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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和罗默

2018年10月8日揭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者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两位美国经济学者。(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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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1月28日讯】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18年10月8日揭晓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者是两位美国经济学者。一位是当年77岁的耶鲁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另一位是63岁的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两位得奖人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能够解决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问题的模型,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永续成长以及人类福祉。评委会指出,他们不仅创造了分析模式、促进经济成长,也对抗了气候变迁,他们把总体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他们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委员会表示,尽管他们并未提供确切答案,但两人的研究成果为人类迈开大步,对于如何能实现全球经济永续成长的问题,提供了更接近解答的答案。

两位获奖者相对前几届得主较为人知,也是早就被列在得奖获选人的行列中,可说没有意外。他俩的学术成就及贡献究竟如何?得奖的意涵又是如何?我们就从他俩的生平谈起。

诺德豪斯简影

诺德豪斯在1941年5月31日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的一个德裔犹太家庭,分别于1963年和197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他也在196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梭罗(Robert Solow)。

从1967年开始,诺德豪斯就在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系和森林暨环境研究学院任教。1986到1988年曾任教务长,1992到1993年担任财务和行政副总裁。自1972年以来,诺德豪斯一直都是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成员。1977到1979年,诺德豪斯担任卡特政府的经济顾问。2014到2015年间,也曾担任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主席。

诺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经济学,他著作和编辑了20多本书,但较被知晓的却是和已故的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 1915-2009)合著,畅销全球的《经济学》(Economics)这本教科书。该书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至少17种语言,而诺德豪斯是在后期才参与合撰的。

专研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

诺德豪斯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他在1970年代初开始研究环境问题,从那时起一直尝试计算全球暖化的经济成本,建构了综合经济和科技的电脑模型。他开发了“DICE(持久、整合、使命与努力)模型”及“RICE(气候与经济区域性整合)模型”,评估经济、能源耗用与气候变迁之间的交互作用。他严肃地主张,气候变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冲击。

诺德豪斯在此一领域的著作甚丰,先后撰写和编篡20多本著作,最著名的是《管理全球公地:气候变迁经济学》(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1994)。他与经济学者鲍伊尔(Joseph Boyer)合著《世界正在暖化:全球暖化经济模型》(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 2000);最近的著作是《气候赌场:暖化世界下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The 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 2013)。

他在《回应气候变迁经济学》(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1993)书中指出,“人类透过多层次的干预行为,像掷骰子一样跟自然环境赌运气:对大气注入温室气体,或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并以砍伐森林的作法严重改变地貌,将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破坏殆尽,并累积大量足以毁灭人类的核子武器”。

根据他所开发的气候变迁模型得出,生态系统对降雨、水流或气温等气候变迁因素最为敏感;农业、森林、户外娱乐及海边活动等都在模型中。

诺德豪斯在2016年12月发表的研讨论文中,采用最新的DICE模型,论证世人若不采取大规模的气候变迁政策,下个世纪气候可能迅速变迁;即使短期内就实施重大政策,也非常难以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中所订的“全球共识”:“摄氏两度目标”。由于碳价政策实施进度落后,未来碳价必须再提高。

台湾环境与资源经济的知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萧代基,曾于1994年与诺德豪斯及另位耶鲁大学教授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AER)发表论文,以崭新的社会实验方法,评估全球暖化对农业的冲击,当时也引起热烈回响。

诺德豪斯是以经济学分析气候变迁问题的开创者,将环境污染及天然资源稀少性纳入总体经济模型中,其研究对于社会发展、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或可使人类避免沦于经济、环境“双输”的窘境。不过,他引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表示,“对于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希望渺茫,只能设法减缓。”

涉足“经济福利指标”

诺德豪斯和已故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丙(James Tobin, 1918-2002,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72年合写了〈非要成长不可?〉(Is Growth Obsolete?),这篇文章提出经济福利指标(MEW),目的是为了因应环保人士艾利希(Paul Ralph Ehrich,史丹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在生物地理学领域亦有卓越贡献。)提出的知识挑战。

他们用三种方式调整GNP(不是GDP):一是把所有支出分为消费、投资和中间财三类;二是纳入休闲和家务工作的价值,也纳入消费者在资本财上投资的好处;三是为他们所说的“都市化的不便性”进行修正。

他们的计算显示,二次大战后的岁月里,美国的经济福利指标成长速度略低于GNP成长率。不过,他们的结论是,GNP这个指标够好。他们说:“成长过时了吗?我们不以为然。虽然GNP和其他国民所得累计数字不是福利的完美指标,但是在为这些统计最明显的缺陷修正后,这些数字所传达的长期进步大势仍然不变。”这个结论没有取信环保人士,有人继续努力发展其他衡量福利的替代指标。

保罗.罗默简影

罗默在1955年11月6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父亲罗伊.罗默(Roy Romer)是前科罗拉多州长,他有四个兄弟和二个姐妹,兄弟中的克里斯(Chris Romer)是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

1977年罗默获芝加哥大学(芝大)数学学士,1978年得到芝大经济学硕士,1983年再获芝大经济学博士,其间也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研究所。罗默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具外部性、递增报酬和无限成长的动态竞争均衡”(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external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unbounded growth),指导教授是向克曼(Jose Scheinkman)和卢卡斯(R. E. Lucas Jr.,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默原本攻读数学和物理,本想转至法学院就读,但大四时修了管制经济学理论大师佩尔斯曼(Sam Peltzman)的经济学课程,开启对经济学的热爱。他曾说,若非当年修了佩尔斯曼的那堂课,他应该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他说:“佩尔斯曼的经济学展现了如何用简单的需求曲线、无异曲线,可以解释人类世界的复杂概念,让我深深着迷。”不过,罗默认为影响他最深的却是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和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梭罗(Robert Solow),而这两位名家都是成长理论的先驱者。

罗默专攻研究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由而带动经济成长,曾在2016年到2018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在1977年被《时代》杂志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他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史丹福大学任教。

罗默在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在经济成长领域。在他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建立的数学模型,阐明科技进步是人们有意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他之后又于1986及1990年分别发表论文,开创“内生成长”理论。

罗默备受称颂的名言是“浪费掉危机(的教训)是件可怕的事 ”(A crisi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促使许多经济学者及投资专家都从金融海啸中寻求教训。他近年的贡献是致力于复制“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作为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引擎。他主张低度开发国家若能有更好的法规及体制,便能建立一条不同且更佳的成长轨道。

罗默认为,经济学需要大量应用物理和数学,而这也是经济学吸引他的原因之一。1977年罗默从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毕业,继续攻读一年的经济学硕士,之后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就读,罗默也从那时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1982年他再度回到芝加哥大学就读,并在隔年拿到博士学位。虽然罗默最后选择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取得博士学位,但过去在麻省理工学院、皇后大学的求学经验,也给了他许多的滋养,他在皇后大学时与学校老师有许多讨论互动,让他对经济学的认识快速增长。

罗默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有些国家富有?影响国家经济成长的因素为何?是否有一套模型能解释影响国家经济成长的因素?这些都是经济学家试图解开的问题,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经济成长的动力究竟何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发现技术的进步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从而解决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因此开始将技术纳入经济成长模型中。

然而,当时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成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成长就会停止的结论,也就是“新古典成长理论”。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形成了“内生成长”的讨论。支持内生成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学者认为,经济长期成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换言之,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成长率是正的结论。

罗默获奖的最主要论文是1990年10月刊在著名的主流经济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篇名叫〈内生的科技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篇文章是“经济成长理论”的一个分水岭,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现代经济成长理论沿革

大致上,自从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以“投资双重性”为基础,得出有名的“哈罗德─多玛成长模型”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计划即以该模型为蓝本作推估,但因其具“剃刀边缘”的不稳定特性,一旦离开均衡,即难回到充分就业的成长均衡。为了改进此种不稳定性,学者们乃分头进行研究,其中,最成功者乃推梭罗(R. M.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1956年发表了〈对经济成长理论的一项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这篇重要论文。他将生产函数型态由梁铁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为资本、劳动之间可以任意替代的生产函数,以获致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成长,从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即广为学界所引用。

梭罗的“新古典成长模型”有三个基本的假定:一为人口成长系外在因素决定的,经济与人口变动之间没有交互影响;二为生产函数呈现固定规模报酬;三为投资等于储蓄,前者为资本存量的增加额,后者则为总产出的某一固定比例。就在这三个假定下,梭罗推导得出:某一经济社会能够达到,在某一资本劳动比例之下的长期静止不动之每人所得,此时,社会呈现充分就业,所得增加率等于人口增加率,也等于资本增长率。

这个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1984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 Kuznets, 1901-1985,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之研究都有违,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关于第一点缺失,梭罗加进“外生的”技术变动来解释,他将技术进步视为“余数”,因而得到有名的“技术进步梭罗会计估计法”。迄今,这种测量法仍广为学者所用。但因此法需要用到难以得到公认的资本存量资料,而有其他测量法的出现。其中,已故的邢慕寰院士也曾自创一种不用资本的估计方法,但仍有争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沈寂十年再抬头的成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成长理论存有重大缺陷,到1970迄1980年代初期,就不获经济学家青睐。但是,就在1980年代末期,情况却有变化,数位当代顶尖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它重提,并再改造成长理论。最值得注意者当推卢卡斯(R. E. Lucas Jr.,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贝克(G. S. Becker, 1930-2014,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教授。两者都针对上述梭罗成长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富国、穷国之间,无论在个人所得的绝对值或成长率上均有所差异”,试图提出新的解释方式。

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资本的加入找出一个模型─一个可以放在电脑里跑的明显动态体系─以机械化的运作架构来反映此等事实。后者则再引进马尔萨斯(T. Malthus, 1766-1834)的经济动态模型,将人口成长视为内生变数,结合梭罗的模型,重新再出发。迄1980年代末,两人皆各有可观的进展。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在1986年4月和1987年3月到台湾访问时,作过公开演讲。

经济成长理论在沈寂十多年之后,在1980年代末再重现曙光,而1987年梭罗这位现代成长理论先驱者的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成长理论又再重领学术风骚的证明。不过,此时真正的主角既非梭罗,也不是贝克或卢卡斯,而是罗默。

知识经济学崛起

上文提过,罗默出身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受过卢卡斯的熏陶指导,但他的理论与芝加哥学派却有扞格,特别在“政府干预”这个关键点,这点也是所谓的“淡水学派”(主张政府不应干预)和“盐水学派”(主张干预)最主要的差异。自1930年代凯因斯理论兴起,从此以后“政府精密调节经济”就广受欢迎并被认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所得政策、产业政策等纷纷出笼。

“市场失灵”的理论是政府能堂而皇之进行干预之基础,尤其是所谓的“Public Goods”(一般书本都称为“公共财”,其实是错误的译法,而英文名字也非常的不妥,因为这种财货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但“公共”或“Public”的意义却是大家共有的物品,与“私有”相对应,这是“产权”的课题。而且不论是私有或是公有财,都可能有着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不过,大家不妨想一想,实际社会里真的有同时拥有这两种特色的物品吗?即便是“国防”,也可能利用驱逐出境予以排除呢!因而严格的说只能找到“近似”具此两种特质的财货而已),更被认为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因其一旦制造出来,广大的其他使用者就不必支付成本而享用,且不会减损他人的好处。

罗默的“内生技术”之理论基础就是“ 知识具共享性”。对于人力和科技资源所发挥出的创意、创新,必须有政府在教育、训练和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于是原本似乎永远也无法与央行总裁、财政部长,甚至贸易谈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学部门主管与教育部长,由于科技、训练,以及教育政策将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视为政府必要与合法的责任,其重要性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善加执行这些政策的难度甚至更高,所以这两个部会首长的地位乃水涨船高,特别在知识经济兴起,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的21世纪,将更为明显。

2018年11月21日,罗默获奖后又在《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东方版上发表短评,再次强调“政府在支持科学和创新(science and innovation)上可以做得更多”。

稀少性和生产要素产生破天荒变革

在经济理论上,“内生技术变革”所表达的是“报酬递增”或“生产力向上”的情况,而垄断性竞争市场也取代完全竞争市场,于是“稀少性”这种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假设将被“富足性”取代,而过去二百多年来经济分析的土地、资本、劳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东西”取而代之。为了明确表明此种变革,就必须以高深数理模式来呈现,经济学数理化的境界乃更见提升。

我们知道,经济学之所以在1968年被瑞典中央银行出资列在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行列,系因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数理化”程度最深,且可用计量方法来实证。这条数理化之路始自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迄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才备妥工具而发扬光大,而他的新方式写作之《经济学》畅销书更将此工具发挥的淋漓尽致,而经济体系可用数理模式表明,政府可用政策“精密调节”(fine-turning)经济景气,乃至提高经济成长,而开发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也可依样画葫芦,或许贫富间差异得以缩小,贫穷得以消除,乃至世界大同可以达成!

罗默在那篇1990年的论文中,建构了三个经济部门:(1)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2)研发部门、(3)生产中间财的部门。罗默指出,要让经济体的维持持续成长,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

罗默建立的“内生经济成长”模型,将知识完整纳入经济和技术体系内,使其做为经济成长的内生变数。罗默提出了四要素成长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罗默的理论纠正了新古典经济成长模型的局限性,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成长。1992年他在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年会中,进一步将上述思想运用到开发中国家研究。他假设,投入更多的创意和知识,将直接影响到一国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

罗默在1990年证明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经济不断成长,奠定了经济学的“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

罗默的这篇1990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被大卫‧华许(David Warsh)这位记者兼经济学家,在2006年写成的《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这本书作为主角,讲述成长理论和经济学演化的故事。

返还亚当‧史密斯的世界

该书不但精彩讲述当代经济学的演进,作者更点出了重要的意涵。不过,正如作者在该书最后一段所指出的“经济学让人兴奋的盛况目前已达颠峰。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横亘面前,比国家财富更‘深层’的秘密还有待发现,也就是亚当‧史密斯称之为道德情操的天赋—关于人性,也是我们宣称的人道。”毕竟罗默所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学,系基于高科技的带动,由而创新的日新月异让报酬似乎递增,人类也好似愈来愈富足。

可是,不说全球“赤贫”还消除不了,连先进国家中都出现明显M型社会,中产所得阶层流向低层者众,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动连绵不绝且愈来愈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后遗症。

人啊!何不勇敢承认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财货之富足却以摧毁无形的心灵做为代价,又让地球资源快速耗竭。

那么,不是如该书作者大卫‧华许所说的,应该是到了唤回当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感)”或“伦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时候了吗?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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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8 11: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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