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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雨堂主:电影《望乡》的国家理论

《望乡》电影剧照。(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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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02日讯】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热播。据电影界人士回忆,《望乡》当年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效应,甚至超出在日本本土。原因是历经“文革”十年,早已麻木了的炎黄子孙们,将《望乡》视为一部“黄色”电影。许多人正是为了一睹影片中的“黄色”镜头,而踊跃购票“观赏”。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又对电影译制厂引进“黄色”电影,加以指责。此事距今将近40年,《望乡》究竟是否值得重提?我曾连续数日犹豫不决。

我重新审视自己下笔的原则。首先,艺术作品的生命周期,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品质。譬如《金瓶梅》、《红楼梦》等不朽经典,不仅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即便将来仍值得人们研究;而那些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小说,有谁还会为之花费笔墨呢?窃以为,把《望乡》归入电影史上的经典,丝毫不夸张。其次,我谈《忘乡》的视角,归于经济学,除我之外无人偿试过。经济学在解读这部艺术电影时是否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当代经济学早己不再单纯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在我看来,《望乡》的主题,已涉及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作进一步分析)。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对国家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杰出经济学家,先后有道格拉斯.C.诺斯、Y.奥尔森和Y.巴泽尔①。其中,不久前仙逝的诺斯教授,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望乡》的细节很丰富,剧情却不复杂。美丽贤淑的女记者山谷圭子,为调查近现代日本妇女史,来到马来群岛北婆罗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谓“一号——九号番馆(妓院)”的旧址,但旧址早已遭战火焚毁。这里正是20世记初许多日本少女被贩卖到此,随即又被强迫卖淫的场所。这些少女还被强加了一个集体称谓——南洋姐,就连她们死后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战后期日军从南洋撤退时,遭日军战机轰击被毁。

三年前,山谷圭子就已到九洲的天草调查采访,天草与早原曾是日本对外输出南洋姐最多的地方。圭子在一名女画家的陪同下,偶然在天草乡间的小餐馆遇到善良的阿婆。当画家在与阿婆的交谈中,失口说出:“噢!我明白啦,阿婆大概就是南洋姐吧?”,一下便刺到阿婆内心深久的痛处。阿婆低头沉默有顷,便离座而去。圭子紧紧抓住这一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追上阿婆,并靠自己的真诚、聪颖和敬业精神,逐渐嬴得阿婆的信任。这位阿婆正是影片的主角——阿崎婆。

1907年(明治四十年),阿崎还是14岁的美少女。由于贫困,加之父亲去世,母亲又被伯父逼为填房。人贩子太郎召趁人之危,将阿崎骗到南洋北婆罗洲的三打根。彼时三打根系英属殖民地,日本人在三打根开了九家妓院——一号至九号番馆,阿崎在太郎召当老板的八号番馆。

通常认为,日本在1868年形成以推倒德川幕府为目标,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明治维新,1889年起确立立宪制。事实上,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的主张,要想被东亚国家真正接受,非常困难。20世记初,日本国家为取得更多外汇实现富国强兵之梦,对人贩子贩卖少女到南洋强迫卖淫的罪恶,视为无烟产业,并采取了默许甚至是暗中支持的政策。被强迫卖淫的少女,用她们的肉体伴随着心头的滴血换取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流回日本国内,由此使国家获取的外汇量,超出同时期日本在新加坡的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外汇总额。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Y.巴泽尔的话讲,国家是通过向民众强加成本的方法,达到自己国强兵壮的目的。这种由国家向民众强加成本的能力,被巴泽尔定义为国家权力。

影片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一组镜头,是少女阿崎被太郎召暴打威逼后第一次接客。嫖客是一个赤膊的粗壮汉子,皮肤黝黑双目露出凶光,一声不吭地将阿崎扔在床上,就退下自己的裤子,露出臀部和大腿上的刺青,然后就朝阿崎的身上扑下。这个嫖客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直立行走的畜生。当镜头稍作移动,观众可清晰见到这嫖客脑后标志性的辫子——原来是大清子民(读者可点击进入电影网站通过视频查证)。这个性交易几乎与强奸无区别,而帮助嫖客对少女阿崎实施蹂躏与奸淫者,正是国家——日本国。接下来的镜头是阿崎被糟蹋的特写:阿崎的头倒仰在床沿,满脸是惊吓、恐怖、痛苦万分……,黑汉子头颈挂着的钥匙在阿崎的脸上不停地晃动,这实在是文字无法表达的悲惨。当初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真有如同自己亲人遭此灾难的痛楚。

更不可理喻的是,《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又被无数炎黄子孙视为“黄色”电影,人们争先恐后地一睹为快。上海市妇联的领导甚至打电话给译制导演,责问:“你们为什用黄色电影毒害青少年?”号称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炎黄子孙们,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已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由此导演不得不先后5次在原片剪去若干镜头,最终有关部门还邀请巴金、曹禺等文坛老人,在媒体撰文,对《望乡》应如何理解作开蒙式解释。几十年过去了,记不清当初巴金与曹禺在文字里,是否将阿崎遭遇的第一个嫖客,正是炎黄子孙的细节带了一笔。

一部优秀的电影,其主题往往是多元的,同样,《望乡》最值得推敲的,也是她的主题。

剧本原作者山崎朋子认为,《望乡》所要表现的,是上世记初日本妇女鲜为人知的悲痛历史,并借助阿崎婆这一形象更生动地折射出来。事实上这段历史已被国家故意忽略,因此反使《望乡》主题的意义更加突出。山崎的观点,也是人们普遍容易接受的观点。

导演熊井启则认为,《望乡》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战争。日本在20世记发动的战争,第一步是把十几岁的女孩子骗到南洋充当妓女,由此所获得的外汇,成了那些“爱国主义者”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到了昭和年间,随着国家吸足了南洋姐们的血,军事实力开始强大,加上一战中日本成为战胜国,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依靠南洋姐们出卖肉体了。这时的“爱国主义者们”又觉得南洋姐们的无烟产业有碍观瞻、有伤国格;同时也更因为依靠枪杆子的掠夺,比少女卖身创汇的效果更理想。这实际上含有将南洋姐充当日本军队的先谴部队的意味。当二战后期日军遭受盟军攻击后遭到惨败,又将留在南洋的同胞住地疯狂地实施轰炸,包括南洋姐们受尽凌辱的三打根九家妓院,甚至南洋姐们埋葬异乡的墓地也遭毁坏。

他们满以为,国家的罪行由此可以瞒天过海,在将来的史书上也可一笔勾销。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认为《望乡》写的其实是人性的冷漠。看!当初少女阿崎被骗离开家乡,母亲、哥哥悲痛欲绝。昭和六年,身心俱伤的阿崎回到九洲的故乡天草,母亲早已亡故,她所见到的是哥哥的无情。哥哥和嫂嫂依靠阿崎汇回的钱,造了宽敞的住宅并有了洗澡间,却又因阿崎在南洋的“名声不好”,将阿崎视为陌路人。嫂嫂担心用了阿崎寄回的钱造的房子,阿崎会提出分割,哥哥的一句话更令阿崎几乎崩溃:“她敢!这房子我已经登记了,不许她碰一根手指头!”曾经是骨肉至亲的哥哥,早已变成另一吸血鬼,另一名残忍的掠夺者。

伤心欲绝的阿崎,无奈只得重返婆罗洲。亲情的冷酷使她失去最后的精神支柱,她发疯似地狂抛自己用血泪换得的积蓄,然后随另一名南洋姐到哈尔滨寻求生存。阿崎在哈尔滨嫁给一个皮匠,生下儿子永志。谁知二战的战火又烧毁了这个家庭,丈夫也在战火中丧生,阿崎又带着儿子回到日本京都。当把儿子扶养成人后,儿子也开始瞧不起自己的母亲。无处生存的阿崎被儿子送到原先的老家——天草,住在破旧不堪的茅屋里,儿子不愿来看她,媳妇也不愿给她写一封信,任她自生自灭。这就是人性!此时阿崎早已是风烛残年的阿崎婆。

当从东京来的年轻女记者圭子找到阿崎婆,并愿意住在阿崎婆家里的时候,对亲情万分渴望的阿崎婆,早已激动得手足无措。圭子在阿崎婆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善良的阿崎婆不仅将圭子当成自己的儿媳妇,而且把自己早已尘封的惨痛往事,全向圭子倾吐出来。人性的美与丑,在电影里有着鲜明的映衬。临别的时候,圭子给阿崎婆留下纸币以略表一点心意,阿崎婆拒收了圭子的钱,却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希望圭子留下一条洗脸用的毛巾,目的是让她在今后孤独的日子里,每当看到毛巾,便能回想起圭子给她带来温馨与亲情。

阿崎婆从圭子的手里接过毛巾,轻轻地帖在脸上,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她转过身呜咽著哭起来。那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抽泣,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哀鸣,仿佛是将她一辈子忍受的屈辱与惨痛向圭子陈说,在我看其中夹带着对亲情的彻底绝望,令人永远难忘。

我谬以为,阿崎婆悲凉的哀哭,不啻是一种控诉。阿崎婆控诉的是谁?阿崎婆控诉的对象既不是人贩子太郎召、义三郎等人渣,也不是嫖客之类,阿崎婆所控诉的其实是国家——日本国。电影《望乡》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民众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究竟应当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服务?这就涉及到当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国家理论

民众需要国家的理由,最早由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列维坦》(Leuiathan)一书中指出:国家的设立,可以让人们走出丛林法则,免遭相互掠夺之灾。到了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政府论》中,已率先将人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视作国家的管理层——政府的首要责任。国家不过只是一个有资格使用权力或强制力的机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国家概念的神圣化处理——将国家提升为“伦理理念的体现”与“具体自由的体现”——差不多就是酒鬼的梦呓。不幸的是,从19世记起黑格尔关于国家的伦理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被一部分人奉为金科玉律,直至今日。

应当明白,国家家仅仅是工具——为公众服务的工具而非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沿此路径,当代经济学对国家理论作出新的突破者,是道格拉斯‧诺斯。诺斯从国家对产权保护的角度切入,认为国家凭借对“暴力潜能”的垄断,可以低成本地供给产权制度(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也可以低成本地改变或取消产权制度,这就是著名的“国家—产权悖论”。易言之,国家作为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护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也可能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正当权利轻易带来伤害,保括对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剥夺或变相取消。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指出:“国家仅仅在使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成和界定产权。”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少数统治者福利最大化,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国家的名义,甚至不必借助国家的名义,对民众的权利作出伤害。显然,阿崎等一批南洋姐,正是日本国家“暴力潜能”下的牺牲品。

Y.巴泽尔是继诺斯之后,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又一位对国家理论作出重要建树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理论》一书中,巴泽尔将国家权力定义为向他人强加成本的能力。但如果由此进一步推论:一个国家的强大,对外就是向别国强加成本的能力,对内即是对民众强加成本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已被滥用。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O.E.威廉姆森指出:人与人无不处于合约的签订与实施中,但由于签约某一方的机会主义和资讯非对称等原因,对签约的另一方即意味着风险。此时需要合约的协力厂商实施,以保护风险一方的权利不受损害。巴泽尔继诺斯提出国家是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之后,提出国家应当是合约协力厂商实施主体的理论。举例而言,某开发商借助强势,将一个未经你同意的拆房合约强加于你,然后派人欲拆你的住房,此时应当向你提供保护的是谁?是国家!因为国家具有向开发商强加成本的能力,国家又是合约的协力厂商实施的主体。在我看来,只有当国家作为好的制度的供给者和实施者,只有当国家把保卫民众及其一切权利放在首位,才是社会每个成员必须爱国的理由。

在电影《望乡》中,人贩子太郎召,借助阿崎等南洋姐对未来资讯的缺乏,用了300元成本与阿崎等少女签订的合约是一种违法的欺骗性合约,此时应当有国家出面行使合约的第三方实施,才能为阿崎等少女们提供保护。事实上,国家没有提供协力厂商实施的保护,反而为了争取外汇实现富国强兵之梦,默许和助长了人贩子的合约欺骗。这种完全背弃对民众权利保护的国家,这样的富国强兵,对于受到国家伤害、历经无限悲痛的南洋姐们,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还要求南洋姐们高唱“爱国主义”颂歌?比作为原型的阿崎婆略年长的英国哲学家B.罗素说:“爱国主义最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这对上世记的日本国而言,不仅再贴切不过,而且不幸早已言中。

太郎召死后,阿崎等4人被阿菊妈收留。阿菊妈是比阿崎更早流落异乡的南洋姐,也是依据自身经历对“国家”看得更透彻的长辈。阿菊妈在临终前,沉痛叮嘱阿崎等4人:“你们千万别再回日本,你们回国绝没有好结果!”让人感到南洋姐们与自己国家的分离是一种永久断裂,他们不会原谅自己的国家。阿菊妈拿出自己的积蓄,在三打根郊外的密林中为南洋姐们修建了公墓。二战后期,穷凶极恶的日军在撤退前,轰炸了这片密林中的公墓,用意在于将南洋姐们苦难的历史遗迹掩盖掉。当圭子来到这片残存的墓地祭奠时,忽然发现,这些南洋姐们的墓碑,全部背对着日本。这是一组震撼人心的镜头,是对自己国家沉痛的谴责。圭子伤感地含着泪水喃喃自语:“她们背朝日本,长眠地下!……”是的!每个南洋姐,她们对故乡虽有着梦牵魂萦的怀念,这是电影取名为《望乡》的原因;但是她们又绝不会向往被称为“祖国”的国家——日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国家。爱国不能没有理由,这个理由全在于,国家是否成为一个好的制度的供给者与实施者;国家是否成为对民众保护的主要力量。《望乡》的国家理论认为,既然国家对南洋姐们造成的伤害如此深重,甚至死后也不得安宁,难道还要求她们在长眠在地下后,继续作出“爱国主义”的奉献吗?

责任编辑: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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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2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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