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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雪雍:89岁老人说往事 一字一泪斥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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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04日讯】“哐当”一声巨响,我身后的一扇大铁门关上了,我被几个警察领着推著从一条水泥阶梯走下去,走向大连市法院设在地下的看守所。头上幽暗的灯光,把我们的身影照在墙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动。这时,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写地狱的名著《神曲》:地狱的大门上写着一行大字:“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泽东制造的人间地狱,不会再有摆脱厄运的任何希望了。

1957 年夏天,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使中华民族三百万(不止官方公布的55 万)知识精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

我所在的看守所几个大监室都塞满了人,我住的那个监室只二十多平米,塞进了五十多人,大家盘腿坐在三面靠墙的炕上,不准说话和走动,除了听看守所人员训话,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恶”。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萝卜,坐得腿痛,饿得发慌,我闭目沉思,几个月来的遭遇像一幕幕电影在脑中放映:

这年春天,毛泽东的一次次讲话和众多文件,不断号召人民“大鸣大放”,揭露党的工作缺点和错误,说明党整风。一再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诺言,使心怀疑虑的广大知识分子逐渐大胆放言。我作为大连党报《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随市领导到各高校去参加鸣放座谈会,没有空闲参加本单位的鸣放会,只是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聊天发表些意见。

我认为:人大是摆设,不为人民说话;党不民主,不虚心接受各方的正确意见;党不重视知识分子,只重视大老粗;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毛泽东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权前不断宣传民主,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为什么现在变了呢?……

十多天后风云突变,广大知识分子的鸣放意见,被称为是“向党猖狂进攻”,“言者无罪”的诺言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我的这些私下议论立即被人检举揭发,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于是大会斗小会批,日夜不停,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说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而遭撤职,投入打扫厕所和大炼钢铁等劳动,1958 年的夏天,终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学老师,学校当局就逼她检举我的罪行。她不检举,就逼她讲对党不满的意见,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愤而辞职,带着3 个子女逃回南方家乡,从此我便妻离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个多月后,法院人员递给我一张判决书,不容我声辩,判我七年徒刑。这样,我就成为大连第一劳改队的一个囚犯,从事制砖劳动。我们监室三十多个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风中劳动,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弯腰曲背干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时半夜里下雨,警铃一响,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抢盖。如此强劳动,每天只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饥饿。

我们右派对中共以言判罪的恶毒手段无不心怀怨恨,刑事犯也对轻罪重判十分不满。劳改当局为了强令犯人“认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会上鸣放的办法开展“交心运动”,企图“引蛇出洞”,进行打击。每天晚间开“交心会”,大多数犯人早已领教了共产党的阴谋阳谋,都不再上当,只谈饭菜吃不饱,劳动吃不消之类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胆大的人发表不认罪不服法的言论,于是交心会变成批斗会。有一位化学厂工程师对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责“共产党不讲理”,几次批斗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从5 年加到8 年,他还是不服,不断声辩骂“共产党是法西斯”,终于在一次公审大会上把他判处死刑枪决了。还有一位海员,说他过去出差到日本时犯了一点过失,关进日本监狱,顿顿吃大米饭和鱼,还不劳动,如今吃不饱还要干重劳动,指责“共产党不讲人道”,几经批斗,他还是骂,就被绑在医务室的铁床上施用电刑,诬蔑他有精神病……许多事实使我们认清所谓“劳动改造思想”完全是谎话。改造思想只能用说理和辩论方式才会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劳动和恐怖手段对待有不同意见者,这是专制政权的故伎,无非是使人们内心产生恐惧,从而不敢说话和反抗而已。

1959 年夏,劳改队召开大会,宣布一批名单,说要遣送到内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后来才知道,在台湾的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中共担心我们会起来响应,才把我们送到远离海岸的内地去。在上火车的路上,我被劳动累坏的身体,实在拎不动两只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只装满衣服的皮箱扔在路边了。我们1,000 多人被押上用来装运牛猪等牲畜的闷罐车,全车厢只有一扇小窗用来透气透光。第二天到锦州,再转乘大卡车到锦州西面的另一个小煤矿劳改队。

当我们列队进入这个劳改队时,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一片死寂。大家很惊奇,终于在一个监房里发现有20 个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个个说不动话,也没有气力行动,形同僵尸一般。经再三打听,这个原有1,200 人的劳改大队,已饿死1,180 人,就只剩下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这20 个人,后来也在半个月内陆续死去了。这个劳动队的原有统统死光,一个不剩,使这个劳改队在毛泽东的所有专政系统中,创造了虐杀犯人的最高纪录,可与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媲美!这里如此悲惨的情景,给我们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意识到我们也将在这里成为新鬼了。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每月只有12 斤口粮(每天四两),根本吃不饱,却强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们这批新来的人开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频率走向死亡。尸体由身体较好的犯人抬上板车,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喂给狼吃(大概也是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天天去挖坑埋尸吧)。有时尸体扔下后忽然又动起来,好心的难友把他再拉回来,其实这人还能再活几天呢?在这块荒无人烟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丛中,无数尸体难以数计,或仰著或俯著或屈著,惨不忍睹。在“毛泽东红太阳”的照耀下,这里阴风凄凄,白骨闪著刺眼的青光,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恶臭,不时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些拉去不久的尸体,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体残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总之这里悲惨可怖的情景,就像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使人不寒而栗。毛泽东暴政使大量无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发指!

我们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久而久之神经反而麻木了。早晨醒来,可能发现睡在左边的难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发现睡在右边的难友又不动弹了,谁都不知道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冤鬼!落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谁还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难友预感到自己快死了,干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给身体较好的难友换根香烟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监房旁边有两间大房间,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铺盖卷,上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它们都是冤鬼的遗物,等待家属前来认领,可从未见到有人来领,又有谁敢来领呢?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尽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劳改当局完全不需为此担心,因为各地政府源源不断地把犯人输送进来,每天三五个十几个从不间断,就像开足了马力的生产线。我们好奇地问新来的犯人犯什么罪?有的说:“我饿得不行,骂共产党不顾人民死活,就判了5 年”;有的说:“我偷了公社食堂两个窝窝头,判了3 年”;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犯人,他说:“我的父母都饿死了,我在笔记本上写‘我们要起来干,不能等死’,被人检举就进来了。”

据他们说,当时辽宁省创造了名为“群众审判”的所谓“先进经验”——针对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司法部门来不及审判和处理,为了“提高效率”,决定实行新办法:乡镇县各级召开群众大会,要求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当场就把被检举人抓到会场台上,大会主持人简单说明此人“罪行”后,问:“怎么处理?”台下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就喊:判他劳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问:大家同意吗?台下的人三三两两举手就算审判完成,既没有被告和律师的申辩,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不经任何法律程式,一批批犯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劳改事业怎能不兴旺发达?!这正是毛泽东“无法无天”残害无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个例证。

犯人们饿得没有力气干活,劳改队的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劳改当局想出了妙计:号召大家争当“劳动模范”,给予减刑、假释的奖励。有些老实人就拼命地干,甚至放弃休息,结果营养和体力消耗过快,还未评上“劳模”就先去见了阎王。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声中,中共当局认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险分子,于是我们几百个人又被押上闷罐车,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辽宁省北边靠近内蒙的凌源县劳改农场,从事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业劳动。无论在大连、锦州或凌源,我们亲眼目睹到处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天灾的迹象,可是各地农田却千里荒芜,杂草丛生,不见有耕作的农民。大家心里清楚:正是毛泽东一意孤行“高举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才是全国粮荒,饿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话。

为了应付全国人民对饥饿的不满,当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国宣传和推广所谓“粮食增量法”,说只要把粮食放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蒸煮成食物,粮食就会增量,就吃得饱了。这个“先进经验”很快传进我们劳改队,厨房如法炮制,开饭时每人领到一块比平日吃的窝窝头大一倍的玉米面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圆形的窝窝头),吃后确有胀饱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瘪下去了,肚子又饿了,大家这才明白:这哪里是增量,不过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饱吗?共产党不是在骗人吗?这个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杆磨碎后掺进玉米面里做窝窝头。这下窝窝头的体积大了,但玉米杆很难磨得细碎,吃后肠子和肛门被玉米杆刮出血来,疼痛不已。大家气愤地说:“共产党不是把我们当牲畜吗?”

为了自救免于饿死,大家在劳动中千方百计寻觅一切可吃的东西,把各种野菜塞进口袋里,不管有毒无毒,拿回队里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这样人人的肚里长满了蛔虫,多得从鼻孔里、嘴里爬出来,令人见了恶心得作呕。还有多位难友因蛔虫多得把胃肠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间惨剧!有次我大便后发现粪便中有一堆蛔虫在蠕动,用小树枝把它们扒开来一数竟有120 条,而别人都说我肚里的蛔虫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里,我看到一只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质和脂肪啊!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每年只有春节和国庆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几块肉,这只青蛙对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气猛扑上去把它抓住,随即用指甲划破它的肚皮,扔掉肠胃,连心肺一起送进嘴里吃掉,青蛙还在吱吱叫呢!有时发现蜢蚱、蝴蝶等昆虫,也毫不犹豫地捉来带回队里,在厨房火炉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样在挣扎著求活命,我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脑被剥夺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饱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兽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阴谋或阳谋——把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兽民、顺民、愚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专制统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A,全体犯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浮肿病,每天夜里都成了瞎子,走路飘忽无力,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可怖的景象——每天晚上在监房里行动或上厕所,所有的人都向前伸出两只手,以防碰上墙壁或别人,加之两腿乏力,行走时飘浮摇摆,在幽暗的灯光下,宛如一群群幽灵飘来飘去,伸著双手,像在倾诉冤屈,像是要抓个活人作“替死鬼”,如果有外人进来看到这番景象,准会以为进入了地狱或鬼域而惊骇得瘫倒的。这堪称毛泽东时代辉煌成就的一道“风景”吧!

犯人在死亡钱上挣扎,社会上的景况也一样。一天我们在田里干活时,突然一个中年农民闯进我们工地,这人瘦骨嶙峋,面色死灰,走路踉踉跄跄,他问我们:“我能到这里过活吗?”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村里树皮草根早吃光了,快没有活人了。你们虽也挨饿总还有点皇粮吃。我们告诉他:要来还不容易!只要在干部面前骂声害死人的毛泽东,你就一定能进来了。这人后来再没有来,估计已饿死了。

暴政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当时不仅犯人们心怀怨恨,就是共产党员管教干部也多半敢怒不敢言。其实这些管教干部在上层领导眼中,也不过是半犯人,他们或因不满领导,不听指挥,或因工作上的过失,被贬谪到基层劳改队、教养队作为变相的惩罚,只是名义上好听点和比犯人多一点自由而已,所以内心是忿忿不平的。终于有一天,他们的怒火爆发了——

凌源县一个劳改队的几个管教干部,率领一批犯人携带枪支逃了出去,逃进附近深山打游击去了。这可不得了,因为凌源是劳改城,有多个劳改队、教养队集中在这里,有犯人几万,超过了县城的人口总数。如果这个星星之火发展成犯人大暴动,对毛泽东政权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当局立即调来几万军队包围深山搜剿,最后把反叛者捕获,随即召开上万犯人的公审大会,把他们枪决了。这件事使“劳改城”的所有犯人心灵受到震动:勇敢的反叛者们受镇压了,但暴政造成的反叛思想和意志能用暴力镇压住吗?

熬过了七年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九死一生,万幸没成饿殍,1965 年秋我被释放了,先在劳改农场干了几个月农工,后被遣送回江南的家乡。我是自由公民了吗?不,是“二劳改”。——要向派出所经常报告思想和行动,到东到西要经批准,每到节日就和“地富反坏分子”一起集中禁闭,不准“乱说乱动”。为了谋生,我做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拉车运货,当建筑队小工,受尽歧视凌辱。我方明白:我从小监狱进入了大监狱,“右派分子”的恶名烙印在身上,我成了永世的贱民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全家又被强迫“下放”,我和妻子及3 个子女被放逐到附近县城的农村,又使生活雪上加霜。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美称,“解放”前农民生活都过得去,就是贫下中农也很少有挨饿的,饿死人是从未有过的。可是在毛泽东宣称“人民公社好”的时候,这里尽管风调雨顺,全公社却饿死了二百多人。我来这个公社后,就和贫下中农一样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锄地翻土、挑稻挖沟,农忙时节下田插秧,空气和水的温度高达摄氏40 度左右,两腿被水中的蚂蝗咬得血迹斑斑,面孔被成群结队的“蠓狮子”(一种比普通蚊虫更小的蚊虫)叮咬,挥之不去,奇痒难忍。从早晨干到日落,很少休息时间。特别是夏初小麦收割后,一向是农闲时期,农民可休养一二个月,等待种晚稻,但当局为了增产粮食,强迫农民放弃休息,加种一茬“双季稻”,不仅农民在烈日下干得疲累不堪,且因地力消耗过大而肥料不足,亩产量只三四百斤,根本得不偿失。每年从稻麦两茬变成三茬,农民终年辛劳,收获的粮食却大部分被公社“统购统销”搜刮去了,这样就使劳动工资降为每天8 分钱,所有农民全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除了卖掉饲养的猪鸡有点收入,平日连买油盐酱醋的零钱都没有。加之口粮不够吃,家家都在挨饿,不得不借钱或卖掉和当掉财物,到山区去买粗劣的杂粮(如山芋干)来填饱肚子。所以我在那里,贫下中农并不因我是右派分子而对我歧视或疏远,相反还对我表示亲近。他们知道,大家同受欺压剥削,都没有选择种什么作物的自由、经营谋生的自由、休息的自由,甚至没有逃荒求生存的自由。我们等于被手铐脚镣锁在这块土地上,被强迫干繁重的劳动,被强迫挨饿受苦,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的农奴啊!人民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比西藏农奴制更黑暗更残暴,它还迫使四千万农民死于饥饿。

我在生产队什么活都干,由于长年累月的困苦加速了身体衰老,后来我干不动重活了,生产队派我专职管一头牛,于是我天天牵着牛到处溜达,让它吃草,让它下河喝水洗澡,再清扫牛舍。我预料我将当“放牛翁”直到老死了,想不到1978 年传来好消息:我得到“改正”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结束了十多年农奴生涯,在家乡一家地方党报恢复了工作。我的妻子因在鸣放中不堪逼供,辞职回家失掉组织关系,只能当代课老师,作为右派家属的她,为我受尽凌辱打击,精神刺激太大,使其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就在我“改正”不久去世了。她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的暴政迫害死的。

回想漫长的22 年中我和全家老小经历的苦难,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至今午夜仍不时为恶梦惊醒,思之心酸。这段历史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史,也是几百万右派分子和几千万家属的苦难史,更是全民族的苦难史。现在当政者中有些人想方设法隐瞒和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护罪行累累的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传下的专制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违反人民意愿的。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目的在于告诉后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毛泽东统治中国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希望大家不要受谎言的蒙蔽,要牢记历史,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要努力推进民主宪政,维护人权,实行言论和新闻出版等自由,不能再让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专制制度(如以言定罪)继续施虐,再贻子孙以无穷的祸害。

感怀往事,心潮难平,爰作小诗,以抒衷曲:

响应号召成右派,百万精英陷牢笼;
阳谋阴谋胜秦嬴,翻云覆雨凭哄蒙。
廿载劳役险成鬼,饿殍遍野泣哀鸿;
士林黎庶同遭难,斑斑血泪应记诵!

--转自:往事微痕     #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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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4 3: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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