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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文革:踩撕婴儿 活埋祖孙 一夜杀百人

作者:古玉文

广西文革集体杀人场面(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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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8月01日讯】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统计,文革期间死亡人数约173万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在其《中国血色百年》中估算为773万人,这个触目惊心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按照中共的说法是“死于革命群众的自发行动”。

文革期间,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而被中共枪杀,其弟遇罗文2000年编撰的调查报告《大兴屠杀调查》揭示,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残杀了325个表现“不好”的“黑五类”,绝杀22户人家,其中大到80岁的耄耋老人,小到出生38天的婴儿。

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棒打、吊杀、铁丝绞杀、拖地死,劈撕婴儿、活埋祖孙,大辛庄竟然像抢收抢割生产任务一样一夜间杀尽百余人口。这些结束他人性命的方式明显不是战争对阵,而是来自民间的毫无人道的群体性手刃。

此前1966年8月26日和27日,大兴县和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北京市公安局向各派出所传达了“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的指示。

这佐证了屠杀是有组织的党性行为,是有国家机器压阵的阶级斗争行动。把左邻右舍变成了“敌人”予以无情消灭,从乡里乡亲转瞬间变成魔性大发的杀人狂,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正是中共。

血统论狂潮下的“栏杆市事件”

1965年初,北京市爆发了“四六八学潮”,干部子弟强调路线斗争。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后,中共已经将阶级斗争的对象由“黑五类”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高干子弟伺机打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血统论,争当“革命接班人”。

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非常支持血统论对联。于是“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狂飙突进,卷起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批斗会、校园游、破四旧、设私狱等恶劣枉法乱打活动狂扫京城。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101中学教师陈葆昆、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纷纷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六中音乐教室、四中教工食堂、一中的菜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被红卫兵改造成劳改所和“红色刑讯室”。内有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阶级敌人”。墙上有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

北京的东安市场也被红卫兵私设了监狱,一位“女流氓”被用钢丝做成的便条抽打得白肉翻花、鲜血淋漓。

抄家时要给阶级敌人“剃阴阳头”, 连剃带薅,连头皮都给一块一块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著鲜血的老人和妇女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在东四,“红卫兵”将一“资本家”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亲生父亲的头,精神崩溃,也疯了。

在沙滩街上,一群 “红卫兵”少年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 “红卫兵”少女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少男少女花季一样的年龄,本因尊老爱幼,一个个却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

1966年8月24日,女十五中红卫兵“破四旧”时抄了崇文区栏杆市李文波、刘文秀夫妇的家,一整天不许他们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时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李文波下楼理论,被红卫兵乱棍打到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吓跑了红卫兵,实际上根本没砍人。红卫兵是这样杜撰的:“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9月12日刘文秀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法院同时也判处已故的李文波死刑。“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中共的法院判决书连小学生的草稿纸都不如,错了就撕掉再来,但人命却无法挽回了。

事件惊动了周恩来及中共高层,于是1966年8月26日,有了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打死了也就算了”的讲话精神。他说:“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

事件经渲染立刻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高层放话使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小将”们汇集到出事街道,经七天“血洗”,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动乱中,崇文门一个孤寡“地主婆”,打手们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将她身上的肉烫熟了。数天后,她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被扔在屋里。

将“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引爆大兴屠杀的是崇文区栏杆市事件。

星夜连杀110口 一口气铡了16人

在中共高层的纵容下,红卫兵的暴恐运动很快蔓延到北京郊区县。大兴县屠杀的13个公社中,大辛庄属于“后来者居上”,8月31日才开始屠杀,杀害人数最多最惨烈,史称“大兴文革831事件”。

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晚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杀“四类”分子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会议还决定泄密者以反革命罪论处。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其中黎明、中心、昕生、红升4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红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全夜公社共杀110人。

遇罗文在大兴屠杀调查中写道:“(大辛庄)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

北臧公社的新立村,凶手守在目标人的屋门口,把他叫出来,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住脖子使劲勒,人还没出声就被勒死,然后接着叫下一个家人。还有用电线电人代替铁丝勒的,也是不让他出声,顺利杀完全家。

北臧公社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小推车上有人没绝气,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推车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而所有的杀人借口都是一个口径:“阶级敌人”妄图举行暴动!

乱杀老幼妇孺 惨绝人寰

大辛庄黎明大队,凶手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隐秘杀掉,防止暴动,然后屠杀老幼妇孺。

“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当年大兴屠杀亲历者韩夫人如是说。

家长被杀后的孩子们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像扔麻袋一样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有的小孩没被摔死,被车拉到村北边的苇塘的“万人坑”里,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把他打下去。

天堂河公社马村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集中关押“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一条龙杀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著吃,狼吞虎咽,稍有人性的人都会潸然落泪。

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忍不住说:“奶奶,迷眼。”老人眼睁睁地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无助地回应:“一会儿就不迷了。”

马村的一个十四五岁的英俊少年,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满目恐惧,打手持铁棍逼问小孩“变天帐”藏在哪儿,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 “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小孩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柱哗哗地往地上流。小男孩失血过多不久死去。

两个民兵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上去就把她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有的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青少年“黑五类”被折磨著“玩”

遇罗文被中共迫害关监时,同监室有一个大兴屠杀凶手,外号“屠户”。“屠户”进监狱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在上面喊停的时候继续杀人取乐,因而被关了一段时间就无罪释放了。

遇罗文描述道:“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著‘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

在马村,打手们逼着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他不堪酷刑,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被带回家后在顶棚房山、影壁、院墙处均未找到,又被狠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在去坟地的街上一个水井旁,小伙子冷不防跳井自杀。后被大齿勾子从井里往外捞,全身被扎得遍体鳞伤,呛完水后被捞起用铁锹暴打,死于非命。

小伙子被指是自绝于人民。

听党指挥 人性魔变为兽性

在遇罗文的实地调查中,老韩夫妇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他们对屠杀中的兽性是这样解释的: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在大兴惨案中,反对屠杀的,正是那些拒绝党性、坚守传统与良知的地方。

大辛庄公社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历史口述者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西白疃在大兴事件中反对屠杀,也没有参与杀打。

档案残缺凶手退休 全家被害者给1800元补偿

为调查大兴屠杀真相,遇罗克到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去查,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

孤立事件,封锁真相,割断历史,包庇真凶,敷衍受害者。历次运动中,这是中共漂白自己有效的手段。

而8.13惨案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在苦主多年追究下,才被判8年,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据说2000年左右还在大兴街上经营小卖部。而当年全家5口被杀的人,领到的政府补偿金仅为1800元。

结语

2017年,遇罗文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纽约法拉盛举办的“文革四十周年纽约国际学会研讨会”上表示:“我们曾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非常清楚中共的本质”,“中共极权从初期就树立假想敌⋯⋯使自己的政权更加稳固”,他并提醒国内和国际社会,“中共是一个建立了数十年的流氓政权”,“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对待它。”#

责任编辑:李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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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2 6: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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