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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吴国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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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2月01日讯】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则呈现为人类活动对时间的切割1。从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再到后来的改革,中国的当代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断裂的过程。本文认为,这种断裂同样表现在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换句话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连续过程;相反,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于这个断裂,本文判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进行了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次改革。第一次改革,起始于70年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夏季,而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天,大体展开并持续于90年代。简要地说,本文提出一种“两次改革论”,以解读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为什么说中国当代历史上存在这样两次改革?两次改革的区别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将是本文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为什么会出现两次改革?两次改革这种历史发展的存在,对于解读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道路,具有什么意涵?对于展望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回应这样的问题,从而在论证并建构“两次改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它的历史和现实启示,是本文的另一个任务。为此,本文以下将首先对比改革与“二次改革”的不同,从而在这样的历史考察基础上建构所谓的“两次改革论”;继而试图阐发改革与“二次改革”的这种不同所具有的丰富政治经济学涵义,解剖在“二次改革”中所发生的“专制资本”现象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涵义。

整整两年以前,笔者拜《二十一世纪》赐予篇幅,提出“改革终结论”2,试图在官方营造甚至神化的“改革话语”和民间某种一厢情愿的“改革幻想”所交织的思想混沌之中,清理出某种可能更为贴近中国现实发展状态的概念,以判断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毋庸讳言,本文是“改革终结论”的延伸。它试图还原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思考“改革”这一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并从中寻求理解当今中国种种令人困惑的奇怪状态的某种锁钥,为中国下一步出路寻找一个可能的思考出发点。从改革,到第二次改革,再到今天改革终结之后的“后改革”,后毛时代的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历史道路?这样的历史道路对于这个民族的前景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就是对此做出反省的一种尝试。

一、改革与“二次改革”:不同的起源和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始于197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午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将之简称为“戊午改革”。这次改革,在本文看来,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就结束了。由于它大体上是在80年代进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80年代改革”。1989年之后,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进程完全停顿,甚至没有进行任何起码的经济改革。直到1992年春天,改革浪潮再度涌起,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早在十年之前,我已经注意到这是“第二波改革”,是应该与第一波改革有所区分的3。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本文发现,1992年开始的改革,与70年代末发动并盛行于80年代的改革相比,具有多方面的重大不同。这些不同,足以让我们认为这是“第二次改革”。

那么,什么东西足以区分这样两次改革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观察。

首先,两次改革的肇源方式不同。尽管无人否认毛之后中国改革派领导层在发动中国改革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也已经无人否认,中国70年代末期的改革,事实上肇源于底层和社会。作为中国改革启动项目的农村改革,并不是开始于任何官方改革政策的出台;相反,它首先是农民的自发动作,继而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默许、呼应和支持,从而蔚为壮观,形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大面积地改变中国的改革潮流4。甚至城市经济改革(主要是企业改革),也不是在中央领导层的发动下开始,而是首先在地方层面得到当地富于改革意识的领导人支持,继而席卷全国。同样,70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图景,如果没有突出“西单民主墙”,而仅仅谈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那也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即使是这样的中央会议,即使是在中央改革派领导人直接主持下展开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看到,也不是完全由上层领导人计划、发动和主导的。相反,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嘴八舌”,日程超出了当时领导层的控制5;“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轫文章,则来自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如此种种,在在说明,中国70年代末期改革的发源,并不是来自某个伟大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而是来自社会的自发动作,来自于在当时政治态势下这些动作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层的支持这样一种历史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1992年开始的“二次改革”,其起源方式与“戊午改革”的发动几乎完全相反。“二次改革”仅仅是由于一个事实上仍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残年老人的所谓“南巡”而起始。当然,没有人否认,邓小平这样登高一呼,马上得到了社会和地方风起云从的反应,第二次改革的浪潮因此才会迅速席卷中国。但是,尽管两次改革的发动过程都具有上下结合的因素和背景,这种不同还是形成了强烈对比:第一次改革是自下而上肇始的,无数普通民众在这里扮演了创造历史的角色;第二次改革是皇帝一般的人物所谓“出巡”所发动的,民众不过是被动者。我们知道,在认识事物的性质时,对于其起源方式的认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不同的母亲,不同的分娩方式,不会诞生出同一个孩子。70年代末期和1992年以这样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两件事情,怎么可能混为一谈呢?即使它们都被称之为“改革”,那又怎么可能是同一场改革呢?

围绕农民,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农民地位和农村改革局面的不同。在80年代改革中,农民不仅扮演了改革发动者、创始者的角色,而且,他们也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通过改革而迅速提高,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景观。通过制度变革,农民迸发出高涨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不仅改善了他们自己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即基本陷入贫困的那种非人生存状况,而且为整个社会积累了实行持续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也通过制度变革而大大摆脱了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状态,从人民公社的重重捆绑中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独立生产的“自由人”;农民还通过这种制度变革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大大有助于改变1949年以来所建立的那种制度性歧视农民的社会架构和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具有改革精神的国家领导层,在这期间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乐于承认并支持农民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首创精神,顺应时势地把农村改革和发展引导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切,都是第一次改革的重大特点。

尽管农村变革在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遭遇整体制度瓶颈的严重制约而大大放缓,但是,在90年代之前,农村改革的局面并没有逆转。这种逆转仅仅发生在1989年之后。在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了城市居民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之后,当局随后马上开始了一次默默的重大施政调整,把在经济上收买城市居民作为90年代施政的政策重点,以缓解城市中的社会矛盾,稳定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带。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1992年开始的“二次改革”,与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那只是负面的关系。就物质层面而言,曾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一度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的农民,在90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就政策层面而言,我们看到,“二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方针7。

很明显,从改革到“二次改革”,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几乎恰恰相反的发展轨迹:改革是削弱国家(the state)8并解放农民,而“二次改革”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虽然它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农民问题尤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何况,就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决不可以忽视。因此,农民在两次改革中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改革实质的根本问题之一。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的改革既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背道而驰,它们怎么能够说是同一场改革呢?

二、“二次改革”的神圣三角同盟:官僚、资本和知识者

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角色与命运在“二次改革”中变得黯淡的同时,另一方面,历史的聚光灯开始打在另外一些集团和社会群体的身上,召唤新的角色在改革场景转换之后粉墨登场。在“二次改革”中叱咤风云的人们,首推官僚、资本和知识者这样三个群体。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不同行为,界定了改革与“二次改革”的鲜明分野。

其中,官僚对于改革态度的变化和他们行为的相应变化,可以说,从改革到“二次改革”,使他们成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角色发生最大转折的人群。这种戏剧性的转换,无疑也是政治上最为耐人寻味的。谁都知道,“戊午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在底层民众与改革精英联手推进80年代改革的时候,他们遭遇的最大困难,就是所谓“中梗阻”,也就是来自各级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不同形式的抵抗。一直到80年代后期,这种“中梗阻”的力量之大,以至参与经济改革的知识精英提出什么“新权威主义”,主张中央主持改革的领导人以铁腕对付各级反对改革的官僚9。同样,在政治改革的提出、讨论和贯彻过程中,也是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官员,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10。所谓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及其体制化所提出来的11。

然而,这些在1988年看来还顽冥不化、似乎准备用他们的花岗岩脑袋筑起新的血肉长城以抵挡市场化冲击的中国各级官僚们,到了1992年,却几乎一夜之间就“咸与维新”了。不错,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也面临某种来自内部的抵抗或至少是冷淡,但是,这不是来自各级官僚机构的抵抗或冷淡,而仅仅是最高层几个领导人的一时转不过弯子。什么“弯子”?从不改革、反和平演变,到再次改革。这一玄机本身已经说明,1992年开始的是“二次改革”。而1992年的改革一旦开始,我们看到,它恰恰是以各级党政官僚为基本动力。在90年代,还有任何人抱怨什么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反抗吗?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听到和看到的,是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可能超过了社会上任何其它阶层,甚至超过了私营企业家阶层。不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腐败也好,什么其它东西也好),也不管其可能的政治后果是什么(经济过热也好,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好),反正,我们可以说,仅仅官僚与改革的关系的不同,已经构成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样两次改革的第三个重大差别。

第四个差别表现在知识份子与国家的关系上面。这里同样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质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80年代改革中,知识份子一面与国家在政治上具有张力,一面却在改革进程中实行着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合作12。90年代,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群体与国家之间的那种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往两个极端的方向演变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对大多数知识份子来说,蜕变成为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在紧张的一端,也就是对于另外一小部分知识份子来说,则遭遇与国家在政治上相互对立与排斥的状态13。这种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识份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为政治依附意味着知识份子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而处于被排斥状态的知识份子,则既无可能借助国家权力影响社会,也因处在权威主义的高压下而无能诉诸社会运动以寻求政治理想。

对比之下,80年代知识份子与国家的那种关系,一方面为知识份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此前少见的政治通道,从而强化了知识份子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为权威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形成了难得的政治和智识氛围,从而强化了改革派领导人与社会的关联。那个时候,国家和知识份子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即否定文革,开放中国,改造制度,追求现代化。那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的结合。90年代以来以激进市场化与政治权威主义化相结合为特点的改革,则大大压缩了知识份子之作为知识份子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或者自我改造成为市场与强权双重结构的附庸,或者同时为市场与政治所排斥而边缘化。前者与国家确实有利益的“共谋”,而后者则成为利益追逐场之外的牺牲。

这种“共谋”,又岂止发生在国家与知识者之间?从改革到“二次改革”,第五个巨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和它迅速取得经济、政治乃至话语权力这一令人瞩目的现实。毫无疑问,这个阶层就是资本,或者说是资本的人格代表14。当然,80年代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实行市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化。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二次改革”,不过是在80年代改革的急速“掘进”之后的平稳“回采”。但是,改革与“二次改革”之间,就引进市场化和实行资本主义而言,所呈现的重大区别,绝不仅仅在于播种与收获、快速推进与平稳转型之间的差别。毋宁说,改革与“二次改革”在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上,存在三个根本不同。第一是历史现实的不同。80年代,中国面对的是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当然仅仅是对占全体人口极少数的城市人口而言),引进市场并采用资本主义措施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积极意义;90年代则面对市场压倒一切、资本主义铺天盖地的现实,这就是另外一幅历史图景了。第二是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同。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改革中,尽管遭遇多种抵抗,以民主为承诺的政治改革始终具有强大动能。我们知道,民主与资本主义具有复杂的政治关系,它既可以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约。因此,80年代改革的走向,是在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建构一种适应并制衡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从而努力促使“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90年代的“二次改革”,则一味放纵资本主义经济上弱肉强食的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根本放弃实行政治改革以建设民主这个对“好”的资本主义而言所必备的政治因素,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第三是国家的意图和政策不同。80年代改革的官方顶峰事件,是1987年的中国十三大,主题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民主政治;90年代改革的官方政策成果,体现在2002年的中国十六大,最为引人瞩目的宣示,是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话,80年代改革试图建设“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失败了;90年代“二次改革”,则成功地建设了目前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一体。准确地说,就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一体。所以,“共谋”不止发生在国家与知识者之间,而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国家与资本之间,知识者充其量不过是后两者共同支使的一个小小听差。这样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甚至伸展到了国际范围。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区分两次改革的第六个重要指标:即在对外关系上,从改革年代的拥抱西方文明,发展到“二次改革”的拥抱国际资本。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保守力量不断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抵御国际文化与规范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民族那种亟于拥抱人类文明的热情与向往。在对外关系上,改革逐步消解了毛时代闭关自守、与周边国家在安全事务上为敌和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为敌的锁国状态,这种消解在1989年5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访问北京中得到一个鲜明的体现。然而,80年代改革过程的血腥休止,为近代以来中国少有的这种对外关系蜜月画上了句号。紧接着,就是要全力反对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变战略了。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共产主义孤儿的世界了,除了向资本主义乞讨,哪里还能寻找奶水养活马列孽种?邓小平的九二改革,说到底,不过就是要借助西方资本来支撑共产主义政权的一种“过继”战略。所以,“二次改革”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国资本(而不一定是国际文明)的改革。共产党和资本之间,甚至别的什么党和资本之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这样赤裸相拥的热烈场面。

不过,同床不妨异梦。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虽好,它的民主、自由却是要不得的。这样一来,在“二次改革”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大体可以称之为“两张皮”的关系:一张皮,要喝奶续命,在经济、技术、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努力吸收西方资源;另一张皮,也要续命,但是那是续灵魂之命,要在政治与国家的层面保持自我。否则,喝奶把自己喝成了人家的儿子,续了命又有何用?在这样一个试图借助经济、技术、外交上的对外友好,以达成政治与国家层面压倒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的考量下,中国的国家就越发要进一步拉近它与国际资本的关系了。

三、为什么有“二次改革”?──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以上就起源、农民、官僚、知识者、资本,以及国际等六个方面的对比,已经可以证明:在70年代之后的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两次改革。就改革的起始年头而言,它们分别是“戊午改革”和“九二改革”;就改革行进的年代而言,则不妨分别称之为“80年代改革”和“90年代改革”;如果要借助某个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事件作为分水岭,那就可以说是“八九前的改革”和“八九后的改革”;如果借用某些政治人物的名字作为象征,则分别是“邓胡赵改革”和“邓江朱改革”。或者,最简单地说,就是改革与“二次改革”。

这些不同的名称,当然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那么,究竟这样两次改革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历史意涵?为什么会出现两次这样不同的改革?它们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两次改革之间的历史断裂。两次改革都是改革,甚至人们经常习焉不察地认为这是一场中间没有发生断裂、也并不具备本质不同的改革。这当然是因为,它们在上述不同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相同点。对本文来说,这种相同点,可以简约为两项:第一,两次改革都是以引进市场化、改造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改革内容;第二,这种改造是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正是这样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冲突,导致了1989年的抗议运动,也导致了80年代改革的失败。1989年天安门镇压,形成了两次改革之间的断裂。那是一党专制压倒一切的时刻。在这之后,改革停顿数年之久。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数年的停顿之后,改革以那样的方式和那样的特点第二次兴起?这个答案,同样要从这种历史断裂中寻找,要从中国改革的固有特点当中来寻找。我们看到,改革的两个基本特点虽然同样贯穿在这样两次改革之中,但是,两个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在两次改革中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状态。简单地说,80年代改革是试图冲击一党专制框架的市场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则是在一党专制框架内驯化了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90年代以来改革的社会、经济、文化进程,最终不会冲击一党专制。我们仅仅是说,80年代的改革,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起源等一系列特点,尽管不断遭遇政治强制力量的控制,但是总是也在不断试图反抗这种控制,改革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意图和力量,力图超越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90年代的改革却在主观上丧失了这种意图。换句话说,就改革的两个基本特点而言,在80年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矛盾与冲突;在90年代,这种关系则转变成为比较协调的、具有所谓“共谋”色彩的关系。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和国际根源。第一次改革兴起于全球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在遭遇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败之后出现政治反思的产物。在中国,它是对于毛主义专制权力肆虐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的批判与超越。第二次改革则兴起于一党专制遭遇致命危机之后。在中国,这首先表现为社会反抗力量对于政治专制的抗议,继而由于专制政治的暴力回答而导致国家产生了空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这其实也是一场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走到了极限,共产主义制度随即土崩瓦解,曾经在史达林主义专制下的那片广袤土地,刹那间卷入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漩涡。邓小平的九二南巡,也就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缘起,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中寻求经济发展的资源来支撑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个尝试,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尚算成功。在国际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减退、全球化浪潮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在第二次改革中出现的资本主义长足发展,不仅为专制政权提供了支撑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和国内社会基础,而且迎合了所谓“历史终结”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趋势下再一次经济扩张的势头。

在这个背景下来观察,我们不妨说,在第一次改革之中,是市场经济借助中国的国家的政治躯壳而试图达成其政治意图;在第二次改革中,则是中国的国家在借助市场经济的资源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问题的要害在于政治。我们看到,70年代末,几乎与经济改革发源于农村的同时,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响亮地在城市居民中出现,并且明确地把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界定为“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15。改革事业的领导人也同样具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改革意识,甚至配套的政治改革方案,尽管这些领导人的意识经常并不能得到官僚阶层甚至领导阶层本身的认同和支援16。换句话说,尽管第一次改革其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改革,但是政治改革在这期间从来都没有丧失其动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上构成了第一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也种下了第一次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当这种动力终于超越了国家的容忍而与垄断暴力的国家相碰撞时,悲剧几乎必然发生,问题只在于流血与否和流血多少了。

第二次改革正是发生在这样一场镇压之后。它不仅孕育于政治权威的新的高度集中,而且本身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压倒了市场化的“负面”政治效应这一基本背景下兴起的。在这里,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作为对于政治改革的替代和抵制措施而推出的。质言之,第二次改革的兴起,就是中国专制政权为了避免走上苏联东欧道路而采取的根本对策。

四、中国在专制资本下:后改革的困境

正像老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喜欢说的那样,大凡重要的思想和事件,在历史上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中国的两次改革也是这样:市场化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政治效果,在80年代末作为悲剧出现,那就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到了90年代,市场化本身成为一场闹剧,它与政治的关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所谓闹剧,无非是说这里充满了滑稽和荒谬,而不再是悲剧时代的庄严和沉重。第一次改革是建设,是在艰难困苦之中的建设,其中既有开辟草莱的“破坏”,也有破土兴工的混乱,更有新旧交替的失落;第二次改革全部是解构:解构体制,解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解构一切,除了不挑战政治体制。说到底,即使是这样一个不被挑战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处在解构之中,失去其曾经刻意为之的庄严宝相,露出来一面狰狞凶恶、一面嬉皮笑脸的双重闹剧嘴脸。

狰狞凶恶的并不仅仅是专制政治,而是包括与专制政治血肉相联的资本;同样,嬉皮笑脸的也不仅仅是那种除了金钱一切都可以不在话下的纯粹市场逻辑,同样包括儿戏民脂民膏、民意民生并时时展开流氓逻辑的专制政权。正是这种专制与资本、狰狞与嬉皮的近乎完美的结合,才是中国今日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之底蕴。这已经不是70年代末期的贫穷而伪善的专制,也不再是80年代末期的骚动而蓬勃的解冻。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了金钱的专制,也有一众已经学会了享受专制的资本。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就是:资本来到中国,从头到脚流着专制的血脉;而专制在中国苟活,则更是从里到外借助资本的生命。一句话,如果说,第一次改革所孕育的中国,是一个市场与专制相互矛盾的中国,那么,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国,就是一个专制资本的中国。

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专制资本,而并非资本的专制。专制资本以专制为骨胳,以资本为血肉。尽管资本可以侵蚀专制,而专制也一定扭曲资本,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制约下,也就是在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一根本的盘算下,它们形成了共同维护专制的底盘交易。我们看到,那些仅仅批评资本的人,可以帮助专制在国际上改善名声;那些主张放任资本的人,则可以帮助专制增加厚实的物质储备。在左右逢源之中,还有什么东西可能挑战现状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合,原因在于:一个是政治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而另一个则是经济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这样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果然俘虏了无数曾经梦想自由或者公平的左派或右派们,为一切艳羡和赞美它的人们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以至大家可以高声咏叹“盛世”的呈现。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困境也正在于这种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之中。这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而弱者的优势在于人数;这是一个没有制约的机制,永远的正回馈可以使这样一个机制自行进入疯狂状态;这是一个如此的“盛世”,它的崇拜者已经不复梦想任何未来,甚至于惧怕未来。而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难道不是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吗?

注释

1 参阅David S.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4-13。

3 吴国光:〈中国在第二波改革中〉,载吴国光编:《国家、市场与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页1-16。

4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Intellectual, Legal and Governmental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5 鲍彤:〈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会议〉,载《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页34-39。

6 不必引征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仅仅看一下近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名著,就可以知道研究事件起源对于了解事物性质的重要性了。例见: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 HBJ Books, 1948/1973); 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92);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文献中,例见: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83,1997).

7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 鉴于中文概念中“国家”涵义的含混,这里特意标明“国家”是英文概念的the state,即中文一般所说的构成统治机器的所谓国家机构,而不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country)或民族(nation)。本文中,凡是把“国家”单独作为一个名词使用的时候,都是这种涵义,不另注明。

9 参见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0 参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另见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另参见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12 关于8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以及知识份子参与改革决策的情况,英文文献中有一些系统的研究。例见: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therine H. Keyser,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13 关于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与国家的关系,可参见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关于资本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政治意涵,参见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例见:Tom Hart and Torbjorn Loden, eds., Wei Jingsheng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re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5).

16 例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路版 二○○四年七月号 总第 28 期 2004年7月31日

责任编辑: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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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1 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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