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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史实】“三反五反”掠夺企业主 引爆自杀潮

作者:李靖宇

三反五反运动让企业主们变成“老虎”,个人尊严、资产、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迫害。(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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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7月31日讯】1951年底,韩战正酣。共产党残害地方菁英的政治运动“镇反土改”刚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一个他称之为“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运动[1]

“中国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医师还是学生时亲历三反五反,她描述三反五反是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发动的政治运动,以杀害工商业界富裕人士为重点。“三反运动是五反运动的前奏。那时朝鲜战争打的很激烈,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财,暂解经济花费之急,又可清除异已,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2]

1952年1月,毛泽东下达《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这一“限期”,这一“违者一律查办”,立刻造成全国范围的恐怖气氛,各级干部谁都怕当“违者”。为保乌纱帽,干部胡乱揪斗,全国一片肃杀。

而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预言:“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3]

三反规定“老虎”数量 不论是非先定罪

毛泽东将贪污一亿元(旧币,折新币一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五千万(折新币五千元)以上的为“中老虎”、一千万(折新币一千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

由于毛泽东屡屡发出“追加新任务”、“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各地不仅追加打虎指标,而且打虎有“必成数”和“期成数”。“必成数”是必须完成的,“期成数”则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单位各部门的“打虎队”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毛还给各大、中、小省下达打虎指标: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只,大老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字迹的打虎计划。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2月4日)

“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2月5日)

前作家出版社(中共中央一级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三反”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总编辑,她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的“贪污分子”,杂志社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4]

“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候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

“三反”连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不放过。毛泽东妄加猜测,给志愿军党委下达指令:“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五反打击“资本家” 多数是小商贩

“三反”运动刚刚开始没多久,中共就又发动了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目标则是资本家,即中共称谓的“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中国经济凋敝,资本家并不多,标准低到资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资本家,划资本家多多益善。全国被定为“资本家”的八十六万人,百分之八十资本在二千元以下。

如江苏南京市九千名资本家中的7,000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浙江建德县274名资本家中,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也约占百分之八十。广西宁明县123户资本家,仅两户资金超过两千元。其余的121户,平均资金仅130元。

上海一汽车零件经销商企业主高天民就是五反的受害者。他最后以“交代”“行贿、偷税、漏税一百六十万元”而得以过关。他说:“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整个上海市“清算”出资本家违法所得高达十万亿元(新币十亿元),竟比全市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还要多;其实全国都是如此。

企业家五反遭劫

真正富有的企业家遭到的迫害就更严重。当时中国有一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其创办人是出身贫苦的四川省合川县人卢作孚。抗战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弹下将大批难民、国家财富抢救到四川大后方;期间一百多名员工牺牲,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卢作孚在1938年即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1950年,周派人赴香港与卢联络后,卢秘密离开香港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无情斗争,遂于2月8日自杀身亡。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卢作孚的廉洁有口皆碑。美国杂志《亚洲和美洲》曾这样评说卢作孚:“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连住房也是借的银行宿舍,家俱则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辞世前他留给妻子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俱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另一个著名案例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其生产的糖果、点心、罐头等食品驰名中外。冼冠生经营食品业重视“本心”,即事业心和责任心,要求全体职工把冠生园当成一种事业齐心协力,同时重视食品健康,对顾客负责。

“五反”运动开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组动员工人批斗冼冠生,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不甘受辱的冼冠生从冠生园的楼上纵身一跃,终年64岁。

夺财迫害引发自杀潮

三反五反运动让企业主们变成“老虎”,个人尊严、资产、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迫害。以上海为例,除了对资本家没日没夜的批斗,重点还在强迫“缴税”。“五反”之一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企业主倾家荡产也交不起。

很多从商人士因此被迫携家人一同自杀。“成了1949年以来、自杀又出现一个高峰”[5],跳楼成为最常见的自杀手段。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经天天问下属“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据上海从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撰文记述:“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当时上海高楼旁无人敢走,都怕“飞来横祸”……共产党对中国人的迫害,实在罄竹难书。

注:

[1] 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2]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3] 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4]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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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1 12: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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