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3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扪心综合报导）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利（Jenny Shipley）与其他2位Mainzeal建筑公司的前董事一起，本周二（2月26日）在奥克兰高等法院接受宣判。他们因违规负债运营遭到倒闭清算的Mainzeal多年造成债权人更大损失，而被责令支付巨额赔偿金，每人最多可达600万元。
主流媒体报导说，因为这起案件牵扯到华裔富商操作、以及Mainzeal对中国母公司输送巨款、并导致新西兰债权人损失高达上亿元等一系列问题，这让这位一直走在与中共交好最前沿的女爵士（Dame，也译作夫人），这次不但被涮、赔惨，还进一步搭上了自己的声誉；不仅丢了里子，也丢了面子。
两个高调董事职位悬了？
新西兰电台报导说，这个判决让希普利能否保持住两个高调的董事职位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说，鉴于这个法庭判决，希普利在新西兰中国委员会（China Council）执行委员会中的角色，已经成为内阁高级部长们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本周，因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太平洋地区访问，报导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希普利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会被重新评估。
希普利任董事的新西兰中国理事会成立于2012年，是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是一个与新中关系有关的跨部门组织。
虽然中国理事会的运营资金有大约三分之二是通过外贸部的年度拨款从新西兰政府获得，但这个机构被一些新西兰的专家和评论人士批评为“北京的传声筒”，在新西兰为北京办事。
惠灵顿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学者瑞德尔（Michael Reddell）上周发表文章指出，最近几个频频在媒体上高调发声、声称新西兰不能得罪了中共的人，都是中国理事会的成员。很多新西兰的前外交官员、政客、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商人等都是这个理事会或其它类似机构的成员。
希普利担任多个与中国有关的高级董事职位，其中最高调的两个就是新西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和新西兰中国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成员。
针对她的新西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资格，彼得斯上周在国会公开提出质疑。他说：“这实际上异乎寻常，一个对银行业知之甚少的人，居然负责中国第二大银行”。
报导说，在法庭判决后，希普利的新西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身份也受到了监管新西兰银行注册的储备银行的关注。新西兰储备银行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我们将饶有兴趣地阅读法庭的判决书。”
瑞德尔在星期三发文说，鉴于前一天刚刚判决的Mainzeal民事诉讼案中希普利的种种表现，“新西兰中国建设银行的老板、客户和投资者，都会首先质疑希普利是否应该留在该行的董事会里面（做主席）”，“由这样一位前小学老师、没有特别的银行业专业知识、又没有提出严厉问题并坚持到底的信誉来做一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我会非常担心”。“要不要把钱放在这家银行里，我会很犹豫。”
瑞德尔继续说，但作为银行监管部门的储备银行却没有这么多选择。“不论是她自己主动辞职，还是这家银行的老板把她驱逐出去，储备银行都应该明确表示她继续留在董事会（更不用说担任董事会主席）是储蓄银行无法接受的。”
接受党媒采访 希普利刚得“教训”
前几天，希普利刚刚因为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把她两个月前对《中国日报》的访谈变成了她的署名文章、并在新西兰各界都在讨论是否新中两国趋于关系紧张的敏感时刻发表出来，而遭到新西兰各界的批评。尽管她后来出面解释这篇文章不是出自她手，但也对美国的CNN电视承认里面的话都是出自她口。
希普利在文中盛赞中共颇具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让很多新西兰人都觉得做得太过。据报导，政府高级部长们都认为希普利的评论没能把新西兰的利益、安全和福祉放在第一位，副总理彼得斯直指此事“非常不明智”，甚至公开谴责她“出卖新西兰的利益”。
司法部长安德鲁·利特尔（Andrew Little）则表示，中共党媒不是可靠的新闻来源，只是中共的宣传工具，希普利接受这种媒体的采访，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经验教训”。
中国问题专家、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布莱迪（Anne-Marie Brady）在接受新西兰电台的专访时指出，中共党媒“惯于编造和断章取义”，希普利从最初就“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想要保护自己的名声，那你就应该非常小心，绝对不要在那些党媒上发表任何言论。”
布莱迪教授分析：“中共的一项长期政策就是针对那些他们叫作‘中国的朋友’的外国人，让他们做中共的传声筒，即所谓的‘利用外力，为我宣传’。”在中共党媒的这次造假宣传中，希普利似乎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变成了中共的宣传工具。
相信还款承诺 希普利被索赔600万
从去年开始的清算人对Mainzeal部分董事提起的民事诉讼，本周二在奥克兰高等法院裁定，4位董事因未履行职责非法交易，需承担3600万元的责任，其中1800万元将由董事长希普利和另两位董事共同分担，每人最多赔偿600万元；另一半则由Mainzeal前董事长、其母公司富国太平洋（Richina Pacific，简称富国集团）公司董事长严慈亮（Richard Yan）负责赔偿。
法官弗朗西斯·库克（Francis Cooke）表示，由于严是富国集团的重要个人股东和董事长，并受益于从Mainzeal所提取的资金，所以严在赔偿责任上所处的位置，与其他几位董事还有所不同。
所以，根据希普利等3位董事的要求，法院裁决认定严慈亮对3600万元欠款负有责任，需要承担3600万元的赔偿责任的一半。
法庭发现，在2013年破产清算时，新西兰第三大建筑公司Mainzeal，拖欠无担保债权人超过1.1亿元、拖欠有担保债权人BNZ 银行1130万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希普利在内的3位董事，之前仍旧让公司运营了5、6年，使用的运营资金是欠承包商的钱。
但3位董事一致指证，之所以允许Mainzeal负债运营，是因为严慈亮曾经保证说如果Mainzeal发生什么事，母公司将动用中国的资产，救其于危难。
不过，严在打包票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从资不抵债的Mainzeal公司转款4200多万元给了母公司富国集团，用于其在中国投资皮革工厂和房地产。
而之后，通过多次公司重组，富国集团与Mainzeal切割，这样富国集团就与后来遭到破产清算的Mainzeal没有了关联，但母公司已经从Mainzeal拿走了4200多万元巨款。
是监守自盗 还是上当被涮？
库克法官还发现，Mainzeal在2013年2月的倒闭清算，最初的起因正是由于2004～2005年间，严慈亮把从Mainzeal提取的资金转移到了母公司富国集团，用于在中国购买资产，其中包括目前价值超过10亿新西兰元的上海皮革公司（根据严自己的估算）。
但是，随着富国太平洋在中国资产的蓬勃发展，Mainzeal的财政却陷入了困难。在2004年盈利420万元之后，Mainzeal从2005年开始就陷入亏损，到了2007年，欠款已经达到4000万元；但在之后的5、6年里，Mainzeal因为严的救援承诺而继续负债运营。到2013年2月进入破产管理和清算时，其欠款额比2007年又增加了两倍，接近1.2亿元。
在清算人对Mainzeal董事提起损失赔偿的民事诉讼审理时，法院听说中共当局不太可能让钱离开中国、为其在新西兰失败的企业提供支持，更何况那笔钱已经在中国变成了固定资产。所以富国集团从Mainzeal提走的钱显然是有去无回，严的救援承诺自然也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本来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希普利从2004年开始担任Mainzeal的董事，这与严最初开始从Mainzeal抽走资金到中国投资、并使这家公司陷入困境的时间相符。希普利在任命接收人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她同时也是母公司富国集团的董事。
法庭的文件还披露，律师马克·奥布莱恩（Mark O’Brien）认为，希普利作为Mainzeal和母公司两个实体的董事，与同样在两个董事会中任职的严慈亮一样，都应该知道转出去的这笔巨款，不可能还回来。
当时Mainzeal直接拨款的对象，是富国太平洋的另一家空壳子公司MLG。2008年12月初MLG的财务报表，记录了它欠Mainzeal公司2860万元，当时MLG已经负债4480万元，根本无力还款。
Newsroom新闻网的报导说，根据严自己在上周的推断，在Mainzeal遭到破产清算的时候，其母公司富国集团已经价值高达60亿美元。按照严的数据，如果Mainzeal最初为其母公司提供的320万元贷款是作为一笔股票投资的话，那它现在可能价值高达9亿新西兰元；而严在富国集团的股份价值则超过10亿美元。
以此推算，希普利当初投资富国集团的5万美元，现在价值至少为1,450万美元（2200万新西兰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希普利在Mainzeal的破产事件中就不是无意地被骗；而400多名Mainzeal的失业员工和那些因为Mainzeal破产而倾家荡产的承包商们，就可能应了彼得斯的话——“被出卖”。
严欲在激流岛建宾馆“接待中共官员”
在Mainzeal的破产赔偿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还发现，严慈亮和妻子缇娜于2010年在奥克兰著名的旅游胜地激流岛（Waiheke）购买了一个酒庄（Waiheke Vineyards激流岛酒庄，后改为Isola酒庄），资金来自于当时已经负债累累的Mainzeal公司账户中的现金。法官说，这对夫妇是要把其用来开发酒店，让来访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享受度假村式的招待，这个时间是在Mainzeal实际已经破产但还没有进入最后清算的阶段。
法官表示：“清算人已经证实，Isola酒庄的资产包括价值190万元的Onetangi 路现有的物业，3.3万瓶葡萄酒和Russell McVeagh信托里的727,518元。保守计算，总计最少也超过300万元。”
主流媒体报导说，严在1981年17岁时就公费到新西兰留学，属于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学生之一。他后来在奥克兰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完成了经济学士学位和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报导说：“他刚到奥克兰时的财产是花花公子品牌腰带、手表、几件衣服、借来的50元”，尽管当时这在新西兰人眼里很寒酸，但在中国普通人一个月都赚不上几美元的年代，那些家当相当于腰缠万贯。
新西兰先驱报专栏作家盖诺（Brian Gaynor）曾描述严慈亮，说他每年追逐一个“新的金罐”，无法专注于一项活动、并因此去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
富国太平洋集团目前在上海设有总部，从事金融服务、房地产、消费品、零售、制造和旅游业务。
媒体报导披露，2006年严慈亮作为总裁的年收入就高达120万元，这个收入在当时的新西兰可是高得不一般。尽管公司的财务状况时不时发生困难，但严的年薪却只升不减。
另外，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中国的环保部门每年都为富国集团在上海的富国皮革厂开出污染罚单，但似乎撼动不了富国集团。严慈亮还出任中国皮革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的官方职衔。
本周的法庭判决还表示，严使用Mainzeal资金在激流岛购买酒庄，目的是“为中国共产党官员开发酒店”，所以网上有网友发问“到底是谁在掌管富国集团”？
责任编辑：徐亦扬
