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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兆和: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消灭哲学(一)

——哲学本质及共产主义反哲学本质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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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10月26日讯】共产主义要消灭哲学,这恐怕是许多人都不曾想到的,但这却是真实存在的。本文旨在探讨哲学本质共产主义反哲学本质,以期说明哲学何以是一门具有理性根基与神学底蕴的学科,而共产主义又何以要消灭哲学。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正。

一、哲学的神性起源

一个事物的起源或历史渊源,是其本质的天然体现和绝好证明。哲学在起源上充满神性,这充分表明哲学是神传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中西哲学在起源上都具有神性,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一)西方哲学起源于对神的智慧的追求

西方哲学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开端的。在古希腊,哲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神话,哲学观念最初是在神话或宗教观念中形成的。古希腊神话是产生古希腊哲学的温床,古希腊早期哲学(“自然哲学”)受到古希腊神话的重要影响,那时的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或对宇宙、灵魂起源的探索,都具有与神话或宗教的历史联系。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7年)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就体现出古代神话把海神视为世界创始者而万物皆由水产生的观念。泰勒斯认为万物充满神或神灵,万物都具有灵魂,这显然是一种古老的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观念。

后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都承认神的存在,认为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一位先知、觉者,他的思想特征是受神的启示而传达神的旨意并预言未来,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哲学的直接起源就是苏格拉底阐释的“爱智慧”观念。

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在神庙中抽到神签,显示“苏格拉底是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看到神签后说道:“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神谕只是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微不足道,没有价值,在我看来,神不是真的说我有智慧,而只是用我的名字做例子,仿佛对我们说:人们中最智慧的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到在智慧方面实际上是不足道的”。苏格拉底接着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但‘爱智’这个词倒适合于人”,“‘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见柏拉图《斐多篇》)

“爱智”,古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亦即“Philosophia”,原意是“爱智慧”(“Philo”是“爱”,“Sophia”是“智慧”)。这样,就出现了“爱智”一词,这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形态,英语Philosophy( “哲学”)一词就来源于此。

在中国,本无“哲学”一词,只有“哲”一字,“哲,智也。”(《尔雅》)后来,Philosophy一词在被译为日文时,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就借用汉语“哲”字,再加上一个“学”字,将其译为“哲学”。1887年我国清末学者、驻日首批外交官黄遵献(1848—1905)将“哲学”一词引入中国。这表明,在西方,哲学的起源和本意不是“智慧”本身,而是“爱智慧”,是人对神的智慧的追求。

(二)中国哲学起源于对道的境界的探求

从历史资料看,中国哲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萌芽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以及西周末年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二者都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或辩证法思想,但都缺乏直接的或深入的哲学思辨。

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直接起源还是在老子道家学说那里。老子相传是春秋时楚国人,实际上也是一位先知、觉者,相传孔子曾向老子问道,后来老子留下《道德经》(即《老子》)一书而出函谷关退隐。老子提出并论证“道”的思想,可称“道论”,这应是中国哲学的直接起源。老子学说包含着后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道”“器”关系、“道”“德”关系或“有形”“无形”等关系、“道”即阴阳即“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以及“道”分“天道”“人道”而天道和人道统一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在西方,哲学主要是作为一门严格的探讨事物本质的理性思维的学科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哲学则主要是作为一门探讨人和世界关系以及人生境界、意义的学说发展起来的。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的特有形态,“闻道”“悟道”“修道”也历来是中国哲学或学术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境界,即“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论语 里仁》)正是老子学说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为中国哲学开辟出一条大道,道家也和儒家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干。

中西哲学及印度哲学等都有几千年的承传过程,都是神传文化的重要形式。相反,起源于撒旦教的共产主义反神、排神,它由“恨”及底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以无神论、进化论等反传统的变异观念为基础来破坏人类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类,因此,共产主义也必然要消灭哲学这一神传文化的重要形式。

二、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高度理性思维的学科

“理性是世界的灵魂”(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第80页),也是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本质或任务正在于以理性为基础推使现实趋向理性,从而实现理性和现实的统一。哲学是一门高度理性思维的学科,在起源、本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而共产主义则是宇宙中一个反理性、反神性的败物,它和哲学的理性本质格格不入,应该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之所以要消灭哲学的根源。

人类传统文化,本是一个多种文化形式协调发展的统一系统。其中,道德起基础作用,理性起主导作用,宗教则起到精神信仰的导引作用。所谓“理性”(reason),广义上是指人的一种以理智指导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与属性,与“理智”同义,人失去理性也就失去理智而堕入魔性;狭义上,“理性”是指人的一种运用逻辑规则从事理智思维的能力,是高于“感性”“知性”的一种认识形式。

“感性”或“感性认识”(perception)具有直观性、经验性,如说“太阳光照在石头上”就属感性认识;“知性”(understanding)则带有一定综合性、概括性,是一种初步综合感性直观材料的能力,如说“太阳光照在石头上是石头变热的原因”就属知性认识,它已包含因果范畴。但知性也还是一种“对象性认识”,还缺乏抽象思维。只有理性认识才是超验的抽象思维,才是“非对象性认识”,即一种超越直观的纯概念式认识。比如,对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现实和可能、有限和无限等范畴的认识就属于理性认识,就具有“非对象性”特征。

“理性”或“理性思维”是哲学研究的根本特征,而哲学也就借助理性突破了感性、知性或实证科学的局限,超越了人的一切基于自然本能的欲望或物质利益上利害得失的考量而直通形上探索领域。从本质上说,人是超越自然存在物的理性存在物,人的智慧、品德、思想、行为乃至人性都首先依赖于理性,理性实为人类生活的前提、基础和本质,也实为人类文化的一块基石。

依照法轮大法法理,“人类社会不是神的社会,它是一个善恶同在的社会。……你理性的时候,表现的很善良的时候,你就是佛性,就是善。人在不理智的时候,冲动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甚至于失去理性的时候,那就是魔性,只不过是表现的成度不同而已。”(李洪志:《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

深刻的法理告诉我们,人的理性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善性、佛性,而失去理性也就必然堕入魔性,人就会变异为魔性大发或兽性十足的非人。可以说,人类文明是以道德为基础、以理性为主导、以信仰为支柱的,理性、道德和信仰互相包含、互相依托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神传文化主体。哲学是启迪人的理性的,是热爱和追求神的智慧的学术,神把理性、智慧赋予人类,人类才成为万物之灵。哲学在维护道德、信仰等方面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苏格拉底、老子、孔子以及释迦摩尼、耶稣等先知、圣哲也被视为道德的楷模或信仰的象征。

哲学是一门高度理性思维或理性化的学科,对哲学的这一本质,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哲学是一种超验的研究方式

所谓“形而上学”是指研究抽象的超感官、超经验对象问题的学问,实际上也就是指哲学。在我国,“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先秦已经出现。老子把“道”视为无形的不可言说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二十一章),说明“道”具有“形而上”的即无形的性质。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易传》进一步发挥老子思想,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意思是说,有形之上的无形的东西属于“形而上”即“道”的领域,有形之下或有形的东西属于“形而下”即“器”的领域。这表明,在我国“形而上学”是指一门抽象的研究超验的“道”的问题的学问。

在西方,和我国“形而上学”一词相通的一个概念就是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Metaphysics(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意指编排在“物理学”之后的研究抽象哲学问题的著作)。这一著作在近代传入中国,我国翻译家严复(1853—1921)依据上述《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提法将其译为《形而上学》。这一精妙的翻译,不仅体现了中西哲学的相通性,而且也表明“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研究抽象问题的学问为中西哲学所共有,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形而上学。

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哲学也就成为一种超验的研究方式。“超验”是指一切可能超出经验的认识。大致来看,人的认识具有经验和超验两大层次。“经验”认识属形下认识,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认识,具有“对象性”思维的特征。科学就属于经验性认识,主要就是通过感觉、观测、实验等方法认识事物的现象及因果联系。经验认识具有明显局限性、或然性(“或然性”是指有极大可能性但并非必然性,“可能如此但并非一定如此”)。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举例说,从“太阳今天从东方升起”并不能推断出“太阳明天一定还会从东方升起”。(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第26页)。但休谟认为,超出经验的认识对人来说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张,人既要依靠经验,又不能超出经验。休谟这种彻底的经验论就导致了不可知论,因为很明显,如果把人的认识限制在经验之内,那麽,经验以外的领域就必然成为不可认识或不去认识的领域。这就使休谟的经验论同时成为哲学史上著名的不可知论。

受休谟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经验和超验认识的关系问题上也颇费踌躇。和休谟一样,康德也认为“超验”或“超越”是不合法的,但康德认为,“一切形而下的说明方式都不足以满足理性”,因为理性具有超验的本性,正是这“超验的理念”使理性得到满足,尽管“超验”必然发生矛盾,即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知识超验地扩张到远远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也使理性本身陷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138页),但人的理性在本性上还是趋向“超验”,康德说“这恰恰是我们的理性的自然倾向的目的和用途。我们的理性,象生了自己的珍爱的子女一样,生了形而上学”。(同上,第142页)在康德看来,超验的认识虽然不能构成确切的知识,但却是维护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条件,用他的话说,“我曾不得不抛弃认识,以便让信仰有个地盘”。

实际上,人所面对的还是大量经验之外的未知事物,认识在本质上也在于探索未知。因此,人的认识就需要在依靠经验的同时超越经验而进入“形上”领域,这就使“超验”不可避免。哲学就属于超验认识,其特点就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和思辨的方法去认识事物。超验认识更具主观创造性,实为一种包含经验又超越经验的概念性认识。

“哲学即形而上学”“关於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第68、69页),海德格尔的话表明了哲学的实质,同时也表明共产主义所谓“终结哲学”的实质也在于消解哲学的形上本性。“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同上,第70页)

“形而上学”概念也受到恩格斯的歪曲。恩格斯提出,是黑格尔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并将其看作“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事实是,黑格尔所批判的只是“旧形而上学”或“过去的形而上学,如康德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学”(黑格尔:《小逻辑》,第95页),也就是在17—18世纪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而并非形而上学本身。恩格斯的曲解反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至今,中国大陆理论界和大量教科书仍把“形而上学”曲解为“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是对哲学本质的根本性歪曲。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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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 5: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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