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28日讯】易纲担任央行行长之后，郭树清出任央行党组书记、副行长。这一任命确实不同寻常。
中共官员职务的配备，中央与地方有所不同。在地方，书记很少兼任行政职务；地位上来讲，书记是一把手，行政官员是二把手。但是在中央部委，一般是部长同时担任党组书记（除非部长不是中共党员）。当然在职务调整过程中都会有例外情况，但是多属于应急的临时措施。此次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许多合并后的机构无法分流原有的官员，只好分设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比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司法部等等。
因为中央部委的行政职能比较单一，不论是从工作量上看，还是从政令畅通和效率方面看，部长和党组书记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由一个人担任。如果这两个职务分置，就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实行部长负责制，而中共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党管干部”。也就是说，行政职能由部长决定，而人事任免由党组书记拍板。例如交通部网站显示，其党组书记杨传堂的分工是“负责干部人事和教育培训工作。分管人事教育司。”这种格局就很微妙了，如果部长没有人事权，就是瘸腿部长。部长做了决策，但是负责执行的下一级官员不免还要看一看党组书记的脸色。所以央行的这两个职务分置，很难说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有一种解读是说海归人员不被中共信任。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易纲不属于这种情况。中共对中国社会实施渗透和控制主要依靠两大群体，一个中共党团员，另一个是国家公职人员，其中后者的作用更加直接。所以中共对公务员群体的控制就非常细致，包括从小到大的洗脑教育和体制同化。海归人员的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最关键的几年时间没有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而且是在西方社会度过的，这在中共眼里已经是异类了。公务员考录过程中有个环节是“政审”，关于海归人员，笔者认识的一位中央国家机关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说，“海外这几年的政审结论，谁能给他（她）做啊？”当然不是说中共国家机关全部拒海归人员于门外，但是会再 三防范。易纲以学者的身份进入专业性较强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是这些职务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易纲确实具备相当的能力和水平。不论他入仕的初期如何，但是经过二十年的体制同化，他的职务逐级提升而且位高权重，说明他的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早已不是他的政治包袱。
笔者猜测，易纲出任央行行长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到最后一刻妥协的结果，而郭树清任央行党委书记也是后续权力博弈的一步棋。海外媒体就央行行长人选多次爆料，但是相对不被看好的易纲走马上任。也许不是海外媒体的消息不够灵通，而是权力博弈确实过于激烈。易纲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判断。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易纲早就被内定为央行行长，在中共十九大上就会被安排“当选”中央委员。
围绕央行行长的职务，中共内部之所以博弈到最后一刻，与央行的重要地位有关。简单的理解，金融行业是国民经济的中枢，而央行是金融领域的中枢。
朱镕基担任副总理的时候曾经兼任央行行长，之后传位给戴相龙。2002年底，朱镕基总理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戴相龙被打发到天津任市长，江泽民派系色彩浓厚的周小川接任央行行长，连任三届超过十五年。本来按照中共规定，2013年周小川就已经超过了正部级退休年龄，但是又通过担任政协副主席而摆脱了这个限制，继续把持央行五年。据传江派试图推动周小川担任国务委员兼央行行长以获取更大的权力，被胡温坚决抵制住了。
在中共体制内，卸任的官员对于继任者人选有一定分量的发言权。据传当年江泽民安排吴邦国任总理，但是朱镕基坚决要求温家宝接任。当时正是江泽民派系权势熏天的时候，但是依然没有能够得逞，可见一斑。虽然易纲不足以被认定为江派人马，但是易纲与周小川的关系密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易纲与周小川在央行共事十五六年，其步步高升必然是得到了周小川的大力提携。由易纲接替周小川，是周小川与江派为维持其利益的如意算盘。但是郭树清的到来令他们的如意算盘很可能是竹篮打水。
与其它部委部长和党组书记分置不同的是，郭树清不是仅仅在央行任职。他是在银保监会主席的职务之外又担任了央行党委书记。原来的保监会、银监会两个机构，以及证监会的一部分职能都是从央行分离出去的。由于监管职能在客观上就有重叠，而各个部门又各自为政争权夺利，所以当时一行三会（有时还要加上财政部）之间矛盾重重，打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也是中共官僚体制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现在郭树清有三个身份，央行党委书记，可以控制人事权；银保监会主席，可以与易纲就有关事务平等对话；央行副行长，虽然低于易纲，但是可以参与央行高层决策，而其它两个身份令这个身份的影响力大大扩展。这使得易纲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上任半年就落马，他当时也只担任了国资委党委副书记，不排除当时这种安排是早有筹划。当然，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易纲会步蒋洁敏的后尘，但是围绕央行控制权的争夺刚刚开始，以后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