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8月28日讯】一九八○年代苏联、东欧、波兰相继由共产倒向私产，实施所谓的“市场经济”，加上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放权让利”开小门的所谓“经济自由化”后，世人以为共产主义已走入历史，自由民主得以普照全球。迄今三十多年的演变，事实证明共产主义非但未消失，反而借“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的壳上市，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掩护下更为猖獗，中共肆无忌惮利用“耗费、浪掷资源”的“政府驱动型过度投资”，并以国家力量将法律当工具掠夺全球资源。
如今不但中国本身资源几乎被掏空，金融资产大泡沫伺机炸裂全球，更进而借着“一带一路”、“亚投行”掏空全球资源。最严重的是斲丧人的道德，让斗争、阴谋、欺骗、不诚信与世人长相左右，以致天灾人祸不绝如缕，毁灭、世界末日的阴影挥之不去。
这种情势的形成肇因于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以为中国真的倒向自由市场经济，百般呵护、协助其发展，最后将中共养大后又受其挟持，在其威逼利诱下步步后退，最后很可能大家同归于尽。
先知海耶克
早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在第三次访台前夕，于西德的第一大报《法兰克福通报》发表专文，指责西方国家盲目媚匪，将铸成大错，文中指出自由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令人难以相信的谄媚态度，致英、法两国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以取悦毛共。
海耶克一九四四年写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已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集体主义的祸害赤裸裸地描述，他也明确指出“社会福利、福利国”的可怕，且以“冷的社会主义”形容社会福利，而“温水煮青蛙”、“包着糖衣的毒药”则是贴切的比喻。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被海耶克称为“热的社会主义”，其水深火热较容易被感受到，但也荼毒人类达七○年才被察觉，而社会福利的祸害直到二十一世纪欧债危机中“希腊债务”事件才呈现。海耶克一生都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并且一再苦口婆心告诫世人它的毒性之大，没想到备受冷落，甚至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三○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是世人挥之不去的苦痛，而一九二七年海耶克就发出警语明示崩溃的日子，他并且诊断出病因，也提出解救之道，奈何他的处方需要世人忍受一段苦日子才能复原，于是不受青睐。相对地，凯因斯(J. M. Keynes)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药方，以印钞票促成通货膨胀来促进就业而受到全球欢迎，被称为救世主，而海耶克被打入冷宫，输得非常彻底。
不过，迄今八十多年，金融风暴、经济萧条一直与人长相左右，二十一世纪流行的QE（宽松货币）政策，让世人浸泡在金钱海啸里载浮载沉，如吸毒般剂量一次比一次重，给“毒瘾”的称呼一点都不为过，人类将伊于胡底？只能无语问苍天。
这些正在上演的悲剧，不禁让我们更怀念海耶克，如果他还在世不知会怎么做？应该会带头义正辞严驳斥这些流行的观念和政策，将之翻转向正路吧！
在海耶克无法还魂重生下，将其著作重现、传布，应是济世、救世的正道，而《到奴役之路》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是海耶克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在此之前他是个籍籍无名的经济学教授，该书出版一年后，他就成为全球知名人物。海耶克在绪论中明确的说：“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该书是他所有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本对当时公共舆论发挥影响的著作，很像是站在旷野上大声疾呼：正统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仅会带来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奴役制度。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所衍生出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支果实，它主要侧重于从正统社会主义体制所必然产生的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作论述，不是从经济生产力的角度来探讨问题。
可怕的中央集权方式
海耶克写《到奴役之路》是针对受过教育的一般民众，让他们看得懂并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二次大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将会是极恶错误。海耶克明白指出，生产手段握在政府手中，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这种方式与纳粹德国和苏联所作的类似，此在一九三０年代之后，得到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到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吸引大家的关注，出书时机正逢其时，不论是否认同书中观点者都被吸引。这也就是说，正统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手段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应该走的方向，已深受民众关注。
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一九三０年代经济大萧条都大大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工作，在人们心中，资本主义已失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手段，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
海耶克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及学者不同，他正确地抓住要点，社会中大量生产手段由私人拥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正统社会主义，仍是极权主义的。
在海耶克看来，所谓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都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不同名词，这一事物就是主张生产工具公有与中央计划经济。海耶克忧虑的是，大家对于价格机能的领悟已有不甚深切的迹象，因而对其功能维护也就不很尽力。他特别指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的运行已很难了解其全貌，那么，如果要使社会生活不至于陷入混乱，就应由中央机构对之加以协调。海耶克认为，这种说法完全出于对竞争功能的无知，事实是，社会愈复杂就愈有赖价格机能在无形中提供各种相关讯息，以为个人行为的指南。在此情况下，若想透过一个中央机构的调度，其所产生的后果必较任由价格机能之指挥远为恶劣，而且到最后将会引导我们走向一条新的“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虽在本书的结论中写说，该书的目的不是在为未来希望出现的社会秩序提出一个详尽的方案，但由全书论述中却可体认他憧憬的社会的一些特征。无疑地，海耶克所憧憬的是一个“真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他说：“个人主义的传统创造了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则将人当作人那样的尊重。”一个自由社会的主要条件，是私有财产的维护和竞争市场的存在，使各个人都能因此交换到自己所需的货品与劳务，这样的社会就会产生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的推行，而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Rule of Law)。海耶克一再强调，古典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不可行，乃因它与个人自由相抵触，不仅仅是它对经济生产力的发挥有所阻碍而已。
《到奴役之路》初版在伦敦甫一面世，就受各方赞许。剑桥大学的庇古(A. C. Pigou)就说：“这是一本硕学的诚挚著作。”并且相信“很少学者看过全书之后会不对作者表示敬意与同情。”连凯因斯都写信给海耶克表示，“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你不能期望我接受你在其中所有经济方面的意见，但在道德信念和哲学思想上我不但是同意的，而且是深受感动地赞赏。……”连不认同海耶克认为计划的结果必会走上极权主义看法的社会主义学者，除少数例外，大都认为该书是怀着善意而写成的。
畅销全美两极反应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芝加哥大学出版部印出《到奴役之路》之前，本书曾被美国书商拒绝出版过三次。出版后经由《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等报刊的宣传，反应异常热烈。隔年，芝加哥大学出版部邀海耶克赴美作五周的学术演讲(三月到五月)，在这段期间，《到奴役之路》成为全美畅销书。每期畅销一千万册的《读者文摘》，在该年四月刊出该书的摘要，由于反应热烈，使原本只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几间著名大学作三、四次演讲的海耶克，竟扩大到全美国的巡回演讲。
由于在英、美都造成轰动，海耶克也顿时从一个传统经济学者成为全球名人。不过，海耶克日后回忆说，当时英、美两国的人反应截然不同，由于英国人当时对社会主义已有相当认识且感受到它的威胁，而美国则全然不同。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是思想上一种新的感染。对于罗斯福的新政狂热仍在高潮中。那时有两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们对这本书颇感兴趣，但从未读过它，他们只是有听到这本书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另一群人则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正中了集体主义的毒，感到这本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因此，我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这是我在英国从未经验过的，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我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
即使海耶克自己觉得他在英国没受到污辱，但这本书出版时为一九四四年，正是凯因斯的大政府经济计划、管制理论，以及拉斯基社会主义理论受到热烈欢迎的年代，《到奴役之路》却是拂逆此种潮流的异类；奇怪而有趣的是，该书一出版却得到读者们广泛的喜爱，被译成十多国文字而成为畅销书。或许就是因为该书的普及，才能保住西欧世界免受极权、共产主义的荼毒。
这是一本政治论调的书，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便无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会带来贫困和专制政府。在当时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分子喝采，且苏联打败纳粹德国而经济欣欣向荣(苏联公布的数字)的时代，这一本书成为“毒草”，而海耶克也成为众矢之的。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政府计划部门工作，《到奴役之路》无情的打击了这群既得利益者，于是连经济学界也兴起一股排斥海耶克之风，特别是英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视其为“异端”。
得罪既得利益者的一本书
海耶克对此其实有先见之明，由该书序言出现有“本书肯定会得罪一些我极希望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不过，写这本书是我的责任，在责任面前，我不应退缩。”可以得知，而且当时的英国，工党即将执政，那一股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当然难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以及私人感情因素，和婚姻不如意下，海耶克乃出走至芝加哥，但因其具“争议性”，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也不敢聘用，而是“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下聘的。
值得一提的是，《到奴役之路》虽使海耶克在俗世的学术地位跌落至谷底，但也正足以彰显该书的成功。由捷克的私有化部长杰日克(T. Jezek)所言：“假如搞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理论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收起来、严厉禁止阅读的书，而任何散播和讲述这书内容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他们一定会挑《到奴役之路》。”可以印证，这本书比欧威尔(G. Orwell)同类型的名书《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别早二年、五年问世，可见其先知性。
索威尔(T. Sowell)在《到奴役之路》出版五十周年纪念文(〈一条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刊于《富比士》(Forbes)一九九四年一月号，《卓越》一九九四年五月号刊登中译文)中指出，海耶克在这本书里，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来攻击社会主义，海耶克将社会主义看做一个模型，证明其具致命的瑕疵，而在实际世界运用之后则会产生致命危险。
索威尔又指出，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只要具有“同情心”，而以政府的规划与经济管制手段，就可以创造符合人性的生活环境。海耶克不以丑化对手的手法批判，反而认为社会主义者具有真诚与无私的崇高理想，其中不乏学术卓越人物。可是，也就因为如此，这批拥有高尚情操的人士，反而成为极权主义者的马前卒，为后者作铺路工作，而且往往不知不觉，这是多么讽刺与无奈的画面。
正如索威尔所说的，法西斯、共产、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近亲繁殖，如今前两者好似都已死寂，但集体主义却正在蔓延当中，而其亦寄生于社会主义。这种现象可举美国为范例，多年以来即以“自由主义”为包装而大行其道，“产业政策”、“医疗联盟”这些早已存在的“封建特权”固不必提，如今又多了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人士。
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公开主张极权主义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正是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索威尔的忧心点是：《到奴役之路》这本书中描绘的世界并未消失，或许还不只是死灰复燃，而是一直潜伏在人间，只是面貌不同罢了。
弗利曼的警语
无独有偶的，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也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发出同样的警语，他说：
“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
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就某层次而言，可说更能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〇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为变革，发生在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及中共……，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型态。……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索威尔和弗利曼所忧心的二十世纪末情况，是否也在其他地方出现呢？
就台湾而言，近二十多年社会上“公平”、“正义”、“福利”的声音此起彼落，甚至“社会国”、“福利国”的名称也琅琅上口，而公保、劳保、农保，甚至全民健保、老人年金、国民年金、公平交易法、消费者保护法、两性工作平等法等社会福利方案及保护措施也纷纷出笼。
加上六年国建、产业政策等政府强力主导政策的习以为常，走向海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是愈来愈明显了，而这些也往往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善意”和“善心”上，但其结果却会是“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之下场。原因何在？
追根究柢，“理念”和“观念”错误及正确观念不能生根是关键所在，这也就是索威尔所说的“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有求于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书”之精义，因为基本观念就在这本书中。其实，海耶克的其他著作更是仔细而透彻的阐述正确基本理念，只是都不如这本书来得较为通俗易懂，很有必要在今日再予以推广。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