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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的学者——吴门三大右派

编写:高天韵

“吴门三大右派”浓缩了三位著名学者的悲剧,折射出暴政毁灭民族文化的残酷。(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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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8月07日讯】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在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他们都被打为“右派”,合称“吴门三大右派”。

当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选择了那一片土地,却不料在劫难逃。

吴泽霖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把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博物馆结合在一起的创始人。

吴泽霖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密苏里和俄亥俄州立大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他主攻社会学,还系统地学习了市政学、统计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和美国史等。

1952年,吴泽霖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调至西南民族学院,主持筹建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

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因为右派定额不足规定的比例,硬把吴泽霖补划为右派。吴泽霖因此成为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五大著名右派之一。

1965年,吴泽霖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吴泽霖解除审查后才得知,在他离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

1980年,学者杨心恒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吴泽霖,看到时年73岁的老人住在筒子楼向阴的一间房里,自己用煤油炉做饭。

吴泽霖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评其为“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

吴景超

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1901年出生,15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吴景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1928年,吴景超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

1948年10月下旬,政局更替前夕,胡适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位学者。蒋介石让人捎信,希望吴景超随同撤走南下。胡适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同行至南京。吴景超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胡适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贻琦等人都劝他去美国执教,他一概拒绝。(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去了台湾,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及税制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景超表示,自己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说:“这是一个变迁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给国家一个机会。”

中共建政后,吴景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写作风格大变,有的文章纯属应景之作。他违心地参与了对胡适的文字批判,也曾表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要“痛悔前非”。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社会学专业。1957年,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提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这篇文章受到了许多批判,被指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召开社会学座谈会,20多位社会学家出席,包括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他们认为,这个座谈会是中央宣传部批准召开的,所以畅所欲言,很认真地讨论如何恢复停办5年多的社会学。一个月后,与会者的发言被定性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参与者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

吴景超被逼离开讲坛。他被降级、减薪,被迫进行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参与集体学习,备受折磨。

文革开始后,吴景超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复批斗,他蹲牛棚,还被迫写逼供信。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关于他的死因,也有自杀之说)

吴景超的学术著作,都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著名的《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等。1949年后,他没有一本新著。

大陆学者谢泳说:“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吴文藻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1901年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于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于达特茅斯学院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吴文藻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他转至云南大学任教授,次年于该校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26年吴文藻与冰心结婚照,司徒雷登作司仪。(公有领域)

1951年,吴文藻携妻从日本归国,1953年起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的儿子吴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

冰心回忆说:“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1959年12月,吴文藻的“右派”帽子被摘,但此后只能基本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未能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

吴文藻与弟子费孝通共同搜集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但这些资料在文革期间全部散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吴文藻的家,抄走了许多书籍和物品。红卫兵把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让她站在烈日下。吴文藻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

冰心说:“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

吴文藻的女儿吴青曾向《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些文革遭遇。她说:“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站了10天。”

1969年冬,年届七旬的吴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1970年夏转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1年,中共为了准备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调回了正在下放劳动的吴文藻、冰心、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组织他们翻译和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其它几本历史著作。

结语

“吴门三大右派”,这一名词的背后,浓缩了三位著名学者的悲剧,折射出暴政毁灭民族文化的残酷。“反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十年“文革”将五千年文明的实物和精神遗产摧毁殆尽。在中共掌中,爱国人士、善良百姓的热诚被玩弄,他们的才情幻灭,灵魂扭曲,尊严被践踏,人生凋零。

往事不堪回首,现实惨烈依旧。无数的血泪教训,积淀在历史的隧道,绝非过眼云烟。中共的存在,给无数个体,给社会和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今日,面对无尽乱象和仍在进行的罪恶,任何对中共的幻想都只会延长悲剧,任何粉饰太平的说辞都无法掩盖真相。

参考资料:

阎明、王炳根:《吴文藻一家1951年后的劫难与遭遇》,发表于“于建嵘的东书房”。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文革亲历者讲述文革》,2016年5月17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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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7 5: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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