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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四)下篇

外资撤离,中资外逃所显示的中国经济崩塌就将到来!(Christian Keena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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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23日讯】

(三)在“中共”主导下不能改革

其实,除非共产体制彻底瓦解,否则中国经改的瓶颈难以突破的见解,上文提过的,1988年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十年时,弗利曼就向当年掌经改大旗的总书记赵紫阳明示过了。那是1988年9月19日下午,弗利曼夫妇与赵紫阳在北京谈两个小时,而弗利曼返美后罕见地写给亲友一封十多来没写过的“圣诞信”,就是评述赵紫阳,内容是“对这个带领中国走向较多地依靠市场运作的人,及其智慧,我们有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对经济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决心扩大市场的范围,愿意试验与学习,虚心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而在此同时,他又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话,这是很妙的技巧了。”

准此,赵紫阳在中国早期的经改的确是有成效,但由于他要“维护共产党最高权力”,明显与扩大市场范围扞格,其遭逢改革困境是必然的。如上文所提,全球知名的产权学者张五常,早在1981年就忧心中国若改革步调缓慢,会走向印度的“分类管制”之路(指的是1991年改革前的印度)。于今观之,果然!因为赵虽被软禁,但其渐进式且在维护共党最高权力的经改路线仍被执行,矛盾终于产生,于是“体制性贪腐”及“后发劣势”局面赤裸裸出现,着实令人遗憾!

“六四学运”是中国转型民主的第一次契机

在此值得再重提的是,“六四学生运动”其实是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政治体制的一个转捩契机,可惜赵紫阳迷信“(共党)体制内改革”,不敢像两年之后俄罗斯的叶尔钦一样站在示威学生这一边“登高一呼”让解放军炮口转向,却让坦克辗压学生、血流成河,自己也从此被削权、软禁至死,而中国的民主化终究功亏一篑。

中国第二次迈向自由民主体制的机会出在1999年。当年4月25日,约有一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中南海“上访”,由于这批群众“来无影、去无踪”,而且所用的请愿方式异于一般,他们以宁静祥和的心态,以及对政府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规模的、为了“人权”的请愿活动。

队伍虽然很长,但很安静、非常祥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请愿代表,合理回应了申诉。二十分钟内,学员们就秩序井然的解散返家,现场且清洁干净,没有留下一张纸屑。

“四二五事件”是中国转型民主的第二次契机

这件神奇的事让当时在场的国外媒体如CNN等均指为1989年天安门群众事件后,中国第一次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并一致肯定这场和平的上访活动,且对中国的民主寄予厚望。许多外国政府领导人和观察家们都认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诉和政府回应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后的发展却是令人诧异且深深痛惜和遗憾,因为事件竟然被反转抹黑成“上万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展开铺天盖地的“血腥镇压法轮功”,原本夸下海口以为倾举国资源,在三个月内就可消灭法轮功,没想到迄今已过十九年,法轮功不但传遍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中国境内的修炼者也挺了过来,学员们靠着一股不惧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于邪恶的正信正念力量,促使中共的欺骗与谎言逐一被揭穿、败露。

这两个事件都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机”。第一次的民主契机就在赵紫阳抛不开共产党桎梏下稍纵即逝,换来的是一片腥风血雨。第二次虽在一小撮人的“私念、贪心”的一念之间风云变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机”似乎又被硬生生的扼杀,而中国人的悲惨命运似乎又将再持续。不过,这一次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镇压法轮功十九年来,不但完全失效,而且在《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出炉后,自2004年11月起中国掀起一片“退党、退团、退少先队”的三退热潮,至2018年8月已超过3亿1千3百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显示中国人民已普遍觉醒并呼唤自由民主。如果自由世界能再大力声援,相信中共瓦解就在弹指之间,则中国“民主”可期,如此,中国人民、台湾人民,以至于全球人民的幸福也才是可期的。

对照林毅夫的论点和预期,几乎和 30 年前的赵紫阳类似,梦想在中共最高权力管控下进行改革。如今的中国,不说棘手社会问题已一箩筐,民怨四起,就是高经济成长率这项标杆也已倾颓,近几年的成长率连作为支撑社会稳定的8%都保不住,甚至于能否有5%都有问题了。说实在的,对于地球人来说,中国经济成长率高低如今都是烦恼,因为高成长表示耗用资源更凶,对环境耗竭的地球不啻雪上加霜,若成长率低中国内部社会问题爆炸,失业遍野、暴乱四起的恐怖景象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已,这种“两难的囚犯困境”唯有求助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快速变革,亦即民主中国“早日”来到才是成本最小的化解之道。

(四)“后共”与“晚清”何等类似

由上文所引述的各种研究和观察,得到的结论是:迄今40年的改革开放、放权让利,表面上中国经济曾获得快速成长,但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深重危机,可用“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形容。不说社会问题一箩筐,像黑洞似的深不可测,就是经济层面也是危如垒卵,靠的是全球资金在苦撑。陈破空先生2006年7月13日在《大纪元时报》刊出的〈后共与晚清何其相似〉一文,可作为呼应。

陈破空坚决相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进入后期,因而认为可将当今中国称为“后共”时期。他于是赫然发现,晚清和后共,这两个相距百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

在经济上,19世纪,闭关自守达200年的满清王朝,受到当时来自境外海上贸易的冲击;相对的,1978年底,闭关锁国的中国,也在全球化浪潮下,铁幕开了口。在政治上,晚清面对国内外立宪或共和变革的压力;当今的后共,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求。

陈破空进一步举证晚清与后共的雷同:晚清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的“改革开放”;晚清“祖宗之法不可变”国策,等于后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后共则喊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晚清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与后共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划上等号。晚清的“十里洋场”上海与后共的“经济特区”深圳也可对上;晚清声称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也与后共吹嘘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相对应;而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则因“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

除了这些事件的雷同外,陈破空又举出失败的“八九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而主导“六四”镇压的邓小平就等于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被软禁的赵紫阳等同光绪皇帝,朱镕基也与李鸿章相似;今日劣迹斑斑的“太子党”,正是晚清骄奢淫逸的“八旗子弟”。陈破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晚清被公认为是外来政权,中共也是外来政权,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而成的怪胎,毛泽东和中共批孔孟而崇马列,就是最佳见证。

上引“体制内”的相似,也见诸“体制外”。清廷腐败,但晚清多数留学生仍对其效忠,翻译大师严复就是显例,他留洋回国后,与守旧势力组成“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中共祸国时,也曾有负笈海外的“导弹之父”归国拥护,还伪证“亩产上万斤”为“科学”,如今中国所谓的“海归”学人,有些仍迷信共党,甚至倾所学与独裁者合谋“封锁”网际网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经由古今如此相似的对比,给世人的宝贵启示是:当今中国表面上绚丽的经济表现,实则面临“后发劣势”的重大危机,晚清“洋务运动、船坚炮利”的失败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正烛照今日中共不思体制变革,不转向“自由民主”,正步晚清当年的后尘,而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以及热络的退党、退团运动,正是中共败亡的催化剂,其垂死挣扎的“老大哥”管控和残酷的反人权镇压手段,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被“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报告证实,并于2006年7月6日公布于世后,更曝露无遗,世人是应尽速觉醒一起来唾弃中共了!唯有“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才是中国人、台湾人民、乃至全球住民的一帖救命仙丹,而且时间愈拖,危机愈深重。中国“六四事件”民运领袖王丹,在2016年4月25日发表于《苹果日报》的〈关于中国,给新政府的建言〉一文中,呼吁小英政府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和反对力量,包括海外的民主运动,给予声援和支持,让中国早日进行民主化改造,对台湾的利益与安全最有利。

(五)林毅夫是台湾孩子还是算命师?

回头再看林毅夫及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台大经济系名誉教授、曾担任过经建会(如今的国发会)主委的陈博志,于2015年6月5日在《看》杂志发表〈林毅夫是台湾孩子还是算命师〉这篇文章。他说身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是个争议不少的人物。一个长久存在的争议是林毅夫算不算台湾人,另一个则是林毅夫看好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言论正不正确。而这两个问题也有点相关。

陈教授指出,林毅夫1952年在台湾出生,念大学时为报效国家而从军,1979年才以台湾军人的身份游泳投奔中国,而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仍把林毅夫当叛逃军人追诉。所以从血统、成长过程,以及法制上来看,林毅夫都可算是台湾孩子。

有很多人认为,因为林毅夫是台湾孩子,所以中共要把林毅夫当样板、给林毅夫特别好的机会和官位。也有人认为林毅夫担心台湾孩子的身份会被中共怀疑忠诚度,所以要特别唱旺中国、唱衰台湾。所以大致说来,林毅夫应是台湾孩子没错。不过,林毅夫唱旺中国的言论一直受到不少质疑,有人甚至说林毅夫的说法像是个算命先生,成了经济学界的笑话。

林毅夫掐指一算:中国能连续20年成长8%

林毅夫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连续20年成长8%的潜力。林毅夫的理由是: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而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分别在1951、1967、1975和1977年达到美国的 21%,其后日、新、台、韩都有20年平均8%以上的成长率,所以中国也还可以有20年平均8%的成长率。陈教授认为这样的推论实在太过简化,既未考虑到其他影响因 素,也未考虑到已发生的一些事实,所以才会被戏称为算命师。

从学术的角度,陈授授觉得林毅夫这种方法不是完全不可用,但不能当成唯一的方法或证据。先不谈各国及当时 之国际情势的差异,各时间点的美国人均收入及其21%乃是不同的水准。若用绝对所得水准来看,因为200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已远高于1951到1977各 年,所以同样是美国人均收入的21%,2008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已远高于1951、1967、1975和1977各年日、新、台、韩分别达到的人均收入。 而各国普遍的经验是所得水准达到较高水准时,经济成长率会逐渐下降,因此每人平均所得水准已高于当年的日本等国之中国,是否能像当年各国再有20年8%以 上的成长率,是很值得怀疑的。

林毅夫也知道这种较落后国家可以继续较快速成长的“后发优势”,是来自高低所得国家间的产业技 术差距。但技术差距并不等于每人所得水准的差距。中国2008年时的所得水准虽然和1975年时的台湾所得水准一样只有美国的21%,但2008年中国和美国间可免费学习的技术差距却小于1975时台湾和美国的技术差距。近几年的全球化、资讯化以及大量的国际投资,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开发中国家都能更快应用 到先进国的技术,不像当年台湾和日本那样须慢慢学习。

这现象使中国近三十年有更惊人的发展,但也就是提早用掉很多技术差距,如今中国很多产业的技术已不输台、韩甚至不输日本。而这也表示中国未来可无偿或用山寨方式利用的技术差距已远比当年的台、韩为小,能用技术差距带动的经济成长当然也很可能更小。

再说,各国所面临的国际情势也不同。日、新、台、韩当年面对的是快速开放和成长的国际环境,前面有先进国家可以学习并提高自己的工资及所得,后面却没有多少竞争者在追赶。中国目前面对的却是全世界总需求不足而成长率低落的新平庸时代,主要国家能做的市场 开放已差不多都做了,而印度和东南亚等大量比中国工资更低的国家,则正要快速像这三十年中共抢夺台、日的产业那样抢夺中国的产业。正是前有狭路、后有追兵,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机会已和当年日、新、台、韩不相同,陈教授因而说,林毅夫用各国当年经验中简单的一项就说中国还可以有20年8%的成长,实在不正确。

人口老化、投资浪费、权贵垄断

中国经济成长率唯有下修一途

除了国际情势,陈教授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也和日、新、台、韩很不相同,而使中国更难一样再快速成长。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新、台、韩当年快速经济成长时,劳动力也快速成长;但现在中国却是人口快速老化且劳动力不再快速成长。由于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消费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人口和劳动力成长的低落,必然造成成长率的低落甚至萧条。哈利.邓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2011年出版的The Great Crash Ahead(中译《2012大萧条》),以及2014年出版的The Demographic Cliff(中译《2012~2019经济大悬崖》)中特别强调“人口断裂”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也因此而调降其成长目标,可是林毅夫先生却视而不见。

陈教授也认同,中国经济成长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根本原因是,中国过去多年来的所谓快速成长是靠过量投资和泡沫经济支撑出来的。中国每年固定资本形成毛额占GDP的比率近50%,而台湾在同样发展阶段这比率却不到30%。这表示中国投资远超过其经济成长所必要,很多投资是浪费或提早做的,因此在其经济成长率下降后,投资须下降更多,并因投资需求的减少而使其经济成长率进一步下降。若再加上泡沫经济破灭,就是国际上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成长会重挫的重要原因。

陈教授认为中国有它独特的利基,这就是多年来中共利用其大规模和政治独裁所带来的谈判力量,一直强迫国际 企业甚至外国政府给它较多投资和技术移转的机会,这的确有助于中国过去的快速成长。不过,随着中国和外国技术差距的缩小,这种做法恐怕引起外国更大的不满,而更难再帮助中国成长。中国这种国家独占经济的做法,也因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引起很大而普遍的国内贪腐问题,这也将削弱中国的政治社会安定及经济成长的能力。

中国的大量人口,理论上可让中国有更大的创新能力,并以创新接替以往的低工资成为成长动力。但在权贵资本垄断和思想控制的社会,以及山寨仿冒盛行的产业文化之下,人们的创新能力却无法发挥。陈教授强调,中国必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并且去除大量贪腐、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山寨文化,其大经济规模和大量人口的利益,才可能正常发挥正面的效益。

其实,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中国政府及其中许多高层人士如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人,都已大幅降低对中国未来成长的预期。陈教授猜想,林毅夫大概有身为台湾孩子的悲哀,不得不继续唱多中国。就算不论上述问题而把他当成算命师,他的预言也有很大的问题。算命师重要本事之一是多利用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做预测,譬如看到来算命者的太太肚子微凸,就可大胆地说:“你今年会做爸爸。”中国近年的经济成长率已掉到8%以下,各国普遍的经验是经济成长率都有个长期下降的趋势。日、新、台、韩在连续几年成长率低于8%之后,都无法再回到持续8%以上的成长。林毅夫却漠视中国成长率已掉到8%以下,2016第1和第2季且仅成长6.7%的事实,所以也不算是好的算命师。

用林毅夫的预测方式推算中国政治

大规模民主运动即将到来

陈教授表示,林毅夫前述方法,与其用来预测经济,不如用来预测影响因素较为单纯的政治。做为台湾孩子,林毅夫应该知道台湾在1947年发生政府大量屠杀人民的228事件,二十多年后党外民主运动开始加温,1972年康宁祥当选立法委员、1973年有党外联合阵线参选、1977年选举有4名及21名党外人士分别当选县市长和省议员并发生中坜事件、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台湾民主化运动就呈现势不可挡的趋势。

“六四事件”至今29年,中国现在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台湾。二十多年是大屠杀之后新生而没被吓到的小孩已长大的时间,也是浩劫余生的人恐惧已退,且认为再不努力就没机会平反的时间。算命师也会说那些被屠杀而再投胎转世的人已长大,将要复仇。此外,对照林毅夫所说之台湾和南韩达到美国21%人均所得的年份,几年内台、韩就分别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和光州事件。所以,陈教授认为,中国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时机可能已到来。他呼吁林毅夫应以台湾孩子的经验,奉劝中国赶快民主化,而不是忘掉台湾孩子的出身,竟主张台湾要臣服于中国的极权控制之下。

(六)认清中国经济的真相

经由以上的反复解析,可知中国经济走下坡且已濒临破灭边缘,各国理应有所警戒,但2015年三月下旬,英法德义等欧洲主要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跑第一的竟然是美国最好的盟友英国,而英国财政大臣更在电话中直接拒绝美国财长要求他“三思”之请求,很高兴的宣布英国成为“加入亚投行的第一个主要西方国家”。法德义对英国“偷跑”相当不满,赶紧跟进,导致美国在这场外交战中兵败如山倒。除了外交输赢外,此举是否还意谓着欧洲强国想拓展与中国经贸关系,期盼分得一杯羹?

回顾中国发起亚投行,乃因2010年达成的扩充其投票权的国际货币基金(IMF)改革协议,遭美国国会搁置,表面上是宣称亚投行可能在人权、环保和劳工等问题上达不到国际标准,实际上是不想让中国扩大影响力。美国国会的杯葛,却弄巧成拙,让中国有机会争取权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出访亚洲邻国时,提出筹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代表中国往北,可经由俄罗斯、中亚直达欧洲;“一路”代表中国往东南,可以经过台湾海峡、印度、东非抵达欧洲。

中国2014年开始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该年10月在北京与二十国签署协议,成立亚投行,资本额一千亿美元;年底又设立规模四百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习近平希望藉由“一带一路”战略,为经济发展寻求新动力和出路,并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摆脱美国主导国际政经的现况,实现强国大梦,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金融载具。

对于中国主导亚投行,论者有“一石多鸟”的评价,因为,“一带一路”不仅可把中国淘汰的产能转移到陆上及海上丝路国家,解决中国产能过剩和资金过多问题,也能带动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还能巩固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供应。此外,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不仅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存底,还能拉拢其他国家的资金,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让美国独享国际经济金融的话语权。

“亚投行”的确是中国一石多鸟的“规划”,问题就在这只是画大饼,更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是30多年中共一贯的手法。此种掠夺资源式的发展模式,将使上文详述过的超大量“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怵目惊心后果,鬼城、蚊子馆耗用且掏空资源,而环境污染、地方债、企业债、金融资产大泡沫等等大后遗症更为严重。

其实,中共祭出“亚投行”、大建设这种诱饵,正凸显其经济危机之深重。最明显的就是“经济成长率”萎缩,连官方都在2015年公开宣称降为7%,且将低成长称为“新常态”来掩饰,而日本央行总裁估计仅5%,章家敦在《富比士》撰文指出,根据IMF的公式,中国经济是以接近2.2%甚至是2%的低速增长,上海市长在2015年初已宣布不拼GDP增长。中共当时一连串降息等刺激经济政策都失效,也显示连短暂效果都不见!

中国气数已尽愈来愈明显,如今连一向对中国吹捧的专家都一一反转看法、唱衰中国,大前研一是急先锋,2015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沈大伟)这位亲北京派教授,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预言“中共即将崩溃”,还列举五大理由佐证。他又说习近平极力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执意集大权于一身,结果反而让共产党一步步迈向分崩离析。

看来“中共将崩溃”已成为共识,中共当局正极力挣扎,其在南海的军事武力展现似在掩饰经济的败坏,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祭出就在拉各国陪葬。

当2016年底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揭橥“重建美国”、“重塑中国”、“重振世界”大旗,,重铺1980年代雷根“让美国再伟大”大道,以“反共”、“公平贸易”为中心思想,对中共展开贸易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提高中共进口产品的关税率手段,进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期望“以战止战”,逼迫中共进行改革。到2018年6月,美国经济竟然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成长趋势,而失业率和就业率都创下最佳纪录,美国企业家称为“川普奇迹”。反观中国经济却落入愁云惨雾,经济下滑、物价攀升、投资和工业产值缩水。同时,8月2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公开宣示,取消220亿美元的中共在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核心投资项目,使“一带一路”严重受挫,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都拒绝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

川普更风尘仆仆地奔波,联合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制约中共。而中共内部各派势力蠢蠢欲动,会不会掀起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国政经会不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动,值得密切观察。不论如何,外资撤离,中资外逃所显示的中国经济崩塌就将到来!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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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3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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