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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为何“六九届”学生少有成功人士?

网络疯传图:云南五万知青下跪请愿“我们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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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2月21日讯】提到“老三届”这个特定词语,很多人并不陌生。它专指文革期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共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文革爆发后,大学停止招生,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的高中、初中生,在被毛利用完打倒党内对手后,又被毛一声令下,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发配到了农村或边疆地区。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5至21岁之间。1979年,这些数百万“老三届毕业生”才被允许参加高考,而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已然永远留在了被发配的土地上。

关于“老三届”悲欢离合的故事,报章、书籍并不罕见。不过,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即没有多少知识的“新五届”知青,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专指的是1969至1973届毕业的中学生,其中六九届的初中生最为悲惨,因为他们连一天真正的初中课本都没有摸过。

自身就是“六九届”的徐小棣在《颠倒岁月》一书中,专门有一篇写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届”》。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诠释“六九届”的: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的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小学没毕业的他们,在失学一年多后,于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可叹的是,六九届初中生上初中后没有自己的课本,主要学习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学习毛著作和毛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是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是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与前边的“老三届”和后边的几届学生相比,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没有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课程,偶尔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下讲讲修辞,讲讲典故和古汉语,讲讲计算方法……但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北京的“六九届”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在徐小棣看来,“六九届”知识的匮乏不仅让他们在“上山下乡”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也无法像“老三届”那样把握机遇,通过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在回城后,只能在底层挣扎地讨生活,鲜有人成为当今社会所认为的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对于这群特殊的群体,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届”》等文章,让我们多少了解了他们曾经的生活。

兵团生活

当年,16岁的徐小棣随同三十多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内蒙古插队,他们的驻地在五加河南岸。16个女生中有14个是“六九届”的,条件自然很艰苦。

晚上常常没电,女孩子们就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躺着聊天、讲故事。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但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公布出来,他曾对6个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个人是六九届的。她们都是因为希望通过“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于指导员,才遭到伤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团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清晨6点鸣号起床,一两分钟内穿好衣服出去列队报号,然后出操。出操后整理内务,但时间很短。天色微明时列队去食堂,在门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后才能去吃饭。早饭后政治学习。8点钟列队出工劳动,11点半返回吃午饭,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点再出工,6点返回,6点半吃饭。晚上8点点名总结。10点熄灯睡觉。这样刻板的生活显然是中共洗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些常规安排外,知青们还要听从随时而来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团领导指示,从事义务劳动、演习等等。1971年,因为江青说了句“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师团政治处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一个连队都要排出一台戏,还指定了全团汇演的时间。

于是,在出工列队时,在吃饭时,在业余时间演唱样板戏成了每个人的任务。由于当时媒体广播里终日播的就是样板戏,所以很多人无师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选段,一些台词还成为表达的语言。想想现在不少人可以脱口而出的样板戏段子,就可知当年的“狂轰滥炸”式的洗脑。

不过,唱来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们中的一个男生没事就说《智取威虎山》中控诉社会黑暗的“八年了,别提它了”的台词,因此被怀疑是“对社会主义不满”,他马上变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为打饭时说了句“呸,呸,这年月连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词也遭到“抱怨上山下乡生活艰苦”的指控。

在疯狂的练习后,每个连队都排出了一出戏,徐小棣所在的连队演出的是《红灯记》。“那些唱腔混进我们金色的年华,无法涂抹地印在了心上。”这该是怎样的悲哀?!

在其他有门路的同伴们相继回城之际,父母存在问题的徐小棣依旧留在兵团。一次,她因为服用异丙嗪出现不适症状而发现自己对这种药过敏,其后在成为连队的“批判对象”而内心痛苦和无法回家探亲时,她选择了偷服从军医那里偷来的药片。善良的军医没有戳穿她,而是告诉她“人是要想开的”。在经历过几次痛苦后,她终于明白了选择逃避是软弱,她重新坚强起来。

六九届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来,老三届的问题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届知青犯事儿却屡屡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内蒙古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个六九届知青为了一支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死了北京一个六九届知青,并将其尸体沉入水中,后尸体浮出。21岁的凶手被枪决。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连队的一个女生突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而婴儿的父亲竟然是在砖窑烧火的职工,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这个女生坐月子后,不仅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发配到砖厂干活。后来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参加知青聚会时,听说她已经去世多年了。

六九届知青的结局

1999年,是徐小棣们下乡三十周年,她与中学同学聚会过一次,有近40人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凭,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难过,因为在她所工作的中学,她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为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著头皮去应对。

徐小棣的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们中很少有所谓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届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还未进行的反思

对于六九届知青的往事,相关资料甚少,除了当局的限制外,这不能不说与六九届知青自身有关联。徐小棣就写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会,但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而隐瞒当年的真相自然让中共如释重负。

不过,毕竟还有如徐小棣这样清醒的六九届知青。她的笔下通过一段段往事,传递出的就是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据说上山下乡是为了国家大局,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愿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届知青能够站出来,将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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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1 2: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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