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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困扰留美中国学生的阴影

2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国(共)的大规模间谍活动,无论是教授、科学家还是学生,都在美国各地运行,不只是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图为美国大学校园资料图。(蔡溶/大纪元)

【大纪元2018年09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编译报导)致力于中国和东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Peter Zhang日前在英文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以及对党和国的界线区分模糊的现象。

以下是Peter Zhang所发表文章的翻译稿。

最近一些媒体在炒作说,川普(特朗普)总统指称几乎每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尽管他在说的时候没有明确点名这个国家的名字。

2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国(共)的大规模间谍活动,无论是教授、科学家还是学生,都在美国各地运行,不只是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我认为学术界对此的天真程度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它们(中共)正在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备受我们尊重的,非常开放的研究与开发环境。但它们正在利用它。” 雷说。

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大约有35万人,占全部外国留学生的35%。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Michael Wessel)认为,北京正在招募他们中的一些人来确保获得技术知识。

诸如前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博士生刘若鹏将敏感技术传递到中国的事例并不少见。尽管新闻媒体常常没有将其报导得像俄罗斯间谍案那样的轰动。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内幕

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CSSA)几乎存在于所有注册中国学生的美国大学。他们受到当地中共领事馆的影响,并且经常受其资助。

CSSA不是一般的学生俱乐部,相反,他们帮助监督中国学生,执行一系列中共政府的任务,比如在校园内骚扰所谓的“反华”演讲者;欢迎来访的中共领导人,风雨无阻地站在他们的酒店外面。

2015年,当中共国家领导人访问华盛顿时,中共大使馆利用微信和一些CSSA联系,动员了大约700名附近大学的中国学生参加迎接活动。参加者挥舞著红旗欢迎共产党领导人,每位学生之后得到一些辛苦费。有些学生甚至是从相对较远的地方,比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乘坐几个小时的大巴参加活动的。

还有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2002年时任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冰岛进行国事访问时,在欧洲的数百名中国学生被动员飞到冰岛迎接。冰岛当局屈服于江泽民的压力,在接待江泽民期间,冰岛根据北京提供的一份黑名单,拒绝已经到达冰岛雷克雅未克-凯夫拉维克机场的数百名法轮功和西藏抗议人士入境。

似乎中共觉得光有CSSA还不够,中共现在已经公开在美国大学校园建立其分支机构。

在接受《外交政策》采访时,一位伊利诺伊大学成立的中共党支部学生成员说:“在我们回到中国后,我们必须与我们的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面谈,讲述我们自己在国外的表现以及其他人的表现……我们不得不谈论是否其他学生有一些反党思想。”

诸如此类的中共党支部在加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北达科他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都有运作。

在一个欧威尔式(Orwellian)社会中,学生互相监视的“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学生们也被鼓励举报他们的教授。

由于学生的举报,厦门大学71岁的尤盛东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以及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都成为了近期的受害者,他们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了政治上的不正确评论而被停止教学。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

我曾经问过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是一位忠诚的基督徒,“你为什么要响应CSSA的呼吁去迎接来访的中共领导人,而你在中国的地下教会的兄弟姊妹正在四处躲藏,正在被这个无神论的共产政权迫害?如果你要是去代表他们进行抗议,这我倒可以理解。”

他显然不知所措,在是否应该履行其“爱国”义务或捍卫自己的个人信仰之间挣扎。 由于中共数十年的系统宣传,将国家与党等同起来,他已很难区分中国与中共之间的界限。

很可能有一些活跃的CSSA成员,其父母或祖父母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曾有一段艰难痛苦的经历,但中共似乎已经成功地说服这些学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普遍口号。

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精神科医生杨景端是首位能够解释中国人多年来所遭受内部冲突的中国医生。2006年5月,杨医生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为众多的与会者发表演讲,他以中国著名作家丁玲为例,来说明全中国人是如何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在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起银行抢劫案后流传出来的词汇,常被用来描述受害者对其施虐者所经历的矛盾情感。

丁玲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勉强幸存了下来,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右派平反后,她还大力为共产党的“反右运动”做辩护。当然,丁玲并不是个例,因为一个靠恐惧和精神控制而维持的欧威尔式社会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具有这种扭曲思维的个体。

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的中共领导们可能没有人曾经听说过斯金纳(B.F. Skinner),但似乎他们已经精通了斯金纳的行为修正模式,甚至比西方许多咨询家掌握得都更好。

斯金纳的模式被称为操作性条件反射,这一理论是基于行为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来塑造的前提。通过多次实验,斯金纳发现这种刺激,特别是奖励或惩罚,最有可能影响在良好控制环境中的个体的行为。很少有政权比中共更好地隔离他们的公民,以便更好地操纵和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长期受害者通常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被扭曲或者他们已经成为受害者。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没有接受过客观事实的教育,而是被灌输了中共政府希望他们相信的思想。这对中国人民以及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这并不是说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操纵,但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个成功的西方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其公民的积极参与,而共产主义政权的成功依靠的是其民众的被动依附,其只有通过不懈地宣传和对所有媒体的严厉控制才能实现,包括为6亿互联网用户提供与世隔绝的内联网。

因此,对被大规模威权体制挟持的全体中国人来说,治疗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创建一个自由社会。

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多年共产主义教育思想控制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最艰钜的任务之一,特别是那些真正有机会在自由社会中转变自己的海外学生。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写到:“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美国大学可能会发现投资资源去学习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思想控制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而不是专门向海外中国留学生提供科学和技术知识。有关这些主题的研讨会可以帮助学生们克服他们所遭受的持续而阴险的宣传所带来的创伤性影响。这样他们就能够感觉到足够安全地去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如果我们要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和平和值得信赖的国家,培养一个健康的头脑也许是一个好的起点。#

责任编辑: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