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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63)

《共产主义黑皮书》:斯大林死后的大变动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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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8月06日讯】15. 摒弃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国家以多种不同形式对人民进行的高度的非人镇压。

对斯大林的主要合作者来说,斯大林之死所造成的政治问题极其的复杂。这些合作者包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他们必须马上确保体制的连续性,并重新分配责任。无论多么弱势,都必须从他们中间找出一人来主导局势,以平衡他们的集体统治,并顾及他们的一切野心与能力。他们也必须迅速引入一些重大变化;对此,他们有相当大的共识。

将这些不同目标统合起来颇具难度。从斯大林之死,到贝利亚所造成的威胁消除,这一过程极其缓慢而曲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被捕。

对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当天)和7月2日至7日(贝利亚被除掉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现在可得的速记报告有助于解释为何苏联领导人开始了这种“摒弃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后来将其转变为“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这一过程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和1961年10月的二十二大上达到顶峰。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推动力仅仅是一种防御机制──一种求生本能。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多么脆弱。没有人是安全的──被指控为外国情报部门特工的伏罗希洛夫不安全;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职务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不安全;身处安全部门核心、受斯大林本人策划的阴谋所威胁的贝利亚也不安全。由统治集团再往下,自战争以来一直在重组的官僚精英,也担心并最终拒绝了该政权的恐怖主义方面。秘密警察的无所不能,是他们享受稳定职业的最后障碍。正如马丁.玛利亚所说,必须拆除“斯大林建立的供自己私用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斯大林得以确保,无一人能够比他的同事和政治对手走得更远。真正动员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转而反对贝利亚的,不是对必须进行的改革的意见分歧,而是害怕看到另一个独裁者上台。贝利亚似乎是最有权势的人物,因为整个国家安全机构以及内务部都由他任意支配。对所有相关者来说,教训相当明显:镇压机器绝不应再次“逃脱党的控制”而被允许成为单个人的武器,从而威胁到政治寡头统治。

这种变化的第二个和更深层的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到马林科夫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意识到,此时经济和社会改革是最必需的。对经济专门的压制性管理(基于对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的威权控制)、各种形式行为的入罪化,以及正在萎缩的古拉格系统,已经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停滞,使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任何提高。20世纪30年代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愿而实施的经济模式,已经带来上述结果,此时被认为过时了。

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权力斗争本身。它导致政治人物中不断提高赌注。正是赫鲁晓夫,比同事们走得更远,力求缓慢而渐进地去斯大林化,不仅在政界,而且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他这么做的原因,这里无须赘述,只用一句话就足以概括:他能够面对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过去,似乎感到真正的懊悔,是一名熟练的政客和“伟大的民粹主义者”,真正相信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且有意愿回归他所认为的合法的社会主义立场。

拆除镇压机器这一运动的主要步骤是什么?几年内,苏联从一个法律和法外镇压(legal and extralegal re-pression)程度极高的国家变成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在其中,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对恐怖的记忆都是后斯大林主义秩序最有效的保障之一。

斯大林死后不到两周,古拉格系统就被完全重组,并交由司法部管辖。其经济基础设施立即转让给相关各工业部门。这些变更清楚地表明,内务部正在丧失其作为最有权势部门的地位。比这些行政变更更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宣布大规模大赦。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前一天颁布、由其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的一项法令,以下人员被给予特赦:
任何判刑少于5年的人;
任何因撒谎、经济犯罪和滥用权力而被判刑的人;
孕妇和有10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未成年人、55岁以上的男子以及50岁以上的妇女。

此外,这次大赦还规定,将所有其它判刑减半,除了对反革命活动、重偷窃罪、盗匪活动和预谋杀人罪的判刑。

在几周内,约120万名囚犯从古拉格获释,占营地和流放地人口的将近一半。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无足轻重的罪犯,因小偷小摸被判刑,还有更多人是普通公民,依据无数压制性法律之一被判罪;从“离开工作场所”到“违反有关内部护照的法律”,这些法律控制着每个活动领域。这次局部大赦,尤其将政治犯和特殊被放逐者排除在外;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反映出,进行中的变化仍不明朗。1953年春,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也是一个激烈权斗的时期。当时,甚至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似乎也在变成一名“伟大的改革家”。

有哪些考量决定了如此大规模的大赦?据贝利亚传记的作者艾米.奈特(Amy Knight)说,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是应这位内务部长本人的要求而通过的,是一系列政治措施的一部分。这些措施表明,贝利亚思想中出现新的、自由主义方向。贝利亚与其他人一样,参与了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因此也陷入了日益上升的政治风险的漩涡。为了替大赦辩护,贝利亚于3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了一个便条。他在其中解释称,古拉格252万6,402名囚犯中,仅22万1,435人是“特别危险的罪犯”,其中大多数都关在特殊营地。他令人吃惊地承认,很大一部分囚犯并未对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大规模大赦满足了释放过度拥挤、本质上又笨拙的刑罚系统的需要。

管理古拉格的难度愈来愈大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定期提出。这场营地内的危机,在斯大林死前被广泛承认,它使人们对3月27日的大赦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和政治原因引发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宣布大规模但局部的大赦。他们意识到,古拉格过度拥挤,且完全没有效率。

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只要斯大林还活着,就无法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措施。正如史学家墨舍.勒文(Moshe Lewin)曾经很恰当指出的,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一切都被“木乃伊化”了。#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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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0 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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