未出现(书藉印刷业始于15世记60年代的威尼斯，差不多同时，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也出现于威尼斯)，学生无教科书、参考书可读，故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不是课堂授课，而是演讲与辨论。
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可见辨论对于学术发展与学者成长的意义不容低估，没有辨论也就没有科学与学术的繁荣。中世记罗马教廷阻止布鲁诺、伽利略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也就是借助神权对学者追求真理的粗暴干预。以权力干预取代学者的自由辨论，殊不知权力的干预无法阻止科学的发展，更无法掩盖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真相。类似的学术辨论，在欧美大学及民国时的大学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可以说，束星北走向讲台，拉开的是学术自由辨论的序幕，靠的是对自己学术思考的自信，以及心无旁骛、唯学术至上的信念支撑。
事实上王竹溪先生也可算是成果斐然的物理学家，为什么当时未见他从学理上对束星北的不同见解提出反驳？从而将论题朝更深层面推进。离开青岛回京后也未见写出相关学术辨论的文章。我从未到过当时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理学院，估计演讲厅至少也可容纳上百人吧？听众除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的讲师、助教，当然还有教授、研究生与本科生等，事后似乎未见有人就这次演讲及束星北的直率质疑，留下值得令后人回味的文字记载。
其中原因何在？唯一的解释是：束先生厄运不断，没人敢替他仗义执言。当初抗战时浙大西迁，数学家苏步青保管学校课桌椅，新政权建立后竟遭诬陷，认定苏暗地里变卖课桌椅中饱私囊。束星北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为苏抱不平，与领导发生冲突还动手打了一拳。这一拳注定束先生将付出巨大代价，束先生调山东大学就是被监控使用的人材。调入山东大学后不久，适逢选举人民代表。束先生没有在选票上对指定的候选人勾选，却私自增写了一名候选人。
束先生增写的候选人是谁？居然是好来坞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在我看，这显示出束先生对中共假民主、假选举的不屑。偏偏这又被物理系毕业留校的一名告密者瞥见，这张选票成了束星北反对中共选举政策的罪证。1957年起束星北先后又被戴上“极右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大概正是那次演讲后，听众中没人敢将这精彩的一幕付诸文字的原因。即便束星北的观点与推论方法再高超，又有谁愿为了一个异端而断送自己的前程呢？
王竹溪先生不仅没留下有关这次演讲的回忆文字或争论文章，相反回京后却直奔乃师周培源处哭诉，使山东大学原本精彩的一幕留下一个不愉快的结局。最后周培源先生居然也通过“有关方面”，让山东大学“有关领导”对束星北作了“严肃批评”。在周先生这方面，也许只是碍于面子，不得已而为之吧！总之，无论我们怎样推测，以行政干预替代学术辨论的做法，最终必将遭学者的唾弃。
山东大学“有关领导”对束星北的“严肃批评”，估计也就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不尊重首都来的科学家”之类的套话。这对于终生追求学术自由的束先生而言，能让他心悦诚服吗？不过此后在束星北身陷于绝境的这段时期，始终未见王竹溪落井下石——积极参与批判、揭发束星北，趁机报那一幕之仇——王先生保持了一位科学家的操守，这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易，令人心生敬意。
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拉开的这一幕，成了学术自由最后的回响。因为在束先生之后，大学的学术自由在大陆便彻底告终。要知道，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探求未知世界的一切，绝非为了替一部分人巩固政权。这种探求精神的实现，所依仗的只能是学者的怀疑、质询、讨论与争辨（包括口头演讲与书面论著的论辨）。
而今大学最精彩的一幕在大陆早已成了尘封的历史。没有质询与讨论，没有怀疑与争辨，所谓“985工程”、“211工程”，听起来似乎豪情满怀、光鲜亮丽，实际除了装点门面、自欺欺人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