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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经济学是讲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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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16日讯】众所周知,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被尊称为“经济学始祖”,也就是说,经济学这门学问系由史密斯开创的,而关键就是他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为The Wealth of Nations, 其中文书译名以《国富论》最为人知,但此书名却不恰当的,也与史密斯的意旨有违,可参见吴惠林,《亚当.史密斯》第三章,页52~59,五南出版)这本书。不过,这本书只不过是史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之附篇而已,这也告诉我们,经济学只不过是史密斯博大学问中的一小部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举凡神学、伦理学、法理学,以及经济学都含括在内。史密斯的第一本名著就是《道德情感论》,其毕生志业本想以此书为基础,完成或许称为“自然法理学”著作,但不幸早逝。

亚当.史密斯之所以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原富》这本经典钜著,主因是他在一七五九年写出了《道德情感论》大受好评,在欧洲大陆获得极大的赞扬,史密斯也因而挤进英国顶尖哲学家行列。而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将该书送给唐善德(Charles Townsend, 1725~1767)这位大人物,唐善德读后大为佩服,乃重金聘请史密斯当其继子的导师,让师徒两人游学欧洲数年,就在此期间孕育了《原富》。由此可知《道德情感论》之重要,它比《原富》更根本。

史密斯终生一贯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观察人类如何从野蛮时代演进至文明时代,研究此演进的学问、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为了完成此一伟大的计划,史密斯的研究领域范围极广。从史密斯的《原富》之附录〈语言发达史〉得知,他还有未定稿的天文学史、与此有关的古代物理学史、关于古代论理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舞蹈、诗剧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文献。企图以这些资料编撰成一部人类文化史,才是史密斯毕生的意愿或目标,但只完成一小部分出版就去世了。

亚当.史密斯深觉财富的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对于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参与立法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参与构成政权与否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史密斯识破能够增加财富的政策,远比空虚的政治论,对于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关系。史密斯在研究文化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于是引起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

从经济学在史密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经济学的过程,可以得知“财富本身并非目的”,史密斯认定财富不过是人类生活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史密斯认为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生活影响极大,才开始研究财富。如果我们说,研究财富对于一个撰写人类文化史的计划者,对于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律学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无不可!对于史密斯来说,财富只是生活的一种工具,而生活才是终极的目的。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开宗明义就说:“对每个国家来说,供应全国人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根本来源,是全体国民每年的劳动。”

对于史密斯的经济学,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义看待,不过,这绝不可以单纯解释为“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现象(营运)”,而应解读为“企图将以政府为重的经济学,转移至以人民生活为主,政府为辅的经济学”。为此,就必须让政府收回干预的手,于是出现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预的要求。

亚当.史密斯开始着眼于人民的生活,认识财富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众改造运动,只埋首于政治组织的改造,以为这样就可以建设理想的社会,而史密斯舍弃政治形式,注意其内容,鉴于“物”之环境的重要,开始改造运动新局面,他将社会生活和财富直接紧密连结,在此基础上倡导自由主义。

史密斯企图从混沌中发现能够推动整体的原动力,若能抓住这一把钥匙,必定能导致统一的秩序。史密斯将它求之于“人性”,并断定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来,经济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科学。

此举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大说特说,都不会过甚其词。对于自由的要求,我们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英国很早就有争取自由的历史,但这只是英国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人类共同所要求的自由。自清教徒逃到美国后,自由才由神所赐予,不可以用人为的力量剥夺,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国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所该要求的自由。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自由时,自由就成为任何时代、任何国民都可以适用的原则,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当性。同理,自史密斯从人性出发研究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才被予以普遍妥当性。在此之前,经济学只是适用于一定时代、一定处所的经纶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发的经济学,只要对方是人,就可适用,亦即可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处所。所以,史密斯将经济学予以普遍妥当性,而普遍妥当性,是作为科学必须的前提,如此一来,经济学也就是科学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学家所要做的事,我们也就可以了解经济学的创建者亚当.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的缘故了。

当然,人性的研究非始于史密斯,而经济现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许多学人尝试,但从人性出发研究经济学的,却是始于史密斯。是史密斯开始站在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交叉点,把经济学构成一门有系统的学问。

《道德情感论》在一七九○年发行的第六版(最终版本),系由谢宗林先生在二○○七年一月译成中文出版,宗林兄被认为是翻译史密斯名著的最适当人选,他也因为译出的《道德情感论》,在二○○九年十一月应邀到上海参加《道德情感论》出版两百五十周年纪念论坛。谢宗林以《道德情感论》为中译本书名,舍弃为人熟知的《道德情操论》,他认为情“感”较为贴切。

亚当.史密斯刚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课堂上(当时上这门课的学生主要是年龄在十三至十四岁的苏格兰贵族子弟)讲授他的道德哲学时,他的讲义很可能是从收编在《道德情感论》第七篇里的一些论述开始的。谢宗林建议读者可从此处开始阅读这本书,可以很快地对全书的讨论架构有一粗略的鸟瞰。

返还“人性”为本、讲道德的经济学

自1776年迄今,二百多年的演变,经济学几乎完全走入机械观,奥国学派的米塞斯和海耶克早已大声疾呼不可。前者在1949年出版的巨著《人的行为》中就写说:“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后者则以“科学迷”、“经济工程师”来诉说经济学远离人文。而1968年经济学被纳入“诺贝尔奖”行列,更因其显现“科学”之故,数理经济学当道也早已说明一切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 Krugman)在其2012年出版的《克鲁曼观点拼有感经济》(End This Depression Now!)就写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

经济学由“纳入社会哲学或行为通论的架构中处理”,发展到“偏于把经济学寄托于数学或统计学门”,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说:“这一差异,关乎他们个人学问造诣之深浅广狭者,乃至关乎经济学之是否被确实了解者,其事小;关乎其影响于人类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选择认同具深厚广博的社会哲学基础的奥国学派,乃至重新拥抱亚当.史密斯的自由放任“人性论”思想,实在是很重要的大事,就从研读《道德情感论》开始吧!

二00七年出版的译本已经售罄,宗林兄正重新改版之际,恰逢五南公司推出“经典名著文库”,此二0一八年新译本也被列入其中,更彰显其价值,读者们盍兴乎来!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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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10: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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