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8月17日讯】
前言
2018年初，美国工业界传出一项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世界闻名的影印机鼻祖“全录”公司﹝Xerox Corporation﹞，竟然被日本富士公司的子公司“富士全录”给吞并啦。我年轻时曾在“全录”工作了近九年，那是我职场生涯中，最尽情发挥“脑力”的黄金岁月，在工作上更是结交了几位有“革命情感”的终身好友。所以遽听此“恶耗”，还真是“心有戚戚”焉。
当年在美国纽约上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市，有两家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型公司，“科达”与“全录”，也是它们的全球营运总部所在，周遭经济因之富庶繁荣，也是公认的文化与古典音乐气息浓厚之高品质大城，罗彻斯特大学的伊斯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更是举世闻名之音乐人才培育摇篮，红遍两岸三地的词曲作家兼歌手王力宏，就是该音乐学院出身的。有好一阵子，“全录”公司经常被各报章杂志评选为全美员工薪资最高，福利最好的大型公司排名之前十名，可谓风光一时。
谁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众眼中的“高楼”，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塌了下来。这两家公司中最大的是科达﹝Kodak﹞公司，它曾独霸全球摄影机胶片市场几达半个世纪，但是近二十年来其主要产品被不用胶片的数位相机给淘汰了，公司营运一落千丈。比科达规模要小至少三倍（以员工计）的“全录”，也因影印机之全球专利过期后，历年来累积之财富被没有作为的高阶管理人员坐食山空，再加上对近五十年来“电子工业革命”的反应不够迅速，被淹没在风起云涌的各项新式办公室产品（Office Products）中，虽然极其艰辛地撑到了21世纪，最后还是惨遭灭顶，被日本资金完全买断。
“全录”的总公司在纽约上州的罗彻斯特市东郊，位于五湖区安大略湖（Lake Ontario）南岸的韦布斯特镇（Webster）上，当年分公司虽然遍布全球，但是研发、设计与生产，则集中在纽约州、加州、德州，与设于日本东京郊区的子公司“富士全录”。只是再也没料到，四十多年后，这当年“富士”与“全录”合资的子公司，竟然是美国“全录”的终结者呢。
以下的故事是我以工程师之背景写的，如果你是专业科研人士，会觉得我讲得不够透彻详尽，那是因为我想用浅显的文字，让“非科研为职”的读者不至于“雾里看花”，看得半途而废。但是对一般资深科研人士而言，我这是在“班门弄斧”，因为本文所描述之“科技”部分，都是近半世纪前的“老古董”，只是为着配合故事的发展而写的。
您若是对这么浅显的“科技”描述都还似懂非懂，也别太费心思地想去透彻了解它，说穿了，不就是一个在豆棚瓜架下轻摇折扇的老头儿“姑妄言之”，讲些他年轻时老掉牙的故事，您也就包涵一下，“姑妄听之”罢。
“全录研究中心”PARC的故事
毫无疑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世界资讯科技的龙头是IBM，他们除了几乎垄断世界大型电脑市场之外（个人电脑是七十年代中才问世），也是打字机、收银机等机械产品的世界销量之前几名（所以才会取了IBM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的这个名字），再加上IBM成立了与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齐名的华森研究中心（T.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涉足顶级电子科研，其资讯科技的龙头地位自是极其稳固。
“全录”至少拥有数千项世界性专利，又是全球公认的影印机龙头（以致于Xerox这个字成了英文中“影印”的代名词），自是不甘示弱，乃仿效IBM设置的华森研究中心，于1970年在加州湾区的Palo Alto镇，成立了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简称PARC，（发音与公园park相同），网罗了大批学术界与工业界之菁英，使其日后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科技智库之一。我虽不是PARC成员，但是对他们的前瞻性科技成就一直十分折服，以我工作了八年多的达拉斯“全录”Office Products Division为例，几乎我们所有产品之原始构思皆来自PARC。 据我所知，PARC只专精科研，从未直接设计过任何商业级之产品。
至于这个在Palo Alto镇的“全录研究中心”对现今社会之贡献到底有多大，我想用下面这一段我在位于达拉斯的“全录”工作时之自身体验，来描绘其冰山之一角。美国政府在“全录”遭日资吞并的过程中，竟然放任日本人将美国重要智库之一的PARC“盗”走，委实令人匪夷所思。
我是1975年初进入达拉斯“全录”的，那时我们几乎每位工程师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台全录自产的820型电脑，此时还没有“微软”，因为现今世界首富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尚未满二十岁，我们电脑的操作系统显然就不可能是DOS（Disk Operating System）。当时有一个叫做Digital Research 的公司发展出CP/M的操作系统，是个人电脑萌芽时期最受各厂商欢迎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当年主宰电脑市场的操作系统，包括全录820型电脑在内，都是使用CP/M操作系统。
对我而言，1975年就已遍布达拉斯“全录”的CP/M电脑并未让我觉得诧异，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所有电脑、印表机，甚至于包括影印机，在当时都已经用Ethernet串联起来了，对提升工作效率而言，绝对是“史无前例”。这Ethernet是全录PARC的早期伟大发明之一，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全录”居然没有为Ethernet申请专利（否则绝对可得暴利），完全对外开放其使用权，这就是现在各大小公司行号通用的“区域互联网”（LAN，Local Area Network），让办公室内所有的电脑连线，互通讯息之余，还共享如印表机类的电脑周边设备。如今，这Ethernet已从“有线”进阶为“无线”。至于正在全世界风行的“互联网”Internet，应该算是Ethernet概念的延伸，所以这项伟大的发明早已惠及全人类。
还有一项全录PARC的伟大发明叫做“古意”，英文简称为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这就是现在作为全世界上百亿电子产品在操作上所通用的方式。99%的电脑操作者对“古意”之名词与来历是茫然无知的，在这儿就用最通俗语言解释一下罢。“古意”是“电脑操作者之图形介面”的直译，更简单地说，当你在用俗称的“鼠标（Mouse）”在电脑萤幕上“点阅”图像或字形操作时，那“使用的方式”就叫做“古意”。
“全录”早在1973年就发现“古意”之妙用， 最先应用在一个叫做ETS800 以及尔后的ETS850产品中。ETS （Electronic Typing System）就是看上去就像现在的“视窗电脑”，但只有文字处理功能的“电动打字机”。直到1979年，“全录”才推出有“古意”作用的电脑Xerox Alto，以及1981年改良型的Xerox Star。它们在市场上默默无闻，原因是售价极昂贵，每台之基本型要价美金一万五千，相当于现在（2018年）币值十万美元！你也许不会相信，这个改造了现代人们工作环境的资讯工业革命之伟大发明，其原始理论（包括鼠标在内），“全录”居然都没有去申请专利！
所以当贾伯斯（Steve Jobs）创立的苹果公司于1983年推出有“视窗功能”的Apple Lisa，以及1984年推出的改良型Apple Mac，成为最受欢迎的个人电脑时，你千万别以为贾伯斯是什么“旷世英才”，创造了新的“工业革命”，他只是“生逢其时”，加上具有超级商业头脑，将“全录”无暇专利的“古意”商业化而已，真正有脑袋的，是全录PARC富有创意的幕后英雄们！
说到“生逢其时”，就顺便谈谈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比尔盖兹的发迹传奇故事罢。其实这故事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结论只有一个，微软公司赖以发迹的DOS，也就是所谓的“磁碟运作系统”，其最初版本不是比尔盖兹自己写的。
盖兹当然不是笨蛋，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书，因为觉得念大学是“浪费时间”，乃休学创业。
当IBM于1981年推出他的个人电脑时，就如“全录”与大部分其他品牌电脑一样，准备采用CP/M运作系统。在几度与Digital Research 公司讨价还价时，因IBM的某行政人员耍出大牌公司的倨傲，把Digital Research的董事长惹毛了，决意要还以颜色。
传说，某日IBM的两位行政大员依约到Digital Research，预备再度讨论购买CP/M的操作系统之细节，不料在会议室里只有董事长的下属出面接待他们，并被告知董事长去“玩风帆”啦！那两位遭Digital Research老董恶意“放风筝”的IBM行政大员一怒之下，当场双双掉头拂袖而去。
盖兹在得知IBM与Digital Research有心结后，匆匆忙忙地以五万美元（一说是七万五千美元）买下一份别人写的，与CP/M差别不大的操作系统，稍作变更后，把名字改为DOS，意欲转手以几十万美元卖给IBM以谋取“暴利”。但是IBM是标准的传统保守公司，一直就是想“西瓜偎大边”，采用当时占有80%以上市场的CP/M运作系统，现在被Digital Research董事长如此恶意作弄，心思报复，乃决定先暂时采用DOS再说。
这故事若是到此为止，盖兹把DOS“卖断”给IBM，当场“大赚”了几十万美元，也许就此心满意足地回哈佛大学继续学业，那么盖兹在电脑史上，甚至于世界历史中，只会是一个不起眼的“掮客”而已，更不会成为世界首富。
不料IBM的主管们虽然与Digital Research董事长之间有嫌隙，但是心里还是想随市场潮流，先给Digital Research一个“下马威”后，再回头提高姿态来谈判，所以并未将DOS“买断”，而是以“每机每份DOS使用费”的方式“使用”DOS，日后再回到CP/M运作系统，因为那才是当时电脑市场之主流。据说盖兹在得知IBM未“买断”DOS时，还颇觉失望呢。
结果IBM的个人电脑出乎意料地大畅销，盖兹头一年就赚了好几百万“DOS使用费”，让盖兹的微软公司股票在一年后就上市，之后的微软历史早已传诵一时，不需要我浪费笔墨啦！
IBM之决定采用DOS运作系统，不但摧毁了Digital Research这公司，也将市面上所有其他厂牌电脑，包括数款“全录”电脑在内，在两年之内杀得个寸草不留！
不过身为世界首富的盖兹在致富后倒也没有“为富不仁”，他积极地在全球各地行善。举例而言、仅在美国就有二、三十万以上的低收入户之子女，在他的奖学金帮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从而大大地改善了许多美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我在这儿要大声地为他的义行喝采。
至于本文前段所提到的“古意”，虽然原本是简称PARC的“全录研究中心”产品，但是因为全录“忘记”给它申请专利，被苹果公司的贾伯斯堂而皇之地“合法盗用”，至于日后跟进之微软各款视窗（Windows），与各位看倌们人手一只的手机，其运作原理皆拜全录“古意”之赐，消费者电子业（Consumer Electronics）才得以有今日之盛况。
纽约韦布斯特镇的“全录”故事
我加入全录达拉斯分公司时，公司分两处经营，总部与研发单位在35E州际公路与反舌鸟路（Mockingbird Lane）东北角的一栋十二层高楼中，生产厂房则在达拉斯北郊艾迪森市内。至于现在位于路易斯维尔的全录公司，是我离开全录三年后，将这两个单位合并而成的。在达拉斯反舌鸟路上的那栋十二层高楼，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被Ethernet串联起来的建筑物（已达实用阶段，不仅是试用而已），在我们这电子世代之历史上，是有其辉煌地位的。
1975年进入“全录”后，我最初是在艾迪森市的制造部门，一个设计“生产自动化”的单位。工作是设计并制造“生产自动化”的机件与仪器。“全录”在当年的电子业虽然不是美国“龙头”，却也不甘后人地想要将生产线自动化。所谓“自动化”也就是现代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文翻译为“人工智慧”）的雏型，如今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大型汽车制造业之生产线，都已经用Robot（机械臂或是机器人）来自动装配，以“人工智慧”从事生产，早已是工业界不可逆的趋势。
大约一年后，位于纽约上州（Upper State NY）韦布斯特镇的全录总公司也开始尝试生产线自动化，乃向我们达拉斯的单位借将，我禁不住高薪与晋升一级之诱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于1976年夏天，只身先到全录总部报到。
全录总部之规模非常庞大，主建筑物是影印机装配工厂，其长度几达一英哩，所以我们员工之室内交通工具是脚踏车与三轮车，交通繁忙的地段居然像公路一般，设有Stop 与Yield的站牌，初到员工之“新生训练”要素之一，就是如何遵守室内之交通规则。
韦布斯特镇座落于风景优美的安大略湖之南岸，再加上几乎整个纽约上州都是出名的风景区，让我这已渐渐习惯沙漠气候的“德州土佬”顿时大开眼界。罗彻斯特市之居民以波兰裔与意大利裔为主，热情好客，对人也十分坦诚，与当年还算是相当保守的德州比较，确实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打个比方罢，我们那个部门的同事们，大概是希望我就此在纽约上州“落地生根”，周末时会轮流抢着带我开车出游，到附近约三小时车程的几个指湖（Finger Lakes）风景区赏景、钓鱼，也去当地之酒庄品酒，然后回到他们家中饱餐一顿后，才送我醉醺醺地打道回府。至于指湖区的秋景，那是举国闻名的，不需要我形诸笔墨啦！
我对同事们热情之区区“回报”，是在工作上将我对当时最夯的Intel“微处理器”知识倾囊相授，与同事们共同为全录“生产线自动化”而打拼。
哦，对了，不是每个周末都出去游山玩水，我还有其他“正经”事要干的，那就是得准备“落地生根”，让房地产掮客带出去看房子。
当年我们在德州的一般民居，绝大部分是独栋的平房，被冠以牧场型之名（Ranch Style）。现今德州都会地区之新建民居已不一样，只要住宅面积超过两千平方英尺，全是至少两层楼房的建筑物。以前德州“地大物博”，乡下地区房产动不动就是“占地以英亩计”，都会地区的中产阶级住房占地也有至少是六分之一英亩左右（7,250平方英尺），所以即是使建了四千平方英尺左右之大型住宅，后院还有余地可以挖个消暑的游泳池呢。
罗彻斯特市郊的民居一般来说占地不超过八分之一英亩﹝5,445平方英尺﹞，且两层楼房比比皆是，只是那儿多了个地下室，以一栋两千平方英尺的楼房来说，还多了个约一千平方英尺的地下室（通常不计在总面积内），所以使用空间就变成了三千平方英尺，而房价只比达拉斯贵个百分之十而已，对我这南方佬而言是颇有吸引力的。
那时我还颇天真，一心想买个有“湖景”的，离安大略湖不远的房子，走几步路就可以满足我的“渔翁梦”，而且靠近湖边的房价好像还稍微便宜个两、三千元，让我心动不已。只是所有同事都不厌其烦地特别“警告”我，湖边住宅在入冬之后易遭“雪封”，出入会是个大问题，我还懵懵懂懂地不知“雪封”有多恐怖。
由于购房之事迟未定案，1976年感恩节的那一个礼拜，我先飞回达拉斯过节。记得回罗彻斯特的那一天是11月29号星期天，由于事先看电视新闻就已知道纽约上州地区要降大雪，所以当天傍晚时分，班机在罗彻斯特上空盘旋降落时，我对那机窗外之一片白茫茫世界并未特别在意，直到拎着行李去停车场取车时，才发现事态严重。
首先是要在被一呎多新雪覆盖，数以百计的车阵中找出你那难以辨识的车子，然后得将车子开出停车场，机场工作人员是不会替你把车子“挖”出来的，他们丢给我一把雪铲，要我“好自为之”，所以那天我筋疲力尽，战战兢兢地由机场开车回到在Fairport镇租屋处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
读到这儿，你一定对本人之“超级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是吗？嘿，我其实已有点儿“老人健忘症”，之所以会把这日期、时间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次日（11月30号星期一）清晨，我的小儿子意外地提早了几天在达拉斯出生。
1976年的冬季，大概是罗彻斯特地区降雪量有纪录以来的前十名，从感恩节到次年四月，大地被雪覆盖之厚，对我这德州佬说是“匪夷所思”的，开车去超市办货，沿路居然见不到街道上的行人，因为铲雪车将车道上的积雪堆到两旁之人行道上已高达八英尺以上。
过了一个雪季，才知道为何安大略湖有“湖景”的房子较便宜，那是因为凛冽的北风掠过广阔的安大略湖湖面时，将湖上聚集之潮气转为雪片，一股脑儿倾倒在湖之南岸。湖畔两层之楼房被雪覆盖后，只能看到上面那层，一楼平房就惨啦，只剩下一个冒烟的烟囱而已。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回德州的因素是，我完全无法适应在雪地上开车子，险象环生之余，还被后面不耐烦的驾驶人拼命地按喇叭──八成是因为我车速开得太慢，妨碍交通。唉，罗彻斯特的雪不像偶尔在德州看到的那般“下”雪，它的“雪”是漫天飞舞，横向飘得我眼花撩乱，连路都看不清楚，如何能开到正常速度，即使现在想起当时开车之情景还心有余悸呢。
就有那么一个“雪花横飘”的下雪天，我在下班后开车回Fairport镇租屋处之前，决定当晚不自炊，到横跨该镇之运河旁的一家“匹萨”（Pizza ）店去买一片匹萨当晚餐。该店之匹萨远近驰名，填料足足有一英寸厚（现在想到还会吞口水），十分美味，那两块钱一片的大匹萨，保证比肯塔基炸鸡的一餐正点还更能饱肚子些。
大概是“横飘”的大雪让我视线迷乱，车子在离Pizza店停车场不到二十公尺处，因刹车太猛而打滑，直朝运河冲去，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车子算是停住了，我冷汗直流地下车一看，不得了啦，右前轮正在堤岸边缘，只差那么一公分就要掉进运河里！
美国人最爱“见义勇为”，自告奋勇前来帮忙的有好几位，很快就将车子拉回路面。经过这番折腾，我对自己在雪地里开车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心中拿定主意要回达拉斯啦。
达拉斯“全录”的故事
经过一番费尽唇舌的努力，我终于得以调回艾迪森市“全录”的原工作单位。仅数月后，我就被转到达拉斯“全录”的传真机工程部门去设计产品。
传真机虽然不是“全录”发明的，它的原理在上世纪初就已被专利锁住，但是原始之验证传真机体积过大，且必须使用专设之线路传文件，没法将之商业化。直到1964年，“全录”生产的TC100与TC200不但将体积缩小到“桌上型”，重量也减到五磅以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以普通的电话线路传送文件，这才奠定了它的商业化与普及化之基础，再加上美国政府机构与军方大量采购，TC200与其后续型TC400的机种，让原名是“远距影印机”Telecopier的“全录传真机”，成为全球传真机市场之标范。
达拉斯传真机设计部门是一个不到二十位员工的小单位，但是它的经理位阶甚高，相当于全录分公司之副总。这位经理的名声在国际传真机业界十分响亮，因为他还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专管传真机规格制定的CCITT委员会主席，这委员会之中文译名就是“国际电报电话通讯委员会”。经理的名字是Charles Jacobson，我们管他叫却克（Chuck），在这儿搬出他名字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就是在我“额上坟起的钓鱼故事”一文中，一口咬定我在酒吧里“惹事生非”，遭人围殴成伤的那位经理。当然，我这深度近视的“竹竿哥”，那儿有在酒吧间打架闹事的本事，那场“额上坟起”的惨状，确实是因自己太大意，在溢洪道钓鱼时不慎翻滚下河堤所造成的。
我被调到传真机设计部门，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传真机产品需要尽快推出，而现有的设计人力不够。报到之后才知道，美国军方嫌旧式的传真机速度太慢，传送一页至少得要四分钟，经常“延误军机”，当时全录传真机充斥美国政府与军方各单位，早已是我们的最大客户，全录对其要求自不能怠慢。新的规格有两大项改进，首先是传真速度每页不得超过一分钟，其次是不得再像以往一样，需要用价昂且不易长期保存的热灼纸（Thermo Paper）。也就是说，不但速度要快四倍，纸张还得要是普通的便宜打字纸（Plain Paper）才行，当然，价格也不能太贵。这就是型号叫做TC455的全录传真机之原始设计规格。
简单地说，这 TC455还是传承老一代传真机的运作方式，将扫描出的原件，解析成大量的0（白点）与1（黑点），直接经由电话网路传出去。这些0与1有多少呢？一页传统的8.5 X 11纸张，以当年的扫描解析度，横向的8.5吋可分为1,728个扫描“点”，直向的每英寸是300条扫描线，把这几个数目乘起来，每一页就超过五百七十多万个0与1。至于如何“压缩传真时间”，早已是原传真机设计部门之员工积极研究的项目之一，其技术细节太繁复，还牵扯到许多全录的全球专利，只好略过不提，总而言之，这方面问题全都已顺利解决。
但是列印与纸张方面就没有那么顺利啦，其实我们在另一个型号TC485的传真机中，已开始使用普通的打字纸，不过那是结合了影印机使用之技术，所以TC485重达六十好几磅，不是军方野战单位能够接受的，得要另起炉灶，就这样牵扯出一个创新的印表机技术。
下面的这段往事，是全世界第一具喷墨印表机（Inkjet Printer）的研发经过，它就是我们原先准备取代影印机之技术，用于TC455产品中的普通纸张列印机，其研发之过程，是“全录”公司历史上，少数极重大的挫败之一，更是直接促成了近三十年来，日本喷墨印表机充斥全世界，那让人称羡的广大商机。
最近美国总统川普杠上了中国，指控中国在美中双边贸易时，“偷”走了许多美国科研技术，其真相如何，我暂且不予置评。但我老实告诉你，全世界有两个国家最会“偷”美国技术，它们是以色列与日本，尤以日本为甚，其偷盗方式甚至于是公开的。以色列“偷”的主要是国防科技，包括核弹之制造，与其“静态模拟试爆”之关键技术，所以制成核弹（少说也有二十余枚）后，不必像北韩一般搞得个乌烟瘴气地去实弹试爆，遭世界各国严谴。
日本“偷”的主要是美国民间消费品之技术，在1980年代以前，被美国人揶揄为“廉价日本仿制品”的日用百货满街都是，就像现在遭指控为“非法倾销”，满坑满谷的中国百货一样。我对美国政府动不动就祭出“非法倾销”的法宝，谴责其他劳力低廉之国家，“剥夺”了美国人“工作权益”的作法，完全无法苟同。美国政府为了解决自己贫富不均的问题，以照应弱势民族为借口，每隔一阵子就把法订最低工资提升，现在全国平均基本时薪已超美金十元，这是许多非洲穷困地区人民的月薪耶，美国劳力密集的工业若是不迁往海外的“血汗工厂”去生产，就都会因成本太高而活不下去。但是当海外“血汗工厂”的成品，回销美国时，又遭指控为长期“贸易逆差”与“失业率高”的罪魁祸首，就这样无休无止地一路恶性循环下去。嗯，好像讲得有点离题，还是再回到喷墨印表机的研发故事吧。
喷墨印表机的曲折研发故事
喷墨印表机的原始创意，应该是源自于全录科技智库的PARC，但是其后续产品研发是在达拉斯的全录总部那栋十二层高楼中进行的。当年我们传真机设计部门在五楼，喷墨印表机则在四楼搞研发，因为新传真机TC455要用到喷墨技术（那时只有黑白产品，彩印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两组员工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但他们是科研性质的科学家，而我们传真机人员只是产品研发工程师，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可全都是有常春藤盟校博士学位的顶级学者。
为了增加新传真机之传送速度，我们这单位设计出一些“数据压缩”的软、硬体，巧妙地将四分钟传送一页之时间，降低到45秒左右。但我们的产品设计最终目的只达到一半，另外一半是如何将传出之影像在普通纸张上快速印出来。
四楼的几位科学家绞尽脑汁，一如预期地制造出了喷墨机之“喷嘴”与“墨汁”之初型，我们五楼的工程师也设计好配套的介面（Interface）电路，记得当我们第一次在传真机实验室以“喷墨”试印成功时，大家都兴奋地互相击掌庆贺。
但是棘手问题亦逐渐浮现，首先是喷墨机形成的影像，居然不能立刻用手触摸，因为它“墨汁未干”。其次，在放大镜观察下，发现墨汁在“击中”纸张时有扩散现象，以致印出来字型松松散散地，不够“精致细腻”。
你不用花太多脑筋就知道，这是“墨汁太稀”的问题。那么解决方法不就是“浓缩墨汁”啰？嗯，有这么简单就好啦，要知道，印表机若是几分钟没运作，浓缩的墨汁就会干涸在喷嘴中，必须得经过拭净之手续才能继续使用。事实上，达拉斯喷墨技术部门已铆足全力在这瓶颈上研究了一年多，只是迟迟没找出妥善的解决之道。
就在这关键时刻，达拉斯“全录”来了一位新的总裁，他就是在旧金山湾区有着鼎鼎大名的马撒罗（Donald J. Massaro），他有扎实的航太工程背景，迄今至少已创建过十几个高科技公司，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舒尬（Shugart）公司，它们发明的早期电脑资料储存磁碟机（Floppy Disc Drive），是上世纪电脑工业不可或缺的零组件之一。如果您对“舒尬”这名字陌生的话，那么你总应该听过Seagate之名罢？“舒尬”就是Seagate的前身，Seagate是现在列名全世界第二的硬碟制造商。“全录”不但付了高价买下了他的“舒尬”公司，还“恭请”他担任集团资深副总，兼达拉斯“全录”总裁，他乃风风光光地来北德州履新。马撒罗先生少年得志，只长我五、六岁而已，直至今天，仍是在硅谷呼风唤雨的名人之一。
马撒罗是意大利裔，酷爱跑车，他拥有两辆意大利高档跑车，亮黄色的法拉利与鲜红色的马塞拉蒂，都是颇引人侧目的“拉风”车，为我们的露天停车场（由高楼望下去）增光不少。
马撒罗是工程师出身，激进地讲求工作效率，在这种人眼里，是绝对容不下所谓“枯木”（Piece of dead wood）的，这大概也是全录总部派他出任达拉斯总裁的原因之一，因为达拉斯“全录”员工有一半以上是原先在纽约罗彻斯特总部迁来的，特别是经理人员，泰半是机械出身，虽略懂电机，但对新兴之“电子”工业则一知半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据说有一次高阶经理会议中，马撒罗在解释他对公司未来之导向时，用了一些电子工程师的专用术语，台下有老经理“牛头不对马嘴”地问了些问题，凸显出他们与新电子世代脱节之严重性，让马撒罗十分气馁，乃以“提前退休”之方式，悄悄地将“不合潮流”的部分高阶资深经理赶走。接下来，他无预期地，不定时地“游访”各工程单位的实验室，与基层工程师打成一片，藉以深入了解员工之实际工作状况。
也许是看到“全录”这老牌公司“动作迟缓”，还又“暮气沉沉”，与他在硅谷常见的“朝气蓬勃”创业精神有天壤之别，马撒罗“半强迫”式地要全体达拉斯员工轮流看了一个长约100分钟的励志故事录影带（喔，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光碟），影带内容主要是讲述第一、二届NFL超级杯冠军，绿湾包装人的球员们（Green Bay Packers），如何被他们的老教头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启发，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在球场上发挥团队精神，自甘为一个引擎上的小螺丝钉（作为球队中之一员），认清自己存在之价值，也就是说每一个小螺丝钉都会是不可或缺的，各球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争功诿过，即使在逆境中亦奋战不懈，维持必胜之决心。所以这些球员们不但在球场上能赢球，退休后也秉持同样信念，在各行各业上奋斗有成。现在的超级杯冠军奖座以隆巴迪为名（Vince Lombardi Trophy），确是名至实归的。
凭良心说，这段录影带对我日后的人生观有相当大之影响力，隆巴迪教导他的球员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信心，反败为胜，其理论无论是球场上或职场上皆适用。这让我想起清朝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天国时，湘军中一个名为李元度的将领（湖南平江人，与我的母系先祖，也同是平江籍的余虎恩，皆为曾国藩之部将），在给朝廷的战报中，将可被定为死罪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以彰显其奋战不懈的精神，最后反而得到清廷之嘉奖与重用。所以我在该影片中所体会到的，就是这“屡败屡战”之含意，终生受用。
马撒罗以了解营运情况之名，马不停蹄地在公司各部门里穿梭，可想而知，当他发现四楼的喷墨印表机研发单位在原地打转达一年多时，自然是怒不可遏，再加上“喷嘴”与“墨汁”之进度，不能配合我们五楼传真机设计部门研发的新传真机TC455，影响到新产品之原订问世时间表（当时美国政府与军方已预购了数千台TC455），乃作了以下之决定，首先是将TC455改为沿用旧式的热灼纸（Thermo Paper），强行推入市场，说服政府与军方单位维持原订单，并将原订卖价打大折扣，以原先之预算价，可增购百分之三十的传真机，由于TC455之运作较以前的各型快了至少五倍，可以说买卖双方皆大欢喜。
其次，马撒罗要追究责任，四楼的喷墨印表机研发单位乃遭裁撤，全员立刻解雇！
虽然喷墨印表机在研发过程中，累积了不少世界级的专利，“全录”对其价值的评估显然不高，所以当日本一家以E字母起头的“撞击式印表机”制造商给了个现在算起来是“惊人之低价”，“全录”就“淌血大减价”，把所有的“喷墨印表”技术，连同专利都给卖啦！
岂料不到一年，该日本印表机制造商就石破天惊地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台黑白喷墨印表机，广受消费者喜爱，也从此奠定了他们领袖同侪之地位。
一方面是被震慑住，一方面也是基于好奇心，达拉斯“全录”工程部门上街买了这台黑白喷墨印表机，将其“大卸八块”，想要了解我们不能达成之任务，日本人是如何在短期内解决的。因为此时我已被调离传真机设计部门，加入一家部分由“全录”出资，名为阳升（Sunrise Systems, Inc. ）的电脑设计制造厂，任三位设计工程师之一，所以下面这个让人气得想要“拔光自己头毛”的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是后来听传真机设计部门老同事们讲的。
在实验室中，他们发现这印表机的“喷嘴”与不会堵塞喷嘴的“稀释墨汁”，都是当年的原型，没有丝毫不同，但是它们形成的影像却是清晰且“精致细腻”的。
记得我前段不是提过，“全录”喷墨机之初型，在纸上形成的影像不能立刻用手触摸，因为它“墨汁未干”。且墨汁在“击中”纸张时，因为太稀（担心堵塞喷嘴）而在纸上有扩散（smear）现象吗？
日本E厂的解决之道，是将卷纸的滚筒加热，所以卷上来的纸是“热乎乎”的，墨汁立刻就干了，我们“全录”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瓶颈”，就此迎刃而解！我们传真机部门设计的TC455，原本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台使用喷墨技术之商业化产品，就这样拱手让日本厂商拔了头筹。
是日本人比较聪明吗？非也。“全录”的科学家们能够发明印表机之“喷嘴”，以之精准地发射到普通纸张上，已经难能可贵地结合了应用物理与应用化学上的多项理论，发展出一款崭新地，革命性的印刷方式，造福全球的office workers，只是在最后阶段，钻进了牛角尖里 ，让日本厂商捡了便宜。而且我认为由于“全录”原始之全球性喷墨机专利，其理论是公开的，日本厂商可能早就“依样画葫芦”地在实验室里搞了一阵子，“纸张事先加热”也只能算是“常识”而已，我们是“当局者迷”，他们是“旁观者清”。
以“墨汁”的研究为例，想要让墨汁在“喷嘴”中不至因“快干”而堵塞，但是射到纸上又得要“快干”以免影响印刷品质，科学家们或许会在象牙塔中竭尽心思地研究如何改进“墨汁”之“基本分子结构”，这是他们做学问的基础方式。工程师们则直截了当地想解决工程上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让“墨汁”在纸上“快干”，把重心由“墨汁”转移到“纸”上，双方应对的方式截然不同，结论自然迥异。
当然，以上所述的是四十五年前的工业技术，现在全是茶余饭后之笑谈，科技早就翻了好几番，“喷墨”技术早已成熟，彩色印刷都已是喷墨印表机之基本标准啦，不过将卷纸滚筒稍微加温好像还是某些喷墨印刷之基本要素之一。
第三世代数位传真机TC495故事
前面提过，达拉斯“全录”的总裁马撒罗是工程师出身，他无预期地“游访”各工程单位的实验室，与基层工程师打成一片，深入了解员工之实际工作状况。
1980年，传真机TC455产品开发已近尾声，只差那“临门一脚”──就是喷墨印表机单位研发的“喷嘴”。但是我们这种领薪水的员工是不会被闲着的，全世界第一台第三世代数位传真机TC495，在美、日（日方就是现在吃掉美国全录的美日合资的富士全录）工程师之通力合作下，就在此刻逐渐成形，这TC495使用了影印机磁鼓（Magnetic Drum）之印表技术，加上采用以数个互相呼应的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为基础之控制系统，传讯时要比以前的类比（Analog Signal）传真机稳定而快速许多。那是“全录”的全盛时期，连第三世代数位传真机的国际原始议订书（Protocol），都是在我们经理却克（他当时担任制定传真机规格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CCITT委员会主席）眼皮底下完成的，TC495名符其实地成了全世界新通讯系统的第一台第三世代数位传真机之国际验证机。
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途电话通讯费用十分昂贵，只有在颠峰时间之后的晚上十一点至次晨七点，或是周末时段，长途电话费才比较便宜，所以“全录”经销部门要求新产品TC495能够储存传出之文件，直到“非颠峰时间”才传出，以节省使用者的长途电话费。
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硬碟”尚未发明，软性之磁碟机（就是“全录”老总马撒罗的杰作之一）容量只有360K，而一张8 X 11的标准纸张，就有超过五百多万个0与1的数据，也就是说，每页纸需要有至少十五张软磁碟储存量才行。
所以该如何达成“全录”经销部门的要求，自动在“非颠峰时间”传送文件，就成了我在“全录”的最后一项任务──TC495的“自动文件传真”附件，至于我当年是如何在市面上还没有“硬碟”可用之情况下，突破处理大量数据之瓶颈，就不在本文之讨论范围啦。
有一天，当我全神贯注地在实验室里验证“自动传送”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陌生的声音；
“你这是在做那一项Project？”
我回头一望，差点从椅子上翻了下来，他就是刚上任的大老板马撒罗！
随后的几分钟，马撒罗聚精会神地听我解说“自动文件传真”之功能与设计，由于他也是设计工程师出身，许多比较巧妙的关键技术，我只需轻轻点一下他就全盘了解，省了我不少唇舌。马撒罗频频点头，临走时丢下这么一句；
“很好！你显然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当时还被他的评语给愣住，心想，难道有人“不知道在做什么”吗？
之后几个月，马撒罗没有再来过我工作的实验室，TC495的“自动文件传真”也已由“附件”变成了美国市场的标准配件，TC495虽然十分昂贵，每台售价一万八千美元，不是“大众化”的传真机，但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荷包满满，买了好几千台，“全录”还是大赚了一笔。
大约是半年以后，有天上班时，我在电梯里巧遇马撒罗，一番简短的交谈，让我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你好吗，瑞克？”隔了这么久，他居然还记得我名字（当时我没挂ID牌）。
“你好，马撒罗先生。”此公显然有惊人记忆力，我有些“受宠若惊”。
“你现在有空吗？能否现在就到我办公室停个几分钟？”
“Sure， Sir。”就这样随着他上了十一楼。他的办公室不大，只多了一间会客室与沙发等家俱而已。
“你现在忙些什么？”他问我。
“正在研究如何深度压缩传真数据，以达成每一页传真低于三十秒为目标。”这是我们经理却克（此时仍然是国际通讯协会主席）在跨国会议上口头答应各与会国代表的。别忘了，当年数据机（Modem）的最高速度只有9600 baud，每页三十秒的传真速度算是“惊人”的。
“好极了。不过你的背景显然是在数位硬体设计，‘压缩传真数据’是要精通数学的人才能搞清楚的，不是吗？”马撒罗脑袋灵活得很。
“我们单位有位数学人才，负责指导我们。”这数学人才就是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老朋友姜大卫（John David Torpie），他是从有悠久历史与学术地位的纽约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电机工程系毕业的，还拥有双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电机工程硕士与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数学硕士学位，是我们单位上的“思想家”。
“好吧，早点告诉你，我们正准备进入新的电脑市场，我建议你考虑加入一个新的团队。”马撒罗迅速导入正题。
“我的经理可能不会放我走。”我与经理却克相处愉快，我也没理由“背叛”他。
“这不用你担心，无论在何岗位，我们都是为全录打拼的，对不对？”
这就是我加入“阳升”（Sunrise Systems, Inc.）去设计电脑的经过，“阳升”是由“全录”分出来的一个独立公司，马撒罗为分担营运风险，找了些创投资金，“全录”除提供技术与工程人员之外，也放进部分资本，占有60%的股份，所以我还算是全录员工，享受着相同的年资与健保。
功败垂成的“全录手提箱电脑”
我是“阳升”的三位（两位电子，一位机械）设计工程师之一，工程部副总则是当我为文吹捧具有如照相机记忆力“特异功能”的达拉斯牛仔队的当家四分卫戴克（Dak Prescott）时，顺便提到的“全录”公司老同事屈刚宁（Tom Tregonning）。
屈刚宁的“特异功能”是他的脑袋有如照相机记忆卡一般的储存本事，能够“过目不忘”。有一次有位同事在一张纸上写上三十多个无顺序，胡乱排列的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组合，屈刚宁瞄了不到五秒钟，把那张纸盖住，然后在另一张纸上，完整无误地按其序列，写出这些毫无特殊意义的数字与字母。
屈刚宁还会说“中级”的中国普通话（一般简单的应对话），那是因为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曾经代表他服务的某公司，到台湾去教军方后勤单位如何使用与维修军用“夜视镜”时，顺便学了一年中文，所以他的专业显然也不是在电子方面。我与他结识后，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帮他“切磋”普通话，而他的“特异功能”也让他学习进度超惊人，居然还能够将美国笑话翻译成华语讲给我听，让我笑疼了肚皮。
1982年，“阳升”生产了第一台与今天笔记型电脑（Notebook PC）相同大小的手提箱电脑（Briefcase PC），那时根本没有硬碟，连“舒尬”公司发明的软碟都因体积过大而无法容纳，所以它的资料储存是用一个迷你型的卡式录音带（mini-cassette）。当然，那年头黑白液晶（LCD）技术都还在萌芽时期，小小一个三行（每行80个字）的LCD，其成本就得要五百美金，所以这台手提箱电脑订价三千多元美金算是“合理”的。
屈刚宁与我的私交很好，但是替有“特异功能”的他干活儿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不像牛仔队四分卫戴克那么容易与同侪相处，戴克是获有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领御学”硕士学位的球队队长，知道该如何“礼贤下士”，谦虚地听取并融合他人之不同意见，屈刚宁则刚愎自用，容不得任何异议。
所以我在“阳升”只做了一年多就辞职不干了，公司仅有的两位电子工程师几乎是同时离职的，与屈刚宁在公事上的冲突不断，让我们两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对公司前途不看好。当时产品的初型已完工，第二期银行融资也已到位，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才走的，没有太对不起屈刚宁。过了不到两年，“阳升”就如我预期的倒闭了，倒闭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的手提箱电脑采用了CP/M运作系统，与电脑市场主流的微软DOS不相容，市场打不开。我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屈刚宁不听我劝，不肯将DOS运作系统列为顾客选项之一。不过这不能完全怪罪于他，“全录”占有“阳升”的大部分股份，或许是“全录”高层拒绝向IBM的DOS屈服，坚持要用CP/M为唯一的运作系统，屈刚宁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我们电子工程师双双辞职的另一个原因，与屈刚宁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他坚持将电源器除变压器之外，其余整流电路部分全都得放进手提箱电脑中，以至于交流电与直流电得共存在于同一块电路板上，造成非常难解的干扰问题。我不想在此过于深入讨论太专业的事情，你只要使用过现在的笔记型电脑，就知道现在整个电源器都是在外面的，由电源器输入电脑的是约十九伏的直流电，那儿会有现代设计工程师会傻傻地自找麻烦，把交流电与直流电路放在同一片复杂的六层电路板上呢。虽然屈刚宁后来终于勉强同意我们工程部门的建议，输入电脑的电源改为直流电，但是已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也延迟了产品上市的最佳时机。
现在回想起来，屈刚宁还算是个好人，只是太过直来直往，不尊重专业人士之意见，也不懂“带兵”之道而已，但他还是比起我曾遇到过的另一位口蜜腹剑，却在你背后捅刀子的经理要高尚得多啦！
回溯个人电脑之历史，非DOS运作系统的各厂家，在1983年前几乎全都倒闭，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市场几乎全被IBM系列霸占，连最早盗用全录“古意”，在学校颇受欢迎的“苹果”都只占有不到百分之三的电脑市场而已。至于“苹果”最后是如何在这“杀戮战场”存活下来的原因，该完全归功于贾伯斯（Steve Jobs）看准了那些脑袋还“发育不全”的小朋友们，是“看图会意”的“图形介面”之最佳顾客兼宣传员，所以将“苹果”以特廉价格供应各级学校，让学生们在踏入社会之前，就根深柢固地喜爱使用“苹果”电脑。当然，由于学生对容易操作的移动“鼠标”之接受度强，也让老师们的教学省事许多，大受学校当局的欢迎。这“图形介面”与“鼠标”全是“全录”忘记申请专利的划时代发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电脑产品都沾了“全录”的光，无论是微软的“视窗”系统也好，或是谷歌的“安卓”系统也好，甚至于现在各品牌之手机，使用的不全都是“图形介面”吗？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我人生旅途的下一站是在北达拉斯，一家名为辛泰克（Syntech International）的私人公司就业，这公司也就是我那“底特律的故事”一文中，叙事背景之前半段。时光飞逝，都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啦。
苦中作乐的工程师们
当年为了踏入社会时容易就业，我随波逐流，非自愿性地进入了当年热门的电机工程系（台湾的大专联招分发），居然就这样混了一辈子。做个电机工程师有苦也有乐，苦的是在搞研发时，废寝忘食，筋疲力竭地赶进度，毫不自觉地成了“拼命三郎”，乐的是当竭尽心思研发出来产品问市时，那开花结果的喜悦与满足。
这辈子最令我回味无穷的，还是在“全录”的那八年多，大伙儿一起打拼，一道苦中作乐的日子。就如同那“绿湾包装人”影片中，总教头隆巴迪所给的启示，我们在设计上分工合作，各人负责自己的电路，大家默契十足，居然在产品“合体”时能够“无缝接轨”，这当然也与“微处理器”的广泛应用有关，它不但简化了我们这些设计工程师的工作流程，也缩短了产品推陈出新之速度，广受一般消费者喜爱的“爱疯”手机（iPhone），十几年来衍生了至少“十代”，就是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
回想我在“全录”设计部门效劳的日子，公司为了抢占传真机市场，只给了我们几个设计工程师短短六个月的产品开发时间而已，忙乱之余，每周五下午的进度检讨会上，大伙儿都会异口同声地报怨，说原订之进度过于紧凑，几乎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身为全录副总的却克常被我们炮轰得“满头泡”，但他可不是什么“省油之灯”，很快就被他想出妙计一条，他提议只要是每周进度完成，全体工程人员有“免费”啤酒可喝，且是由他自掏腰包买单（非公费）。大伙儿对这“逍闲计划”也十分投入，在实验室的白板上，我们会大书“离周五还有X天”，到了周五早上，白板会被改为以“X小时”计，愈近午时，大家精神也愈亢奋，连脚步都变得轻快无比啦！十足地应了美国俗谚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其实本来我们几个传真机员工为了“调剂心情”，偶尔会在周五午休时间，结伴偷溜出去吃“大餐”，且海灌啤酒，这当然是与像“全录”一般的大型公司之员工规章有点儿“逾矩”的，却克早就知情，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只要是达成原订计划，他从来不找我们麻烦。
哦，这儿讲我们吃“大餐”？什么是我标榜的“大餐”呢？
离公司只有两个高速公路出口，就是达拉斯风化区之一，酒吧林立的哈瑞汉恩斯大道（Harry Hines Blvd.），在该区最南端有几间极具德州风味的小餐馆，除了现在已被全美老饕们票选为全美十大快餐店之一的“伟大”汉堡店（我把Whataburger给直译啦，午餐时吃个他们卖的德州大尺寸汉堡套餐，保证你到晚上九点之前肚子还会是圆鼓鼓的），与两家竞争激烈的烤肉（Bar-B-Q）店之外，还有一间设在看起来不惹眼的半圆形铁皮仓库（就像那美国军营里的临时“急就章”建筑物）中的炸鱼店。这炸鱼店远近驰名，价钱是五块钱“吃到饱”。还记得当年颇受全球观众热烈欢迎的“达拉斯”电视影集吗？据说它开播第一集之部分外景，就是在这半圆形的“破”餐馆里拍的，当年餐馆内还挂着好几张“达拉斯”各男、女主角之亲笔签名照呢。
还有一家五块钱“吃到饱”的餐馆也是我们趋之若鹜的，离上面几家店不太远，座落在达拉斯爱田机场（Love Field）跑道头，巴克曼湖（Bachman Lake）北岸的一家德国“巴伐利亚”香肠餐厅（Bavarian Grill），大快朵颐之时，耳际伴以喷射客机低空掠过的引擎呼啸声，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但是在“吃到饱”餐馆里的啤酒是另外计算的，得要七毛九一杯，大伙儿都是工程师，特会精打细算，觉得在“吃到饱”时，胃中填以太多啤酒，是不合乎“经济效益”的。唉，在这儿拐弯抹角地讲这些无聊的“食”事，就是想找个借口告诉你，我们为什么在饱餐一顿之后，会涌进哈瑞汉恩斯大道，到那风化区里的酒吧里痛饮啤酒、打撞球，因为那儿啤酒便宜，一大壶（Pitcher）才一块七毛五美金而已。撞球台只要是空着的，完全免费随便玩。后来才知道，酒吧里的撞球台是“赌具”，给客人“打赌”用的。
为了确定有“免费”啤酒可喝，大家赶起进度来，还真是“披星戴月”地拼着老命干。不止一次，我们为要达成工程进度，周四下班时不回家，大家集资买“匹萨”外卖当晚餐，填饱肚子后继续干到次日凌晨。回家补睡几小时后，周五午休之前，又都赶个“全员到齐”，一块儿出去喝“免费啤酒”。我的文章里常常提到当年与这些“狐群狗党”的“革命情感”，就是如此这般建立起来的。
当然，在这段溜出去喝啤酒时间，得拜托女秘书玛格丽特“掩护”我们，告诉所有来电或访客，我们全体员工都正在开重要的“工程进度检讨与协调会议”，是绝对不能被“打扰”的（直到我们三点钟回来之前）！
话说我的球技（撞球）虽然不是国手级的，但在全录的同事中还算是佼佼者，“撞球”是我念建国中学高三那年学会的，进了成功大学后又“发扬光大”，在台南市大学路口上的那家“大千弹子房”里“修练”得一身功夫，这会儿在同事中炫技，打遍传真机部门无敌手。
有一次，已经快要到下午三点，我们刚打完最后一盘撞球，正准备收杆结束每周的“快乐时光”时，旁边有一个看起来吊儿郎当，一付牛仔打扮的酒吧间客人，突然掏出腰包，塞了一张五元钞票在撞球台的袋子里，拿起球杆朝我一指，意思显然是要“单挑”我一盘。
这小子在旁观望以久，当然是有相当把握才敢跳出来挑战，依照“江湖规矩”，这是不便拒绝的（除非你认输），我这辈子又从未与任何人在撞球台上打过赌，正踌躇着不知该如何拒绝时，只见我们的经理却克掏出腰包，拿了一张五元钞票塞在同一个袋子里，指着我告诉那牛仔；
“他输啦，我们得赶回去上班，下回再说罢。”然后立刻向大家使个眼色，一起到柜台结账离开。
回公司的路上，却克警告大家，千万别单独去闯以廉价啤酒招徕顾客的哈瑞汉恩斯大道上那些风化区酒吧，里面龙蛇杂处，破财事小，万一起了冲突，绝对很难全身而退。数年后，华裔陈果仁（Vincent Chen）在底特律遇害，不就是在风化区的酒吧里发生的吗？
所以当几个月后，我在钓鱼时不小心滚下泄洪道，摔得从头到脚都是伤（特别是额头上那粒鸽蛋大小的肿泡），次日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时，还被却克质疑我八成是在酒吧里闹事挨了揍呢。
前面提过，我们“全录”传真机设计部门的“思想家”是姜大卫，说他是我们单位上的“脑袋”也绝不为过。他具有的“数学头脑”，对现在还泛滥全世界的第三代数位传真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功劳。举例而言 ，依照当年国际扫描解析度之规格，每一页八吋半乘十一吋的纸张，有五百万多个扫描点，传送出去的0（白点）与1（黑点）就有五百七十万多个，即使将之“压缩”后送出，也是非常耗时的，第二代传真机就得要花四分多钟才传送出一页而已。
那么第三代传真机的传送速度究竟有多快呢？它足足是第二代的五倍以上，平均每页只要四十五秒而已，这全是姜大卫的“点子”。当然，我这是在假设它们使用的都是同一款式与速度的数据机（Modem）。
姜大卫又如何让传送速度大幅增加的呢？因为他注意到大部分传递的打字文件，每行字句之间是不少空白的空间，所以在一次协调会议上，他提出一些精密的计算数字，要我们几位工程师们在设计电路时，以“预览”之方式，侦查出且“跳过”这些相当耗时之白线。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开始，以英特尔（Intel）为首的汐谷电子工业，积极地将“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导入市场，它是“人工智慧”的基础元件，其所带来之新世代工业革命，大家想已耳熟能详，不需要我在此浪费笔墨。拜“微处理器”之赐，纸张“预览”的硬体设计非常简单，只是增加几个微型“光学感应头”，然后写软体去操作它们，不费吹灰之力。这项“全录”传真机之全球专利权，完全是姜大卫的功劳，在此特别记上一笔。
经理却克也是有“两把刷子”的高手，他对国际传真机业界的杰出贡献，是在他担任CCITT（国际电报电话通讯委员会）主席时，将世界各国不同的第三代（Group III）传真机规格统一了。所以现在不论你与地球上任何地方“传真”，也不管双方所使用的传真机是何品牌，都能畅通无阻，这就是却克对传真机业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劳。
后记
三十多年来，传真机技术似乎停滞不前了，这是因为网路、个人电脑与彩色扫描仪之风行，与传真机的功能重叠，再加上网路世代的数据传播速度，远超过传统的数据机（Modem）与电话系统，传真机技术已经没有继续更新之必要，我估计不超过十年，“传真机”将完全功成身退，那群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会搞不清楚“传真机”到底是啥玩意儿呢。
经理却克是位学识广博，领导能力强，且对部属态度和蔼可亲的经理，如今年近九旬，还兴致勃勃地与“众喽啰们”保持密切连系，如今我们同事之间经常有不定期的餐叙，就是由他主导的，只是参与餐叙的成员愈来愈少，以年龄论，我算是同事中最年轻的，如果连我都有“日薄西山”之感，他们在聚会时，见到昔日老友只剩下这么寥寥几位，想必也会感触良深的。
姜大卫与却克两人，都是全录传真机部门之元老，也是全世界传真机业（尤其是日本业者）尊崇的对象。日本制造的传真机独占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销路，与他俩的“倾囊相授”有极大关系。喔，别误会啦，他俩当然不是商业间谍，是日本富士公司处心积虑地说服“全录”总部，争取到TC495之生产权，交给双方共同投资的子公司“富士全录”去执行，自此，美国就不再设计与生产传真机了，这情形与美国的个人电脑情况类似，君不见市场上的个人电脑几乎已没有“美国制”的啦。但美国工业界未雨绸缪，它仍然掌握传真机与个人电脑中最关键的设计过程与积体电路之奈米制造技术，一旦与他国打起贸易战，可以掐住对方的脖子，逼人就范。最近的美、中贸易战就是鲜明的例子，美国政府一旦禁止高通公司（Qualcomm）卖电子零件给中国的中兴公司，就可以让有近八万员工的中兴公司短期内停工倒闭！
姜大卫大约长我十岁，聪明而风趣，态度温和有礼，平日以打网球与慢跑健身。二十年前就已从全录公司退休，在“全录”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四十年之久。退休后还精力十足，为了打发悠悠岁月，他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达拉斯郡的四所社区学院教数学（微积分是他最拿手的学科）。大概是十五年前，他就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初期的柏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不过靠药物支撑，他还继续行动如常地开着车子上课教书，直到十年前医生把他的驾照注销为止。近年来，我们“全录”同仁定期聚餐时，他都会由家人接送赴宴，但语言已明显迟钝，行动更是缓慢。生命之最后三年，他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对一位平日有慢跑健身习惯的人而言，那是何等的折磨，所以他坚拒亲友来探病，直到2018年元月撒手人寰为止。我与他曾共事五年，获益良多，在哀思中特此一记。
顺便在此讲一个与电脑有关的传奇故事。话说在IBM个人电脑开始风行的八十年代初，加州硅谷的中、小型电脑公司有如雨后春笋崛起，其中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少说也有个二、三十家。有家名为Eagle的中型电脑公司，在全国市场上畅销。经营成功的报酬，就是“股票上市”，经该公司创办人兼总裁巴哈特（Dennis R, Barnhart ）之积极筹备，1983年6月8日终于开始出售股票，仅仅上市不到四小时，巴哈德个人当天就已进账近千万美元。
岂料这本该是他人生之高潮的一天，竟有了悲剧性之转折。为了庆祝公司股票上市，在当天的下午四时，股票市场打烊后，巴哈特兴高采烈地驾着他新购的法拉利跑车（玩超级跑车好像是经商有成的企业家之通好），与一位好友同赴某港口，意欲炫耀他的豪华私人游艇，不幸于途中因超速而翻车（有一说是该跑车加速踏板弹簧被卡住，导致车速失控），当场惨死，享寿仅四十，无福消受其当天暴增之财富。
虽然“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巴哈特先生之遽逝，仍是个人电脑史上触目惊心之一页，令人扼腕叹息。不过至少他所遭到的痛苦是剧烈但短暂的，我的好友姜大卫可是被柏金森症折磨了十几年之后才离世的。唉，“死亡”只是一种归宿，还是“长痛不如短痛”比较适合我的人生观罢。
因姜大卫之逝世，我有感而发写下这篇文章。老一辈的科技人员如今已逐渐凋零，好在新一辈的接棒者一如我所期，不断地在研发创新，将前辈之科技加以发扬光大，这新工业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极其辉煌的一页，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还未脱离萌芽时期，“好戏”应该还在后头。
就请读者诸君拭目以待罢！
【谢行昌，2018年6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责任编辑：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