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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右开场祭旗:三人被处决 万人围观

作者:古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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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8月30日讯】 1957年9月6日,湖北省汉阳县孝感专区(今蔡甸区)上空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小镇多年来的安详与静谧。

9月8日,为躲避中共而寓居美国的胡适,在其日记里记录了一则英文报纸的标题:“10,000 See 3 Executed In China”( 三人被处决,万名中国人围观)。

两天前,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操场上,两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和一位65岁的老人,被中共当局处以极刑,约一万两千名群众被中共组织到现场围观这一“革命成果”。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教师报》、《长江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消息、通讯和社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也对事件进行了相关报导。

不仅如此,事件还引起了美苏两大阵营国家的密切关注。苏联《真理报》做了跟踪报导,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朝鲜国家元首金日成,先后秘密下榻湖北访问汉阳一中。路透社记者发布了新闻,十多位美国学生代表,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于9月9日专程赶赴汉阳一中探寻事件真相。

这是什么样射程的子弹在飞?竟然在海内外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升学诉求遭遇“毛式阴阳双谋”

1956年6月30日,由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中央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一度影响了东欧国家, 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事件被苏共军事平息。毛泽东担心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失去的可能性。

1957年4月底,《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号召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大鸣大放。教育系统也动员学生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整风”。

同时,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党魁这一阳一阴的双谋诡计着实让彼时的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1956年全国处于大冒进状态,1956年下半年又实施“反冒进”,教育部门1956年招生冒进,导致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压力很大。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和中专技校,五分之四的高小毕业生升不了初中。

湖北省教育厅于1957年4月10日向全省各中学下发通知表示今年升学率减低,弯转得急,要求学校、教师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回乡生产的决心。跳出“农门”吃皇粮的机会没了,这对无数家庭和学生来说,可不是一个“决心”就能解决的了的。

但是熟悉中共的都知道,这是“维稳”的节奏来了:下放矛盾,解决对矛盾不满的人。

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县第一中学女教师李穗在初三(4)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说了一句“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把”, 提醒学生用功。

让李穗不可逆料的是,学生的最敏感神经被瞬间触动,教育体制内大鸣大放的热乎劲在学生们的胸口还远没有降温。学生们等不及下课,就去找教导副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学生对校领导口径不一的回答表示怀疑,提出要到县上查看文件。

反右”开场第四天 学生上访酿祸根

6月12日下午,学生们情绪有些激动,喊著“我们要求升学”、“消灭城乡招生差距”、“扩大招生比例”等口号走出了校园,有的学生骑自行车到邮电局给县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通报消息,以求呼应。

县教育局和县人民委员会没有明确答复学生要求查看文件的诉求,学生们转而直奔县委会找县长。县兵役局局长自然是一套阶级斗争的说辞来应对学生:“不要被反革命利用了。”

当天,也是人民日报发表反右斗争号令《这是为什么》刚刚过去的第四天。少不更事的学生娃怎能知道大祸就此已经酿下了。

第五天,13日上午,依有数百名学生列队前往县政府,向县长韩茂林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的三点要求。韩茂林“无权决定升学指标”的解释被学生们认为是推卸责任。学生想进一步去省委讨个说法。

汉阳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一边劝阻学生,一边带着部分教师紧跟游行学生做说服工作。史料记载,据韩茂林本人回忆,在韩县长要求下,王建国做工作动员学生回校了,学生并没有过激行为。

但在学生返校路上,因还想找招生文件看,忍不住又进了县委会,当即被几个干部阻拦,双方纠纷不止并发生肢体冲突。一些基层干部调来了几百名工人和农民高喊“保卫县委”口号,挥拳打散了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们分析,在整个事件中,学生的行为一直比较克制,坊间流传学生捆绑殴打县长、推倒县委大院围墙、抢干部档案,应是中共阶级斗争报导手法、以讹传讹的渲染,同时也为中共下一步清算做准备。

一篇题为“1957,升学名额调整引发的反革命集团案”的微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但不排除一些情绪激动的学生乱翻文件、扔石子、辱骂殴打干部等情况发生;同时,一些或自发或受到指示而介入冲突的复员军人、工人、农民等,也可能在与学生对峙的过程中做出过激行为,激化了冲突。”

挑起群众斗群众,中共深谙此道。

定性“小匈牙利事件” 定罪“反革命暴乱”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红色恐怖和红色威权统治下,若想使自己处于红潮运动的上游,“宁左勿右”是亏心但不亏命的选择。

对内,“反右”运动刚刚开幕;对外,“波匈事件”形势逼人。

13日晚,汉中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随即公安机关进驻了学校,15日,孝感专署和汉阳县委组成“汉阳事件”调查组进驻汉阳一中。1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汉阳县发生一次暴动性的中学生闹事事件》将事件定为“反革命利用学生不满情绪”,制造的“一次暴动性的学生闹事”。

汉中县委《关于一中暴乱事件考察工作总结报告》中“编写”道:“县委会、人委会、兵役局、邮电局4个机关被他们捣毁和扰乱了,损坏拿走了电话机2部、自行车4辆、大小办公用品406件、文娱用品58件,捆打机关干部29人、工人11人,张贴涂写反动标语474条,造成严重后果。”

7月2日,新华社又炮制了一份《汉阳县第一中学暴动事件详细情况》的报导。事件很快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在毛党魁的眼里,“鸣放和辩论者中,有人不满足于批评个别弊病,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发起了挑战!特别是武汉发生的规模不小的学生示威游行,竟呼喊出‘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规模小,性质却更加恶劣。匈牙利还没人喊‘欢迎法西斯’‘欢迎霍尔蒂’。”(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

爱眨眼睛竟被枪毙 哺乳期妇女依然被判刑

有“反革命集团”,才有“反革命暴乱”,有集团就有首犯、从犯,有反革命就有总后台。党的方针定了,剩下就好办了,对号入座便是了。

副校长王建国出身富民,有参加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问题,为此调查组将王建国定位为 “反革命集团”首犯。大揭发中,有个学生交代上街游行那会儿,曾向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65岁)讨开水喝,因杨焕尧是“民盟”成员,曾来过汉阳一中发展王建国入“民盟”,因此杨焕尧大限来临。

正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马哲民为“总后台”,这个“集团”就有了份量。工作组运用 “阶级分析”法,“确定”马哲民是事件的“总后台”。

《关于一中暴乱事件考察工作总结报告》中有关王建国的“犯罪行为”“罄竹难书”:“王犯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手段更加反动毒辣,物色拉拢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特嫌分子组成反革命集团,狂妄向党进攻,通过其集团骨干分子、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把持学校的领导大权,以钟毓文、邹振钜等具体掌握语文、数学、理化三个教研组,从各方面排斥打击党的领导,致使学校党支部工作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更为荒唐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宣布对钟隔离禁闭,继而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经过近三个月的“攻坚战”,9月6日,中共召开汉阳三级干部大会,宣布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三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关于三名死刑犯的意见,县法院曾有不同看法,即被贴上“右倾”标签不予采信,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北京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被判处徒刑的师生中,有一位28岁正处于哺乳期的女老师,还有一位年仅16岁的高一同学。

炮制冤案只需三个月 悄悄平反却需三十年

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 “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对此案进行复查。6月28日,湖北省委让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主持复查工作。

9月上旬,复查工作组调查了15个单位、走访了130多人,收到了大量群众材料。经反复认证,复查工作组得出结论:“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1986年元月上旬报中共北京,中共同意彻底平反。

怎么个“彻底”的平反呢?

中共湖北省委1986年1月27日《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通知》中明确指示:“考虑这一冤案是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造成的,对具体办案人员不宜再追究责任。平反工作中,要严防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挑唆煽动,要通过对‘汉阳事件’ 的平反,切实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当前要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现在不登报、广播,在处理好善后工作后,视情况再作适当安排。”

有人总结,这起冤案的制造只需两份文件、三个月,而平反却用去四份文件、三十年和难以计数的上访鸣冤。

结语:中国人心灵的“哭墙”

作家刘富道是当年汉阳中学学生、汉阳事件的亲历人、受害者,他在2012年问世的《汉阳事件》一书的前记“七年的写作让我的灵魂得以安宁”一文中写道:

“我来到土坡上时,看客已经不多了,眼前情景惨不忍睹。地上躺着的是我们年轻的校长、年轻的老师和一位65岁的无辜老人。年轻校长的长裤和鞋,已经被人脱走,双腿双脚赤裸著……杨老头站在台上时,一直不停地哆嗦,如果没有两位警员架著,早瘫倒在地上,这会儿一动不动地躺下了。”

“我不能在这里描述我当时看到的一切,那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我无数次想在头脑中抹去这段记忆,又做不到。上帝在设计人类大脑时,本应该装上一个Delete键,让人们可以随意删除不需要记忆的东西。”

透过纸背,我们触摸到了那备受煎熬的灵魂,几十年来无处话凄凉。《汉阳事件》一书的忠实读者达援朝女士表达,汉阳冤案是中国人心灵的“哭墙”。#

责任编辑:李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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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30 8: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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