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06日讯】10月5日，大纪元发表了我的文章《中共政法大骗局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其中谈了中共的公、检、法、司官员，利用伪造的我的电脑、U盘、MP3的鉴定结论，栽赃陷害我的违法犯罪问题。下面再谈一谈中共的公、检、法、司官员，利用伪造的881封信的鉴定结论，栽赃陷害我的违法犯罪问题。
2008年7月11日，北京第29届奥运会前夕，我因为坚持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非法抓进看守所。2009年10月7日，被非法判刑5年。
法院“认定”的我的“犯罪事实”是：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我邮寄了1000多封信。
这1000多封信是怎么来的呢？其中881封信，是我以挂号信方式寄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制作的判决书称，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人认定，881封信的字迹是王友群所写。
2009年10月13日，被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内的我，依法写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明确指出，881封信的鉴定结论是伪造的。
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制作的终审裁定书认定，881封信的鉴定结论不是伪造的。
但是，贾连春法官的这个“认定”100%是谎言。
首先，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人根本没有看到过881个信封。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时，法警给我看了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出具的一份只有几行字的证明，该证明称，从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中纪委监察部共收到王友群的信881封。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就是根据这个只有几行字的证明做出的。
其次，我不得不说，中共的公、检、法、司，包括江泽民的亲信，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为了打击报复我，到了愚蠢至极的地步。
中纪委监察部是干什么的？是中共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最高专门领导机关。根据法院的“认定”，我寄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是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寄出的，时间跨度是5年。据此，2003年11月、12月，61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2004年，365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也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2005年，365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还是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2006年，365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仍然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2007年，365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依然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2008年6月不算，1至5月，151天，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照样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这段话有些重复，但重复是必要的。按照法院的“认定”，在长达4年零5个月里，以专门查处违纪违法问题为己任的中纪委监察部领导，都没有发现我寄给他们的信是犯罪证据！
在此期间，我寄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寄给了哪些人呢？寄的最多的是我的老领导，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根据法院的“认定”，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尉健行、何勇，参与查办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大案要案的中纪委核心领导成员干以胜，都是缺乏法律常识的傻瓜！
在此期间，我给宋平等13位退休的中共老干部寄了许多信，都是请何勇、干以胜转递的。
这13位老干部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前中纪委副书记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前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根据法院的“认定”，宋平等13位老干部都是缺乏法律常识的傻瓜！
我寄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有许多也同时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根据法院的“认定”，胡锦涛也是缺乏法律常识的傻瓜！
根据法院的“认定”，我2003年11月给中纪委监察领导寄了属于“犯罪证据”的信。2004年黄历腊月二十九，除夕的前一天，公历2004年1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袁春，中纪委法规室官员谭焕民，带着两箱水果，专程到我家，看望、慰问我一家人。
我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过。我深知，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做事，特别是对待我这个被中纪委开除党籍、辞退的人，决不会脑袋一热，就上门慰问的。袁春跟我非亲非故，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感情，没有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指示，根本不可能到我家里来。
2004年过年前夕，袁春、谭焕民带着礼物到我家里来，很显然，是根据当时的中纪委常委、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书记干以胜的指示办事。干以胜是尉健行从安徽省监察厅提拔到中纪委监察部工作的，干以胜肯定是根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指示办事。根据法院的“认定”，必然的逻辑是，2004年1月20日，尉健行责成干以胜，干以胜责成袁春二人到我家，看望、慰问一个“罪犯”！
由于我当时人在北京，在中共最邪恶的政治中心，基于我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的了解，在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写信、寄信时，我就预见到日后可能有人将我的信当成我的“犯罪证据”。我事先做了许多防范工作。现在回过来看，非常有必要。
下面，就以我寄给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4封信为例，来证明881封信的鉴定结论100%是伪造的。
2007年8月10日，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查处赖昌星”的批示被泄露给赖昌星本人这一泄露绝密文件案，我写了一封致宋平等13位老干部的信《关于严肃查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的建议》。就这封信而言，我采取了7个防范措施：
第一，这封信不是写给一个人的，而是写给宋平等13位老干部的。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进看守所之日，长达335天，我未听到13位老干部说我给他们寄此信有任何错。
第二，这封信不只寄给了一个人，而是寄给了6个人，包括13位老干部中的两个代表：宋平、尉健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中的两个代表：何勇、干以胜，以及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捕之日，长达335天，宋平、尉健行、何勇、干以胜4位领导中没有一个人说我给他们寄此信有任何错。
第三，我亲笔手写了一封致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关于一封重要信件的报告》，将这封信什么时间写的，写给谁的，标题是什么，寄给谁，是否准备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等，写得清清楚楚。当时的中纪委领导，包括121位中纪委委员、18位中纪委常委、7位中纪委副书记、1位中纪委书记，监察部领导包括1位部长、3位副部长。我将这封信向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报告了，那么，这120多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都有责任证明这封信是否存在违法问题。
第四，上述6封信，是在写作当天，在北京市新街口邮局，以挂号信方式邮寄的，信封上有我的真实姓名、地址、邮编，挂号凭证分别是： XA04849347711、XA04849348511、XA04849349411、XA04849350311、XA04849340111、XA04849333511号，发票号码是：08238264号。
第五，这是一封准备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信。因为我写的任何反映我的真实想法的文字，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公开发表。但是，我自信，这封信经得起全世界人民的检验。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全文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70亿地球人中，凡是有常识和正义感的人，都可作证。
第六，我写作、邮寄上述信符合宪法的明文规定。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七，我复印了原稿。因为涉及到法律上的是与非，罪与非罪，虽然这封信带有党文化的痕迹，但是，从头到尾，从法律法规依据到事实到要求，现在看来，仍然经得起历史检验。这封信的正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40条规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正确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对违反本条例，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的，视情节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9条规定：“‘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第3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公民发现国家秘密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机关、单位；有关机关、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作出处理。”
厦门远华特大疯狂走私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生的涉案金额最大，涉案领导干部最多、在国内外影响最坏的严重腐败案件之一。在该案主犯赖昌星等70多名走私骨干逃亡境外之后，经查实：这个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
1999年4月20日，中央有关领导在中央纪委和海关总署的上报材料上批示，下令严查厦门远华走私案。这份文件毫无疑问应该是“绝密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毫无疑问应该是最核心的国家秘密！极端反常的是，该案主犯赖昌星居然比中央专案组负责人早6天知道了批示的内容。赖昌星是1999年6月逃亡境外的。从得知中央领导的批示到出逃境外，赖昌星有足够多的时间全方位、大规模销毁证据，转移走私资产。国家因此蒙受的损失到底有多大，难以估量！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当时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副组长是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当时的监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也就是说，赖昌星居然比何勇、牟新生、干以胜3位领导早6天知道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这个事实表明：第一，这个泄密者肯定在中央最高层核心机关工作；第二，这个泄密者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他胆敢泄露上述核心国家秘密，他就胆敢泄露其他核心国家秘密；第三，不及时查处这个泄密者危害巨大；第四，中央专案组应该对此案高度重视并一查到底。令人奇怪的是，至今8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从未听到、看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泄密者被查处的任何消息。既未见到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消息，也未见到他受到法律制裁的消息，更未见到他被全国各大媒体公开点名批判的消息！将这个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泄密者定性为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恰如其分！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的上述明确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上述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上述明确规定，我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中共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郑重建议：立即依法严肃查处这起中央最高层核心机关的重大泄密案，并将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绳之以法，并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公开点名批判！
2007年8月10日于北京
上述泄露绝密文件案，发生在1999年。至今20年过去了，这个隐藏在中共最高层、最核心机关、肯定收受了赖昌星巨额贿赂的严重腐败分子，一直无人查处；而我这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揭露严重犯罪问题的信，这封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信，居然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为我的“犯罪证据”！
1949年10月1日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前，许多中国人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中共当政70年，不断向中国人灌输无神论的歪理邪说，让人不相信做坏事，老天爷看得一清二楚，做坏事会遭恶报，以至于许多人，特别是中共公、检、法、司的某些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干坏事。
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人伪造881封信的鉴定结论的手法并不高明，却在中共的首都北京，历经公、检、法、司的许多官员之手，硬是被“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犯罪事实”，并被掩盖长达10年之久！
为什么？
因为中共搞的是“党天下”。党高于一切，党大于一切，党领导一切；党管立法、执法、司法；党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党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党是“真理的化身”，“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跟党“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
党说白的是黑的，你就必须跟着说白的是黑的，党说黑的是白的，你也必须跟着说黑的是白的，否则，党就整你没商量。70年来，党一直在这么干！
在我亲历的刑事诉讼全过程中：检察院对公安局的监督等于零，初审法院对检察院的监督等于零，终审法院对初审法院的监督等于零，监狱系统对终审法院的监督等于零，纪检监察对公、检、法、司的监督等于零，舆论监督等于零，民主党派的监督等于零，民众的监督等于零！
于是，上述反科学、反法治、反人权、反常识、反自己的闹剧，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眼皮底下上演了。中共法院要治我的罪，却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变成了傻瓜！
一叶知秋。中共公、检、法、司联手制造的上述大骗局，将中共的邪恶本质暴露无遗。
到了2019年，中央政法委将在中国大陆暗中做坏事的流氓手段，直接搬到香港的大街小巷，在全世界人民瞪大眼睛盯着的情况下作恶，没有任何羞耻感，直接裸奔了。
刚才，我看了一段视频，满眼含泪。一位80多岁的香港老大爷，站在街边，请求满大街全副武装的警察，放过那些小孩子。他说：“流血流够了，不要再做了，3个月了，求求你们了，放过他们吧。他们只要民主，不要钱，不杀人放火，你小心你的小孩子遭报应啊！做回一个好人吧！上天有眼啊，看着你啊！”“我没见过抓这么多小孩，日本皇军都没有抓这么多小孩，居心何忍啊！我80多岁了，应该享受民主，现在没有了，你打死我好了，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不想看到这个场面，这是地狱啊，不是人间，不是香港！”
物极必反。中共政法大骗局确实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