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6月26日讯】近日，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
在他看来，“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因此，“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具体办法是，“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陈部长的办法似乎很多，但最终还是要落在“把‘水课’变成‘金课’”上。可见，连这位教育部大员也无法否认，如今中国高校普遍都在课程设置上存在问题。正是因为那些毫无含金量的“水课”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所以才要首当其冲、对课程增加难度、拓展深度、扩大可选择性。
然而，对于分专业来学习的大学课程来说，其实并不乏难度和深度。课程有多难、有多深，是由其专业属性来决定的；某种程度上，还因人而异。加上教育本身就有“因材施教”一说，且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把学生都难住；因此，要想人为的去拔高难度，也是不现实的。
尤其在如今，中国大学教育已形成产业化的现状下，“大学生难毕业”真的是高校所乐见的？要知道，“读书无用论”所针对的，并不是大学课程毫无挑战，而是中国教育的洗脑模式使大学生们学了一堆，却无法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他们连基本的常识以及思辨能力都没有。
面对陈部长提出的“增负”，北大、清华的校长都建言，要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这话一语道出了如今中国教育的软肋，那就是缺乏通识教育。耶鲁大学某华人教授也指出，“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中国要在教育上转型，就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
北大、清华的校长能指出“通识教育”实属难得，但问题是，从大学才开始提倡，本身就是对这种教育缺乏基本认知的体现。因为“通识教育”不能从成人、而是要从刚刚对世界有所认知的孩子开始进行。中国有专家提出，要学习欧美大学的“宽进严出”。但殊不知，这些大学能实行“宽进严出”，正是建立在孩子从幼儿园就已开始进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的。
耶鲁大学那位教授曾撰文称，他女儿在幼儿园时，“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在他女儿读四年级时，“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
此外，若有机会看到2018年法国高中毕业生的哲学考试题，尤其是理科、技术类考生需要作答的“我们有什么寻求真理的需要”、“经验会不会具有欺骗性”、“欲望是不是我们不完善的烙印”等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欧美国家的学生基本是在上大学之前，就被要求拥有通识以及具备良好的思辨能力了。
难怪耶鲁大学教授毫不夸张的表示，“按照我女儿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他指出，这跟中国孩子“没有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
中国从小学到大学，之所以把考试看的那么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要致力于完成极权政府下达的“愚民”任务。学生一心扑在考试上，就不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面向整个中国社会的洗脑教育下，“为了高考，日子苦一点也没关系”，是中国亿万学生及家长普遍形成的共识。当学生渐渐习惯了标准答案之后，他们向往自由的灵魂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开始丧失殆尽。
由此我们发现，无论是基础教育的“减负”，还是大学教育的“增负”，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饱受洗脑教育之苦的核心问题。如果中国各类学校还在肩负着洗脑任务，那么课程的内容与设置就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孩子有了更多时间，也学不到该学的东西；大学在课程上增加了难度、拓展了深度，也很难让毕业生就此成为“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
至于陈部长针对课程设置所提出的那个“扩大可选择性”，若建立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之上，就不可能真正让学生有选择可言。因为自认为“伟、光、正”的中共政权从来没想过要给人民选择的机会，而“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则更是背道而驰。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