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真情

“眯大”的故事

蒲公英开花了。绿油油是叶,黄橙橙的是花,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草,蒙特利尔绿化好,到处是草坪绿茵,也到处都有蒲公英的身影。(Fotolia)

“眯大”,66届初中毕业生。他的名字,几乎从不被他的同学们使用,因为“眯大”这个绰号,比他的名字更能形像地勾勒出他的“差异化”特征:小而眯缝的眼睛,瘦而单薄的体格。

下乡插队时,我和他同室5年之久。 5年中,他是我们队里唯一比妇女工分低的男人。他不能胜任户外劳动。无论什么农活:挖沟、薅草、施肥、收割、打场,他一概无所适从,总是战战兢兢,动作迟缓。一把草、一块土,对他来说,都像是贵重的东西,生怕弄坏了它们。

“眯大”是初中生,公社知青办几次将他编入初中集体户,均被他们班的同学拒绝。最后,他被强行塞到我们3个“可教子女”组成的高中组里。理由是我们身强力壮,能挑所谓“革命重担”。

怀着顾怜弱者的愉悦和高兴,我们接纳了他。

很快,我们发现:作为羸弱钝拙的补偿,他能很细心地烧饭烧菜。每天天不亮,我们去开早工,他留在家中烧早饭。中午一收工,他跌跌绊绊抢先赶到屋后小菜园去寻菜摘瓜,张罗中饭。晚上,一灯如豆,当我们静静地打开书本,开始一天中最甜蜜的享受时,他一遍遍洗擦锅、瓢、碗、筷,烧好热水等我们温脚。

他不爱说话,只要有力所能及的活干,浑身便显出静穆的谦卑和真切的兴奋。在我们下乡初期充满欢笑的艰窘生活中,他像泥灰剥落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炊烟,依依虚虚暖人心怀;也像褪色衣装上一块干净补丁,使我们并不轻松的生活变得平和完整。

两年后,我的两个伙伴“转插”他乡,去照应他们“全家下放”的父母,3间茅屋里只剩下我和“眯大”两个人。连年的减产,低廉的工价,生活不再是诱人的谜。枯燥、单调、忙碌、刻板,岁月仿佛塘边的水车,踩来踩去仍在原地。

我拼命出工,好像只有奔走不停的肉体疲劳,才能给我短暂的安宁和片刻的平静。我变得乖戾、沉默和暴躁;“眯大”则对沉重无助的乡间生活充满了迷茫、恐惧和绝望。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屋檐下,呆呆地望着西沉的夕阳,怯懦而惆怅。

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允许部分知青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身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里。“眯大”是独子,父亲早亡,下乡后城里只剩老母一人,属于名副其实的“身边无子女”对象。期待政策落实,成为他经常回家的正当理由与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

1972年秋,“眯大”回乡等待返城的最后通知。这时,一场“三日疟”,使我在开镰时节躺倒了,开始是“打摆子”,全身发冷,酸痛乏力;寒颤之后继以高热,谵妄和昏迷,在“云雾”中将我上下抛掷……

“眯大”成了我病中的“护工”。我躺在床上,每天看着他出工、烧饭、煨药、递水,踉跄而愉快地挑着整副生活重担,心上很不好过。每当我看到他在秋雨中淋得透湿,进门就钻到黑黝黝的灶下毕剥生火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他中午疲惫地伏在小木箱上打盹;每当我看到他躲着我,羞怯而笨拙地修剪嘴上的胡茬;我都很想朝他说句体贴的话。但感激和央求,在我竟是同样的困难。我们彼此很少说话,但深情的沉默显然已经成为我们分别之前的共同语言。

入冬前,“眯大”正式返城的通知终于由公社转到生产队。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小眼睛里噙满幸福的泪水,脸上绽放出难得一见的笑容,那是绝处逢生的笑容。

回城后,“眯大”被分配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大菜场工作。菜场的“起早”难不倒“眯大”,因为他在乡下早就习惯了天不亮起身。他先被安排到“水产组”,高高兴兴地当起一名“卖鱼佬”,但老是捉不住活鱼,他也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于是,他又进了“蔬菜组”,然而一天两次繁重的进菜、卸菜,又很快使他变得“不讨人喜欢”。力气活不麻利,“导购活”不活络,尤其是天天面对挑肥拣瘦、斤斤计较的“上帝”,他更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无奈,领导只得把他调到菜场小店去站柜台。早上5点开门,晚上7点打烊,小店的柜台成了“眯大”的安全屏障,他终于在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记性很好,说话细声细气,很适合站柜台。一站就是10年。

1978年后,改革开放为大批回城知青提供了重新安排人生的宝贵机会。很多错失青春而又于心不甘的老知青,来不及回味生活,便匆匆抢占追赶时代的人生跑道:考文凭、争职称、搞单干、办公司、出国门、念洋学、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一路烟尘滚滚,奇光异彩。

但这一切,似乎都与“眯大”无关。是满足于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还是再也无力拾拣起多年前被剥夺的一切? “眯大”站在小店柜台的后面,用迷茫而安详的目光,注视着大街上日新月异的陌生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自由贸易的农贸市场开始解体并取代集体所有制菜场。菜场人员则以“承包”、“退养”、“买断工龄”等多种形式“流转”或“自谋出路”。

上世纪90年代初,“眯大”内退下岗,每月领取400元生活费。他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体力,没有关系,多姿多彩的“市场”与他格格不入,他只能间或替人家看看门、扫扫地,拾点废品破烂卖卖以补贴家用……

去年8月,我下班经过江南商场的“报栏”时,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眯着眼睛仔细浏览奥运新闻。这不是“眯大”吗?他老了,头发也白了,不入时的衣装略显简单和困顿;孤独的举止,透出一种单身的气息。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高兴而局促,不知说什么好。

30多年不见,偶遇的话题只能拣最重要的谈。他告诉我,他母亲去世后老屋拆迁,分到了一套不错的商品房;再过两年,原单位就会给他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了。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淡然的满足,一种“走过来”的微笑。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